3.4 稳定与发展的消长关系
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论中有个著名论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生物学家就猜测：适者，意指系统稳定。用数学模型的语言说，结构优化的结果必趋于稳定，或稳定等于优化。控制论专家艾士比等人（Gardner and Ashby，1970）做过猜测：生物越复杂，系统就越稳定。这个问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分别受到控制论和理论生物学界的关注。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以为越复杂的事物当然越稳定，因为生物进化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高级动物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可以视为具有很好的稳定性。但艾士比通过计算机模拟得出：对线性模型而言，变量越多、系统越大（越复杂），就越不稳定。物理学家出身的理论生物学家梅依（May，1974）对混沌理论有过开创性的贡献。他建立了几个非线性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系统越复杂越不稳定。很多人不以为然，去修改模型，结果却是同样的。大家都以为模型不对，结果错了，我却以为模型没错，是先前的信念不对。科学史上，科学家们承认永动机不存在，于是发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承认光速有极限，便有相对论；所以承认复杂性增加不稳定性，必有更深的道理。因为发现一种界限，便是发现一种规律。对于越复杂的系统就越不稳定的规律，就生命和社会系统而言，其实是最自然的。一条蚯蚓被斩为两截，可以变成具有生命力的两条蚯蚓，简单生物的再生能力很强，而其他高级动物则不具备这样的再生能力。炸弹对纽约高楼的威胁远比对越南的农舍大，也是同理。
演化是一个双向过程，既可能由简单到复杂（进化），也可能由复杂到简单（退化）。不一定优（复杂先进的系统）胜劣（简单落后的系统）汰，这是中国革命的经验。原因是简单系统对抗灾害的生存能力强，复杂系统学习新的事物快，各有各的优势，关键看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复杂性与稳定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稳定与发展、安全与机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有如鱼和熊掌难以兼得。对一个民族来说，要发展得快，付出的代价就是牺牲一定程度的稳定；要追求稳定，就要牺牲一定程度的发展多样性。
美国经济学家布兰德（Blinder，1990）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日本的模式意味着什么，他注意到日本做的许多事情，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都是错的。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要自由化，不要干涉，而日本和韩国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解释的途径有两个：一是文化唯心论，即认为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经济行为也不同；二是质疑西方经济学自身的人性贪婪假设是否只是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偏见，无视东亚家庭文化中包含的合作行为。其实这两个问题可以变为一个，因为文化和经济行为是互相联系的。
日本物理学家也观察到东西文化的不同（Kikuchi，1981），他观察到的是个人主义程度的差别：假如我们用一个一维参量来表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则个人主义的极端是欧美文化，集体主义的极端是蚂蚁、蜜蜂，日本人的集体主义远比西方人强。
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竞争行为。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理性行为都是害怕风险的，这就无法理解创新行为。我在生活中注意到不同文化、性格的人的竞争方式并不一样。例如，海外老华侨做生意的方式很传统，把自己限制于几个有限的老行业，例如中餐馆、洗衣铺等。比如开中餐馆，如果一家赚钱，就连开十几家，利润不断下降，中餐馆的数量却继续增加。西方人和受过西方教育的新华侨则不一样，利润低了他们会改行，寻找利润高的行业。
由此观之，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差别很大，从勇于冒险、敢于先行的到害怕风险、宁随大流的都有。若有一种结果未知的新机会、新资源出现，对于是否前往试探会有两种相反的风险选择：偏好和惧怕。我们把敢冒险的叫个人或激进主义者，怕冒险的叫集体或保守主义者（注意，两者的称号只有客观描述之意，没有主观褒贬之心）。若这两类种群进行竞争，引入学习竞争动力学方程，两者能否共存？结果有多种可能。
传统的理论生态学竞争模型只有生物差别（物种的出生率、死亡率，也即社会学的学习率、遗忘率），没有行为上的差别（文化行为因素），其结果是竞争同样资源的物种不能共存，叫作竞争排除原理（exclusion principle）。其推论是，天下的物种数必须等于资源数。这使竞争排除原理十分任意，因为资源数是无法清楚界定和测量的。
我们引入文化行为因素后，结果就多样了。两个保守物种竞争，一个会排除另一个。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激进物种竞争，结果可能是多种共存。保守和冒险竞争，结果不确定：在环境涨落明显、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保守者将战胜冒险者；在环境涨落不大、不断出现新资源的条件下，爱好风险的人更有机会探索新的资源。所以冒险者的生存之道是不断创新，一旦停止就会被保守种群赶上或取代，也即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精神是创造性的毁灭”。这亦能解释为什么美国个人主义适合于冒险性的开拓工作，例如，软件开发；而日本人集体感强，善于从事改进型的工作，例如，机电、造船等。
可以用资源利用率来测量文化倾向。中国的土地利用率高，而西方则相反。我们可以定量观测到：爱好风险的民族，不等资源被占满，就退出去寻找新的资源；保守的民族，不愿寻找新的资源，往往竭泽而渔，让旧资源有更高的利用率。中国人干事情喜欢赶时髦，鲁迅说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必冒风险的故事，从众行为的好处是风险小，从众行为的代价是错失新的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