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举私学与占募

根据牍3的记录，南乡劝农掾番琬向县功曹汇报，吏陈晶所举私学番倚因为是正户民，不是遗脱，所以不应为私学。可见，按规定，“正户民”不应被举荐为私学，举私学的对象主要是户籍簿上没有登录的“遗脱”。因此，临湘侯国在发遣私学送诣宫时，会专门说明私学原来“无有名籍”（简10）。倘若举召“正户民”为私学，经过调查和期会集议，这些人并不会被发遣。这些未发遣的私学有专门的私学名籍简Ⅲ，仍称之为“私学”，所举正户民实际上仍获得了私学身份，只是留在了当地服役。因此，我们认为，地方官府在选举私学的过程中，官吏应选举遗脱为私学似乎并未被严格执行，只是发遣私学时才会严格限定其身份为遗脱，这应当是为了应付上级机构的追查。

官吏所举私学之遗脱或正户民身份，地方官府一开始并未作严格处理。这主要是因为，官吏严格按要求推举遗脱为私学并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举私学实质上是孙权要求官吏将依附于他们的遗脱贡献出来。可是，这又直接损害了官吏的利益，官吏不情愿应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时，地方长官既受到了皇权的逼迫，又面对着官吏的普遍抵制，在皇权与官吏群体的博弈中，主管者只好在兼顾双方的同时，寻找对策，将举私学应付过去。

当时本来就存在正户民“给私学”，其简例如下：

159. 弟……给私学　　信妻大女利年卌二　（贰·1972）

160. 嘉禾五年绪中里户人公乘黄□年卅六筭一给私学（肆·678）

161. 嘉禾四年广成里户人公乘周符年廿二给州私学　（肆·2081）

162. 私学番胆年六十七　妻汝年五十二　子男生年五岁（捌·3643）

163. 阳贵里户人公乘私学□□年卅六筭一（柒·1793）

164. 吉阳里户人公乘私学□脱年卌二筭一聋耳（柒·1874）

165. 入广成乡故私学娄九二年限米十一斛胄毕嘉禾元年十月十九日□丘娄都付三州仓吏谷汉受　中（叁·3784）

166. 其五户私学新吏（肆·528/1）

167. 其三户私学吏子弟限（肆·701/1）

168. 其一户私学（肆·2829/3）

169. 其二户私学帅客（柒·5477）

户口简160—164不仅记录民爵“公乘”，有的还要纳筭，正户民给私学并无疑义。[202]而简165记录的“故私学”似乎表明编户民给私学有一定的期限，不必终身服役。既然正户民可以“给私学”，只要不发遣诣宫，主管者就可以上下其手，以此为幌子将官吏选举正户民为私学遮掩过去。

与正户民给私学看似捍格的是，牍4云：“（索）簟一名专，与州卒潘止同居共户，本乡领民，不应给私学。”有研究认为，“本乡领民”指国家控制的正式户口，亦即所谓国家正户。索簟“不应给私学”表明“凡属国家正户民，均不应被征召、征发服私学之役”。[203]如此一来，就与简160—164的记录相矛盾。为此，我们不妨对于牍4进行重新解读。

我们认为，索簟“不应给私学”，问题出在“与州卒潘止同居共户，本乡领民”之上。吴简户籍簿中常见分计简166—169，诸如简168这类“其一户”的分计简，迄今所公布的，都只记录一种身份。换言之，一户之内的男子通常只承担一类吏役。如：

170. 草言府大男五杭不是卒子弟不应给卒事　八月卅日兼兵曹掾潘因（？）白（柒·770）

171. 县吏黄讳年六十四　讳妻大女州年五十　讳子男原年廿九给县吏（陸·1066）

据简170，似乎只有卒子弟才有给卒之资格。[204]据简171，县吏黄讳之子黄原仍给县吏，孙吴嘉禾年间吏卒身份当逐渐具有代际传袭的趋势。至孙吴末年，陆凯视“分一家父子异役”为恶政而上疏孙晧。[205]据此，索簟与州卒潘止同居共户，就意味着必要时索簟应“给州卒”，或服与州卒相近的吏役，[206]但不应“给私学”，因为“私学”与“州吏”为两种不同的身份。同时，文书还强调索簟为“本乡领民”，记录在乡里户籍簿上，归乡吏管辖、统率，需要在本乡服民役，因此，官府不能征调去“为私学”，发遣送诣外地服役。由此看来，正户民“给私学”是有条件限制的，同其他给吏一样，一般从户品低下且未承担吏役的民户中选任。索簟不应给私学，并非因其正户民身份，而是其所在民户给州吏，其本人又需要在本乡服役，故不能“给私学”。

“给私学”一般记录在户口簿籍中，为经常性的吏役征派，应归户曹管理。而举私学很可能只是孙吴临时的举措，迄今吴简中的相关记录集中在嘉禾二年底，按要求针对的是“遗脱”，并被要求发遣送诣建业宫。如果正户民被推举为私学，并发遣至外地，就会影响当地的派役。所以，户曹最关心的，并非正户民在当地“给私学”，而是正户民被举为私学后，是否被发遣至外地。易言之，户曹并不关心正户民的私学身份，关切的是他们应留在当地服役。因为一旦发遣至外地，就会影响户曹征派赋役的职能。为此，户曹会对发遣正户民私学进行申诉，如：

172. 户曹言□遣私学谢达本正户民不应□遗脱□□事　□月八日领户曹……白（柒·1464）

173. 户曹言部典田掾蔡忠吴乐区光答私学廿人事　三月廿六日领书佐鲁堂封（柒·4433）

简172原注“‘遣’上□左半残缺，右半从‘攵’”，[207]吴简中“殳”常写作“攵”，该字当释作“发”，“发遣”一词吴简中常见（如牍3、5）。对于“不应□遗脱”，既然谢达为正户民，按牍3的记录，就应写作“不为遗脱”，而不必记作模棱两可的“不应”。按牍9的记录“正户民不应发遣”，“遗”“遣”形近易讹，我们认为“不应”后亦为“发遣”（“不应发遣”又见于简叁·8399、8400、8402、8407等）。结合举私学簿的内容，其文意大致是，户曹申诉，功曹将要发遣私学谢达，但谢达原本是正户民，不为遗脱，不应发遣。如前所述，私学谢达最终没有被发遣，而是在当地选任为县吏（简5·231）。

由此看来，成为“私学”的途径主要有二：一为主要由功曹主持的“举私学”，按规定其对象限定为“遗脱”，且可能会发遣送诣宫或大屯；二为主要由户曹操办的“给私学”，其对象是部分“正户民”，在当地服役。然而，这两种看似并行不悖的途径，却引发了许多纷争（参牍3—5、9），其申诉与核查的重点则是：“正户民”是否应选举为私学，又是否应发遣。

举遗脱为私学，是孙吴安置流民的一项措施。令人疑惑的是，安置流民最常见的且行之有效的方式是政府下令“占上户籍”，令流民就地入籍，如吴简中明确记录有“新占民户”（贰·3186、3198），规定了“方远客人皆应上户籍”（肆·4483）、“受居方远应占著户籍”（肆·4492）；而私学名籍简Ⅰ记录的籍贯，将私学名籍简Ⅱ中籍贯原为长沙、居处在临湘的私学，皆登记为“临湘”，很可能也将遗脱私学就地落籍。那为何孙吴不直接这么做，却先要求官吏按秩级推举人数不等的遗脱为私学呢？侯旭东将吴简私学与孙吴的占募、领客制联系起来进行讨论，拓宽了研究思路。[208]本章在此基础上，申论举私学纷争背后所反映的孙吴皇权与将权之间的占募之争。

汉魏之际，社会动荡，流民现象较为严重。在孙吴建国的过程中，流散、遗脱为孙氏及其将领募兵的重要来源。孙策认识到“汉祚中微，天下扰攘，英雄俊杰各拥众营私”，于是，他向袁术求其父孙坚遗部，从其舅丹杨太守吴景，“收合流散，东据吴会”，[209]又遣孙氏宗族如孙辅等人“招诱余民，鸠合遗散”。[210]孙氏势力得以迅速壮大。孙权统事之初，又遣诸将凌统、潘璋、朱桓、陆逊等召募遗散、伏匿，以为部曲。[211]召募遗散、伏匿即推行“占募”。以凌统为例。建安二十年（215），孙权率军征合肥，为魏将张辽所败，赖凌统率亲近三百人捍卫才得还。事后，凌统“痛亲近无反者，悲不自胜”，孙权“倍给本兵”，以示安抚。至于“倍给本兵”，似乎并非仅调拨军队给凌统，还允许了凌统进行“占募”。据《凌统传》载：

统以山中人尚多壮悍，可以威恩诱也，权令东占且讨之，命敕属城，凡统所求，皆先给后闻。统素爱士，士亦慕焉。得精兵万余人。[212]

“山中人”指的是山越及逋亡，是“正户民”之外的遗脱。孙权令凌统“东占且讨之”。“占”，按《汉书·宣帝纪》“流民自占八万余口”，颜师古注“占者，谓自隐度其户口而著名籍也”，[213]《后汉书·明帝纪》“流人无名数欲自占者人（爵）一级”，李贤注“占，谓自归首也”，[214]凌统“东占且讨之”，便是将山中遗脱入籍，以充兵役，亦即所谓的“占募”。不仅如此，孙权还敕令属城“凡统所求，皆先给后闻”。“给”，可能与吴简中常见的正户民任“给吏”（包括“给军吏”“给州卒”等）有关。孙权既然已经允许凌统占募遗散，似乎不应敕令所在郡县满足凌统所求，供应给吏。因为孙权一般只允许诸将“鸠合遗散”，如陆逊部伍东三郡，遭到了会稽太守淳于式的控告，称他“枉取民人，愁扰所在”，[215]说明孙权并不允许将领强募编户民。这与吴简中正户民不应举私学，更不应发遣的要求相一致。孙权例外地允许凌统征调编户民，应当是对凌统以死护卫的特殊嘉奖。凌统也利用此机会大开占募，原来他痛失亲近约三百人，通过占募居然得精兵万余人！

孙氏及诸将通过召募遗散，征讨山越、宗部，分割劳动力，并确立了分配利益的领兵与复客制度，[216]这固然迅速壮大了军事实力。然而，听任将领占募（孙吴立国后，占募逐渐从募兵转变为纠集部曲、私客等依附者），容易导致诸将势力过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即使孙权父子极力加强皇权，后来邓艾仍认为“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217]这反映了孙吴皇权与将权长期共存的事实。不过，共存的背后充满了斗争，孙权与诸将围绕着占募权就展开了博弈。据《吴书》记载：

骠骑将军步骘屯沤口，求召募诸郡以增兵。权以问（潘）浚，浚曰：“豪将在民间，耗乱为害，加骘有名势，在所所媚，不可听也。”权从之。[218]

步骘屯沤口在黄武五年（226）至黄龙元年（229），值孙权称帝前后。此时不仅三国鼎立的格局业已形成，而且孙吴政权日趋稳固，社会也逐渐安定下来，遗散日渐稀少。在这种情形下，步骘“求召募诸郡以增兵”，乞募的显然并不止“流散”“伏匿”。因步骘为临湘侯，又屯兵长沙沤口，一旦孙权应允他占募，长沙郡县会尽力满足步骘所需，大量正户民就会通过募兵的途径成为步骘的部曲。孙吴豪将分驻各地，如果任由他们召募，不仅会导致编户民减少，强宗豪族也很可能会发展成为地方割据势力。东汉末年以来军阀割据的殷鉴不远，于是，孙权以担心募兵耗乱民间、在所所媚为由，拒绝了步骘的请求。

孙权不但不允许步骘召募增兵，而且开始普遍禁止诸将占募。黄武年间骆统上书称：

尤以占募在民间长恶败俗，生离叛之心，急宜绝置，权与相反复，终遂行之。[219]

占募之所以“在民间长恶败俗，生离叛之心”，从凌统、陆逊占募的情形来看，诸将占募时采取讨伐、清剿等暴力手段应是普遍的做法，强征编户民为兵也应是经常的现象。至黄武年间，社会日趋安定，遗脱渐少，在此情形下，即使允许诸将严格按规定占募遗脱以为兵，其难度也只会越来越大，以致后来诸葛恪感叹“国家劲兵之地，皆已空尽”，[220]再开展占募无疑会将大量的正户民强募为豪将部曲，影响编户民的稳定、政权的稳固。

孙权绝置诸将占募不仅是维稳，还有通过限制诸将募兵权以削弱将权，达到巩固王权的目的。他之所以与骆统反复磋商，恐怕是因为王权尚未壮大到能急促地削弱诸将实力。事实上，孙权压抑诸将招致了豪将的不满。陆逊上疏陈时事曰：

顷年以来，将吏罹罪，虽不慎可责，然天下未一，当图进取，小宜恩贷，以安下情。且世务日兴，良能为先，自非奸秽入身，难忍之过，乞复显用，展其力效。此乃圣王忘过记功，以成王业。[221]

孙权称帝后，偏安一隅，对待将吏的态度不再是忘过记恩，而是科法严惩。然而，因豪将权力过大，孙权限制诸将募兵权的进展似乎并不顺利。据《陆逊传》记载：

（嘉禾）六年，中郎将周祗乞于鄱阳召募，事下问逊。逊以为此郡民易动难安，不可与召，恐致贼寇。而祗固陈取之，郡民吴遽等果作贼杀祗，攻没诸县。豫章、庐陵宿恶民，并应遽为寇。逊自闻，辄讨即破，遽等相率降，逊料得精兵八千余人，三郡平。[222]

孙权此前已绝置诸将占募，中郎将周祗居然敢乞募于鄱阳！鄱阳时归陆逊管辖，陆逊明知“此郡民易动难安”，周祗募兵却能成行，势必得到了陆逊的默许。陆逊实际上违反了孙权的禁令。周祗募兵导致民变，陆逊则借此机会“料得精兵八千余人”。不仅陆逊如此，据吴简的记录，地方官府发遣生口、叛士、罪人、私学等送诣军屯（参简72—74），虽然这些人口身份特殊，但是，从本质上说也是将吏占募部曲。可见，即使孙权绝置占募，诸将也仍然在想方设法开立占募，壮大部曲。陆逊的违逆之举，招致孙权的猜忌。陆逊去世后，孙权还“以杨竺所白二十事问（其子陆）抗，禁绝宾客，中使临诘”。[223]

陆逊嘉禾六年的募兵属非常之举，此后，诸将募兵在《吴书》中鲜见。而吴简所记录的发遣遗脱及身份特殊人口送诣大屯的人数也并不多。孙权绝置诸将占募应收到了成效，使兵权逐步集中到中央。后来诸将计划增兵，不再是请求召募兵卒，而是乞求中央调拨军队。如陆抗临终上疏云：

臣往在西陵，得涉逊迹，前乞精兵三万，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阐以后，益更损耗。今臣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弊日久，难以待变。[224]

陆抗在请求中央调拨精兵三万而未被许可的情况下，并未如其父陆逊一样强行募兵，而是再次上疏乞求增兵。这恐怕是孙权通过禁绝诸将占募等手段，削弱将权的结果。

耐人寻味的是，孙氏绝置诸将占募，自己却大开占募，还让宗室诸王掌兵，努力扩大皇室的军事实力。陆抗称：

臣愚以为诸王幼冲，未统国事，可且立傅相，辅导贤姿，无用兵马，以妨要务。又黄门竖宦，开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诏简阅，一切料出，以补疆埸受敌常处，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信其赏罚，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谐大事，此臣之所深戚也。[225]

内侍亲近之臣开立占募，显然是在孙晧的授意下进行的。皇室占募也不再局限于召募遗散，连士兵、编户民也成了投附者。在此一废一立之间，将权与皇权此消彼长。为了进一步削弱诸将势力，孙氏还试图剥夺豪将的宾客、部曲。陆逊去世后，孙权禁绝陆抗宾客。[226]又据《世说新语·政事》载：

贺太傅作吴郡，初不出门。吴中诸强族轻之，乃题府门云：“会稽鸡，不能啼。”贺闻故出行，至门反顾，索笔足之曰：“不可啼，杀吴儿！”于是至诸屯邸，检校诸顾、陆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众。陆抗时为江陵都督，故下请孙晧，然后得释。[227]

孙晧时期，顾、陆大姓因役使官兵及藏逋亡而获罪。至凤凰三年（274）七月，孙晧还“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228]孙晧未通过地方官府搜求亡叛，而是专派使者执行，所针对的恐怕还是那些地方的强宗豪族。可见，孙氏对豪将的部曲、宾客有严格的限制。

吴简所记录的嘉禾二年“举私学”是分析孙权占募的一个切面。嘉禾年间，孙吴国势基本稳固，诸将被委以方面之任。长沙郡临湘侯国不仅先后有临湘侯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屯驻长沙沤口，驻守武昌的太常潘浚也可以通过行政管辖进行遥控。吴简中有不少关于步侯、吕侯、潘太常领有部曲、宾客的记录，如太常潘浚：

174. 大常部曲大女刘汝七百租钱　（壹·6027）

175. ·右大常□客二[229]人（叁·2329·39）【注】“客”上□笔画已残，据存墨似为“任”或“佃”字。

176. 大常物故客武陵梁□妻□年□二（叁·2356）

177. ·其一人大常客不应发遣（叁·8399）

据简174记载，太常部曲仍需要缴纳租钱，简175、176记录的是随潘浚征讨武陵蛮的作部工师及家属，[230]这些情况表明部曲并非诸将完全私有，对国家仍负有义务。不过，简177却记作“大常客不应发遣”。该简的前后简为：

178. □叩头死罪死罪敢言之（叁·8393）

179. ·右五人选举未得人重绞促得人具言（叁·8394）

180. 其一人他坐不应举人（叁·8395）

181. 勤绞促羜宋□推求主羜宋……复言□□□（叁·8397）

182. 私学临湘邓青年廿一（叁·8398）

183. ·其十七人□□民不应发遣（叁·8400）

184. ·右一人（叁·8401）

185. 其五人……不应发遣（叁·8402）

186. □言君叩头叩头死罪死罪案文书今……（叁·8403）

187. 丞丁琰□□□□□（叁·8404）

188. □癈所为游散不应发遣□□不在未知所在（叁·8407）

这些简因淤泥粘连的缘故，清理号相连，记录了临湘侯相郭君、丞丁琰，以及私学、选举、推求、发遣或不应发遣，内容与举私学簿密切相关，且简宽（约1.2—1.5厘米）、字迹风格与私学简相近，很可能是从举私学簿离散的。由此看来，简171所记“大常客不应发遣”，应是官吏推举了太常客为私学，但地方官未将该私学发遣送诣宫。既然官吏敢推举太常客为私学，表明孙权允许甚至鼓励官吏这么做，但临湘侯国并未将其发遣，应是不敢得罪潘浚的缘故。由此可一瞥地方官在孙权和豪将夹缝之间窘迫的处境。

孙权在嘉禾二年实行“举私学”，本是为了追夺将吏、官属的部曲、私客，以达到削弱雄踞地方豪将的势力。孙权称帝以后，国家逐渐安定下来，但豪将强大的实力仍是皇权的隐患。具体就长沙郡而言，据吴简的记录，客居于此的“遗脱”，或占上户籍，或充任吏职，或成为官府、豪族的依附者，流散在外者当日渐稀少。在这种情况下，孙权推行选举遗脱为私学，显然不仅在于召合遗散，其主要用意还在于从官吏手中剥夺投附者，达到削弱地方实力派的目的。为了不至于招致豪将、官僚的强烈反对，孙权在“选举”的名义下（通过推举的方式使举主获得知人、提携属下之类的虚誉，减小阻力），要求官吏按级别推选遗脱为私学，并要求所举者应具备为吏的必要技能（“任吏”），再由功曹选任吏职，或发遣送诣建业宫服务。因遗脱日少，连从史位这样的小吏都被要求选举私学，举私学的人数并不少。孙权还要求所举私学要胜任吏务，实际上是要求豪将、官僚贡献出依附于他们的优秀人才。孙权实质上是在剥夺豪将、官僚的依附者，以增强“宫”的实力，也就是加强皇权。

然而，官吏举私学直接导致了地方豪将、官僚及其部下依附者的离去，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为此，一些官吏想方设法极力避免损失，迫使正户民等假冒遗脱被举为私学。然而，正户民被举私学会削弱帝国的统治基础，也未达到剥夺投附者的目的。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孙权还规定要发遣一定数量的私学送诣建业宫，地方官当然不敢犯欺君之罪，至少这部分私学一定会发遣所举遗脱者，因社会上流散的能胜任吏务的遗脱太少，官吏不得不推举依附者，这样就确保了一定数量的投附者从豪将、官僚那里剥离开来。这一做法似有效果，如监下关清公掾张闿举其弟子胜任吏务的南郡周基为私学，被功曹选任为从史位。

与此同时，主管者还面临着来自官吏的巨大压力。他们或选举正户民为私学，或将临湘侯国领有的遗脱推举出来。举正户民为私学，本是违规现象，然而，我们在吴简中丝毫看不到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罚，相反，这些被举的正户民在私学名籍简Ⅲ中仍称之为“私学”（参简29、172），主管者实则默认了推举正户民为私学的有效性。对于户曹、劝农掾而言，只要这些正户民私学不被抽调出去，留在当地，与“给私学”并无二致，对当地的赋役征派就没有太多不良的影响。他们不会纠缠于此而开罪众同僚。对于临湘侯相、丞、功曹来说，他们既要对中央负责，又要顺从于盘踞附近区域的潘浚、步骘、吕岱等豪将。从私学名籍簿来看，发遣的私学大多是居住在临湘乡丘上的“遗脱”。这些“遗脱”虽然未登入户籍成为国家的正户民，但是，仍在临湘侯国的控制之下，安排有本主进行管理，应是从属于临湘侯国的依附人口。官吏极不情愿推举本人的依附者，正户民举私学又有限制，于是，他们将临湘侯国领有的遗脱选举出来。这种做法最终为临湘侯国所接受，是豪将及同僚胁迫的结果，由官府负担绝大部分由举私学带来的损失。

吴简所记“举私学”是孙吴皇权与将权围绕占募博弈过程中的一个回合。孙权试图通过举私学剥离豪将、官僚的依附者，下令选官系统和地方官府来执行。然而，在具体操作时，地方官面对的是军政、民政各级机构的官吏。是否贡献私属劳动人口，又是否切实执行相关规定，对于主管者及官吏而言，其实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联合起来，主要将地方官府控制的人口推举出来。这对于孙权而言，虽然直接控制的人口增加了，但是，所增加的大多是原来半官方性质的遗脱，实际上并不利于地方官府的运作和稳定，其争夺豪将、官僚私属的目标也并未较好地实现。相反，这一举措促使豪将、官僚进一步加强私属的依附性、隐秘性。从这一角度而言，孙权推行举私学所取得的成效十分有限。正因为如此，吴简中“举私学”的记录集中在嘉禾二年底，举私学可能只是临时行为，旋即而废，在《三国志·吴书》也未留下任何直接的记载。因这些推举而来的私学与正户民“给私学”的身份一致，即使孙吴废止了举私学，他们同其他“给私学”者一样照常服役，并等待着选任为吏。举私学的停废对孙吴上下及私学本人并不会造成太多的影响。

最后，我们再来谈一谈私学身份。胡平生认为，私学享受着复除官役或减免租税的优待，可以通过举荐而入仕，私学与没入逃亡者无关。[231]王素则认为私学属于非国家正户，由逃亡户口产生，为“吏役”之一种，服私学之役者，皆有本主，依附性似较“诸吏”更甚。[232]侯旭东认为，私学起源当和学业传授分不开，还享受免役的待遇，与举主之间带有依附倾向的私人关系。[233]王子今、张荣强认为，私学是民间儒学教育体制下的受教育者。[234]于振波认为，私学是外地求学的书生，受现居住地官府的管理，并不是依附人口。[235]李迎春认为，私学就是吏的一种，其产生与秦汉时期的学吏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236]邓玮光认为，私学表示学吏者的身份。[237]

对于私学身份的分析，私学木牍提供了四点重要的信息：其一，所举私学应胜任吏务；其二，私学到始安县读书；其三，所举私学由修行吴赞管理；其四，强调私学的书画技能。[238]由此看来，私学应具有一定的知识、德行修养，还需要熟悉为吏技能。私学周基原为监下关清公掾张闿的弟子，私学张游跟随州吏李恕，又外出到始安县读书，从这些来看，吴简中的“私学”与传世文献中记录的“私学”，即私人办学、求学并非决然不同，而是有所联系。过去，有研究将吴简私学与秦汉以来的学吏联系起来进行讨论，自有可取之处。对于正户民给私学者，他们是官府挑选出来，在服役的同时，学习为吏技能，以作为吏员的后备。对于遗脱被举私学者，他们原本是追随官吏等学习技能的人，很多已成为依附者。孙吴不过是希望以“举私学”为名，将这些人从官吏那里争夺过来，担任国家的吏职。

总之，我们认为，私学是为国家所承认的，在服役的同时，学习知识技能，将来可能被选任为吏的人。私学本身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吏”，而是正户民、遗脱成为正式吏过程中的过渡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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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研究请参见胡平生《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考证》，《文物》1999年第5期，收入其著《胡平生简牍文物论稿》，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401—403页；王素《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新探》，《文物》1999年第9期，第43—46页；胡平生《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二）》，《光明日报》2000年4月7日第3版；王素《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辨误》，《考古学研究（五）：庆祝邹衡教授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75—976页；侯旭东《长沙三国吴简所见“私学”考——兼论孙吴的占募与领客制》，《简帛研究二〇〇一》下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14—522页；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7页；于振波《汉晋私学考述》，《走马楼吴简初探》，台北：文津出版社，2004年，第175—224页；王子今、张荣强《走马楼简牍“私学”考议》，《吴简研究》第2辑，武汉：崇文书局，2006年，收入王子今《秦汉称谓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729—740页；李均明、宋少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四]内容解析八则》，《出土文献研究》第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82—186页；王素、宋少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新材料与旧问题——以邸阁、许迪案、私学身份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第13—26页；邓玮光《走马楼吴简所见“私学”考》，《东南文化》2010年第3期，第66—72页；李迎春《走马楼简牍所见“私学”身份探析》，《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4期，第52—55、58页；李恒全《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私学”考论》，《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48—54页；王素《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时代特征新论》，《文物》2015年第12期，第66—70页。

[2]长沙简牍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编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

[3]目前未见该簿书的标题简。因该簿书主要记录了临湘侯国选举私学的过程，且简文中多见“举”私学，本书暂且简称该簿书为“举私学簿”。

[4]私学简泛指举私学簿中的所有简牍，其中有的简牍虽然未记录私学，但它们是举私学文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5]具体情况详见《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肆〕》附录一《简牍平面分布图、总立面示意图、揭剥位置示意图·总说明》，第755—757、792—793页。

[6]与此格式相同的私学名籍简还有：私学临湘□□年廿□（肆·4583/5）、私学临湘邓青年廿一（叁·8398）。

[7]关联简（第5盆散简及第4盆肆·3943—3960中的相关简）中与此格式相同的官吏名籍简还有“从史位桂阳吴向　”（肆·4081），按：“桂”，原阙释，今据图版补。在发掘简第5盆散简中还有3枚：从史位南郡董□年□（肆·4585/5）、右郎中庐江郑晊年五十　晊叔父年七十二（肆·5223/5）、右郎中南郡王整年卌（肆·5224/5），其简宽在1厘米以下，明显窄于私学简，且记录了官吏的年纪，应不属于举私学簿，而属“隐核新占民簿”，参见本书第二章。

[8]参见拙作《走马楼吴简中所见的“宫”》，《出土文献》第7辑，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254—266页。

[9]“言”，原阙释，今据图版补。

[10]“君”，原释作“居”，今据图版改。

[11]侯旭东《长沙三国吴简所见“私学”考——兼论孙吴的占募与领客制》，第516页。

[12]“草”，原释作“据”，今据图版改。

[13]“圭”，原阙释，今据图版补。

[14]“咨”，原阙释，今据图版补。

[15]“掾”，原释作“扬”，今据王素意见改，见其作《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辨误》，第976页。

[16]胡平生《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二）》。

[17]“遣”，原释作“遗”，今据图版改。

[18]胡平生《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考证》，《胡平生简牍文物论稿》，第401—403页，《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二）》；侯旭东《长沙三国吴简所见“私学”考——兼论孙吴的占募与领客制》，第516页；李均明《长沙走马楼吴简所反映的户类与户等》，饶宗颐主编《华学》第9、1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74页。

[19]王素《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新探》，第44页。

[20]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第237页。

[21]于振波《走马楼吴简初探》，第211—213页。

[22]王子今、张荣强《走马楼简牍“私学”考议》，王子今《秦汉称谓研究》，第732—733页。

[23]《三国志》卷六三《吴书·吴范传》，第1423页。

[24]王素根据牍1、2认为，“在窦通和张闿分别‘举’之前，谢达和周基已经分别是‘私学’和‘私学弟子’了”。参见其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时代特征新论》，《文物》2015年第12期，第67页。

[25]“推”，原释作“候”，今据图版改。

[26]“部”，原释作“邮”，今据图版改。

[27]“选”，原释作“送”，今据图版改。

[28]“债（？）”，核对图版，疑作“倩”。

[29]《三国志》卷五七《吴书·张温传》，第1330页。

[30]简40“勿失限会”之“会”，应与简42“会十一月朔”之“会”有关。过去，学界多将西北汉简此类用法的“会”理解为“集议”（永田英正《汉代の集议について》，《东方学报》43，1972年，第97—136页），或“行政召会”（李均明《简牍法制论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0—139页）。刘欣宁则理解为“期限”（《汉代政务沟通中的文书与口头传达：以居延甲渠候官为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9.3,2018年，第494页）。侯旭东认为吴简中此类“会”是对文书或事物完成期限的限定（《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性质新探——从〈竹简（肆）〉涉米簿书的复原说起》，长沙简牍博物馆编《长沙简帛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第86—87页）。依此说，“限会”则为同义连用。然而，考虑到吴简中有与举私学相关的“君教”简（牍9）以及“诣廷”审查私学的调查文书（牍3—8），在最后的期限之前，临湘侯国县廷应举行了相应的集议（议请）。“限会”应当蕴含了限期期会集议之义。

[31]采集简第39盆中有简叁·8394“右五人选举未得人重绞促得人具言”，可能是从举私学簿中离散的（详后），由此可见举私学是强制完成的任务，且存在相当的难度。

[32]“举”，原阙释，今据图版补。

[33]采集简第39盆中有简叁·8395“其一人他坐不应举人”，该简也应是从举私学簿中离散的（详后），由此看来，举私学针对的是在任官吏，如果犯事“他坐”，就会丧失举私学的资格。

[34]发遣私学的期限则在此之后，如“者会明年正月旦□□发遣皆遣吏□□与遣书到”（肆·3958/4），当在嘉禾三年正月旦之前发遣私学。

[35]“琰”，原释作“”，核对图版，该字从玉，“丞琰”又见于简壹·6095、简贰·4472“丞丁琰”，今据改。

[36]“掾”，原阙释，今据图版补。

[37]“遣”，原释作“遗”，今据图版改。

[38]“赞”，原阙释，“修行吴赞”又见于简肆·2907（原释作“诣行”，当据图版及词例改）、简肆·3993（原释作“偮行吴贷”，当据图版及词例、专名改）、简叁·4261（“赞”可据图版补），核对图版，字迹大致可辨认，今据改。

[39]“里”，原释作“异”，今据图版改。

[40]简肆·4439·21/5简文内容与此相似：“列著未喿所言黄龙二年簿不处户数下到其亟隐”，“”，原阙释，今据图版补。“喿”，原释作“还”，今据图版及简肆·4438·20人名对应关系改。

[41]“潘”，原释作“番”，今据图版改。

[42]“发”，原阙释，今据图版补。

[43]“南”，原释作“东”，简报释作“南”，今据图版及简报改。

[44]“辄操”，侯旭东据谢桂华意见，释作“曹穷”。侯旭东《长沙三国吴简所见“私学”考——兼论孙吴的占募与领客制》，第514页。

[45]简号、图版见《走马楼二十二号井发掘报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第33—34页。

[46]“一”，原阙释，参简J22—2659“倚一名文”，该木牍底端“一”字或磨损，今据文意推补。

[47]王素、宋少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新材料与旧问题——以邸阁、许迪案、私学身份为中心》，第16页。

[48]“遣”，原释作“遗”，今据图版改。

[49]“诡”，原释作“诏”。“诏课”，凡此一见。“诡课”则见于简壹·4341、4355，简贰·180、186，简叁·3424。“诡”“诏”形近。核对图版，该字末笔非横画，不应作“诏”。今据词例及图版改。

[50]“功”，原释作“户”，核对图版，字迹残缺，“工”依稀可辨，审实私学文书皆作“诣功曹”，今据改。

[51]“召”，伊藤敏雄释作“名”，徐畅释作“白”，今据图版改。

[52]“□□著”，徐畅释作“隐核人名”，今据图版改。

[53]“谢”之“”，伊藤敏雄释作“（？）”“（？）”，徐畅释作“”，今据图版改。

[54]“亿”，伊藤敏雄释作“应”，徐畅释作“宪”，今据图版改。

[55]“度”，今据图版补。又或为“亲”字。《龙龛手镜》“亲”字作“”。释行均编《龙龛手镜》，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99页。

[56]“所”，徐畅释作“以”，今据图版残笔及词例“所负”改。

[57]落款日期原释作“廿□日甲□”，今据图版改、补。

[58]该牍曾在长沙市博物馆展示。释文另参伊藤敏雄《长沙走马楼简牍调查见闻记》，长沙吴简研究会编《嘉禾吏民田家莂研究——长沙吴简研究报告》第1集，东京，2001年，第107页；徐畅《走马楼吴简竹木牍的刊布及相关研究述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3页。

[59]该牍于2015年11月27日在长沙简牍博物馆“长沙走马楼三国简牍保护整理项目结项验收会”上展出。

[60]“廿”，原释作“十”，今据图版改。

[61]该牍图版及释文参《长沙东吴简牍书法特辑（续）》，《中国书法》2014年第10期，第85页。虽然牍文中并不记录“私学”，但是，据文书格式和内容，该牍亦属私学木牍文书。

[62]“都”，原释作“北乡”。吴简中迄今所见“北乡”释文皆未安。简壹·6982、贰·8454、8864字迹仅余小半，难以辨识；简壹·3683所记之“北”笔迹漫漶，下文所记“上利丘烝赣”，又见于简壹·459“东乡上利丘烝赣”，“东乡”二字可辨识，两简日期接近，据此，简壹·3683“北乡”应为“东乡”。核对图版，“都”字构件“土”“日”“阝”皆大致可辨。今据改。

[63]“羜”，原释作“邦”，“羜”“邦”形近，今据图版及专名改。

[64]“羜”，原阙释，今据图版补。

[65]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80页。

[66]《史记》卷三〇《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1页。

[67]参见裘锡圭《啬夫初探》，《裘锡圭学术文集·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4—85页。

[68]《后汉书》卷八二下《方术列传·费长房》，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43页。

[69]洪适撰《隶释》卷一《成阳灵台碑阴》，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页。

[70]参见陈乔枞《齐诗翼氏学疏证》卷二引萧吉《五行大义》，王先谦编《清经解续编》第五册卷一一七七，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第105页；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35—237页。

[71]罗福颐《芗他君石祠堂题字解释》，《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第2期，第179页。

[72]《汉书》卷九二《游侠传·陈遵》，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10页。

[73]参见祝总斌《高昌官府文书杂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收入其著《材不材斋史学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29—436页。

[74]侯旭东《长沙三国吴简所见“私学”考——兼论孙吴的占募与领客制》，第515页。

[75]楼劲《魏晋时期的干支诏书及其编纂问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16页。

[76]《汉书》卷八九《循吏传·龚遂》，第3639页。

[77]《三国志》卷四八《吴书·三嗣主传》注引《襄阳记》，第1156页。

[78]《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郭冲三事”，第921页。

[79]《后汉书》卷八一《独行列传·王烈》，第2696页。

[80]《后汉书》卷四五《周景传》引蔡质《汉仪》，第1539页。

[81]《三国志》卷五五《吴书·潘璋传》，第1299页。

[82]《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7—30页

[83]《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破虏传》，第1096页。

[84]《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讨逆传》，第1101页。

[85]《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第1121页。

[86]《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孙登传》，第1366页。

[87]《三国志》卷一七《魏书·张辽传》，第520页。

[88]《三国志》卷五二《吴书·步骘传》，第1237页。

[89]《三国志》卷六〇《吴书·吕岱传》，第1385页。

[90]“大”，原阙释，今据图版及李均明意见补。参见李均明《走马楼吴简“草刺”考校》，《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收入其著《耕耘录——简牍研究丛稿》，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216页。

[91]“坚□”，核对图版，“坚”疑为编痕，“□”疑为“面”字。

[92]王素认为，私学诣屯、诣宫即从军。参见其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时代特征新论》，第67页。

[93]胡平生《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考证》，《文物》1999年第5期，收入其著《胡平生简牍文物论稿》，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404页。

[94]侯旭东《长沙三国吴简所见“私学”考——兼论孙吴的占募与领客制》，第515页。

[95]王素《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新探》，第45页。

[96]《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坚传》，第1096页。

[97]周祖谟撰《尔雅校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98]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92页。

[99]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64页。

[100]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壹）》下册，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页。

[101]陆德明撰，黄焯断句《经典释文》卷一四《礼记音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17页。

[102]《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595—1596页。《续汉书·郡国四》，第3482—3483页。

[103]《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晧传》，第1164页。

[104]《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孟尝》，第2473页。

[105]《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第1140页。

[106]陈垣《魏蜀吴朔闰异同表》，《二十史朔闰表》，第223页。

[107]学术史回顾参见王素《长沙吴简劝农掾条列军州吏等人名年纪三文书新探》，《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5辑，2009年，第309页；徐畅《走马楼简所见孙吴“乡劝农掾”的再研究——对汉晋之际乡级政权的再思考》，《文史》2016年第1辑，第23—26页。

[108]参见拙著《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第八章《隐核波田簿与孙吴陂塘的治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42—443页；本书第二章。

[109]“隐核”当为有所凭证或依据而进行的核实，其目的在于加强对某些重要政务的监察和掌控。参见拙著《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第八章《隐核波田簿与孙吴陂塘的治理》，第443—444页。

[110]安部聪一郎《典田掾·劝农掾の职掌と乡——长沙吴简中所见“户品出钱”简よりみる》，伊藤敏雄、窪添庆文、关尾史郎编《湖南出土简牍とその社会》，东京：汲古书院，2015年3月，第135页。中文稿《典田掾、劝农掾的职掌与乡——对长沙吴简中所见“户品出钱”简的分析》，《简帛研究二〇一五秋冬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第253页。

[111]参见安部聪一郎《典田掾·劝农掾の职掌と乡——长沙吴简中所见“户品出钱”简よりみる》，第131—139页。中文稿《典田掾、劝农掾的职掌与乡——对长沙吴简中所见“户品出钱”简的分析》，第250—256页。

[112]批字“已”，原阙释，今据图版补。

[113]批字“已”，原阙释，今据图版补。

[114]楼劲《魏晋时期的干支诏书及其编纂问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16页。

[115]图版及释文参见永田英正《汉代石刻集成[图版·释文篇]》，京都：同朋舍，1994年，第114—115页。

[116]《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传》，第1436—1437页。

[117]“史”，原释作“掾”，核对图版，难以辨识，“功曹史蔡珠”又见于简叁·122，今据改。

[118]“壬寅”，原释作“王审”，今据图版改。

[119]“公马”，原释作“驾（？）”，今据图版及专名改。“清公”又见于牍3，简叁·3563记录有“上、下关马张、清公”。

[120]“举”，原阙释，今据图版补。

[121]“修”，原释作“偮”，今据图版及官名改。

[122]“赞□”，原释作“贷”，今据图版专名改。

[123]王素《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时代特征新论》，第70页。

[124]《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第1129页。

[125]参考陈垣《魏蜀吴朔闰异同表》，《二十史朔闰表》，第222—223页。

[126]自秦汉以来，举国上下实际使用的历法尚未完全统一，民间更有多种历法同时流行。参见陈侃理《出土秦汉历书综论》，《简帛研究二〇一六秋冬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0—56页。

[127]王念孙著《广雅疏证》卷五下《释言》，第159页上栏。

[128]黄晖撰《论衡校释》卷二九《对作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81页。

[129]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3—103，109—128页。

[130]拙著《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第二章《嘉禾四年南乡户籍与孙吴户籍的确认》，第89—92页。

[131]许慎撰，徐铉校订《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40页。

[132]梁启雄撰《韩子浅解》，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版，第224页。

[133]簿书的基本情况和相关简文的修订参见本书第二章。

[134]宋少华等编著《湖南出土简牍选编（二）》，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468（图版）、503（释文）页。

[135]参见本书第二章。

[136]据介绍，虎溪山汉简中有“黄簿”之类的簿籍。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化市文物处、沅陵县博物馆《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第50页。不过，简牍整理者张春龙告知，虎溪山汉简中并无“黄簿”之题名。关于“黄簿”的研究，可参见韩树峰《汉晋时期的黄簿与黄籍》，《史学月刊》2016年第9期，第18—33页。

[137]“合”，原阙释，今据图版改。

[138]连先用对此有详细的分析，请参见其作《试论吴简所见的“黄簿民”与“新占民”》，《文史》2017年第4辑，第89—121页。

[139]关于“岁伍”身份的探讨，可参见沈刚《〈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语词汇释》“岁伍”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88—89页。

[140]参见本书第二章。

[141]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五《王制》，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60页。

[142]《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51页。

[143]参见侯旭东《走马楼竹简的限米与田亩记录——从“田”的类型与纳“米”类型的关系说起》，《吴简研究》第2辑，第166页。

[144]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54页。邬文玲《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释文补遗》（《简帛研究二〇〇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6页）改释作“恒以八月令乡部啬夫、吏、令史相襍案户，户籍副臧（藏）其廷”。

[145]《三国志》卷二二《魏书·卢毓传》，第651页。

[146]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卷四《匈奴》，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4页。

[147]《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71页。

[148]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二四《赠答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39页。

[149]《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第858页。

[150]王子今《说走马楼名籍“单身”身份》，《简帛》第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收入其著《秦汉称谓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603—611页。

[151]蒋非非《走马楼吴简师佐家属籍注记“屯将行”及“单身”与孙吴军法》，《简帛研究二〇一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4—183页；

[152]参见本书第三章。

[153]《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1436页。

[154]《后汉书》卷四一《寒朗传》，第1418—1419页。

[155]“琰”，原留空，核对图版，留空处有签名，“王”旁清晰，今据图版及嘉禾二年侯丞专名补。

[156]《三国志》卷二九《魏书·华佗传》，第801页。

[157]《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引谢承《后汉书》，第175页。

[158]“固”，原释作“夜（？）固（？）”，今据图版改。

[159]“琰”，原释作“”，今据图版及专名改。

[160]“唯”，核对图版，疑作“有”。

[161]“琰”，原阙释，核对图版，笔迹稍残，今据图版及专名补。

[162]“”，原释作“疢”，今据图版字形改。“疒”“广”常混同，参见顾蔼吉编撰《隶辨》卷六《偏旁·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1页），“”为“疢”的俗写字形。“固”，同“痼”，《汉书》卷八二《王商传》“商言有固疾”（第3372页）。“疢痼”，即“疢笃”“疢重”，乃积久难治之病，如《晋书》卷五六《江统传》“疢笃难疗”（第1531页）、《晋书》卷七九《谢玄传》“陛下体臣疢重，使还藩淮侧”（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84页）、《南史》卷二〇《谢庄传》“两胁癖疢，殆与生俱，一月发动，不减两三。每痛来逼心，气余如綖，利患数年，遂成痼疾。岋岋惙惙，常如行尸”（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56页）。

[163]“琰”，原释作“恢”，今据图版及专名改。

[164]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98页。

[165]该牍图版及释文参见宋少华主编《湖南长沙三国吴简（五）》，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年，第28页。

[166]《续汉书·百官三》，第3597页。

[167]《续汉书·百官五》，第3621页。

[168]《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57页。

[169]永田英正编《汉代石刻集成[图版·释文篇]》，第246—247页。

[170]洪适撰《隶释》卷五《张纳碑阴》，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3页。

[171]《三国志》卷六〇《吴书·吕岱传》，第1383页。

[172]参见胡平生、李天虹《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11页。

[173]《三国志》卷四五《蜀书·杨戏传》引《襄阳记》，第1083页。

[174]罗福颐《芗他君石祠堂题字解释》，第179页。

[175]《晋书》卷三三《孙铄传》，第1009页。

[176]《续汉书·百官一》，第3559页；《续汉书·百官四》，第3614页。

[177]《太平御览》卷二六五《职官部》六三“州主簿”引韦昭《辨释名》，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239页。

[178]徐畅《走马楼简所见孙吴临湘县廷列曹设置及曹吏》，《吴简研究》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43页。

[179]“谦”，核对图版，无误。“谦”“兼”字通。《墨子·明鬼下》：“此二子者，讼三年而狱不断。齐君由谦杀之，恐不辜；犹谦释之，恐失有罪。”王念孙注：“‘谦’与‘兼’同，言欲兼杀之，兼释之也。”《读书杂志》中册《墨子三》，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79页。

[180]“兼”，原释作“传”，今据图版改。

[181]该牍图版及释文参见宋少华主编《湖南长沙三国吴简（四）》，第29页。

[182]“史”，原释作“掾”，今据图版改。

[183]“贤”，原阙释，今据图版补。“宗贤”又见于简壹·43“……子五既（？）宗贤……”，核对图版，“子”上阙，“五既（？）”疑作“武陵”，释文应改为“学武陵宗贤□”。

[184]“五”，原阙释，今据图版补。

[185]王昶《金石萃编》卷一四《李翕西狭颂》，《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册，台北：新文丰公司印行，1977年，第238页。图版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41页。

[186]洪适《隶释》卷四《李翕析里桥郙阁颂》，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4页。

[187]洪适《隶续》卷二一《南乡太守司马整碑阴》，第450页。

[188]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南乡太守碑阴》，《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4册，第17866—17867页。

[189]《汉书》卷五八《儿宽传》，第2628—2629页。

[190]对于“私学”与“私学弟子”，于振波认为：“看不出私学与私学弟子有什么区别，只是在吴简中，前者出现的次数远多于后者，估计前者是后者的简称。”参见其著《汉晋私学考述》，第217—218页。我们认为，牍2中记录“弟子”的用意主要在于注明张闿与周基的师生关系。吴简中，生徒拜谒师长时进呈的名刺（J22—2697）记有“弟子黄朝再拜，问起居，长沙益阳，字元宝”（正）、“弟子黄先再拜”（反）。

[191]参见李均明《长沙走马楼吴简所反映的户类与户等》，第274页。

[192]洪适《隶续》卷二一《南乡太守碑阴》，第427—428页。

[19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52页。

[194]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480页。下简称《合校》。

[19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88页。

[196]黄晖撰《论衡集释》卷一二《程材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40—541页

[197]孙星衍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页。

[198]《晋书》卷二四《职官志》，第746页。

[199]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裘锡圭学术文集·语言文字与古文献卷》，第367—368页。

[200]“赞”，原阙释，今据图版及专名补。

[201]“修”，原释作“诣”，今据图版及官名改。

[202]简163、164“私学”书写在“公乘”与“姓名”之间，其实也应是“给私学”，只是书写格式不同而已。“给吏”直接称“吏”的现象在吴简中常见，如嘉禾四年吉阳里应役户籍簿中记录的“给吏”者，在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中直接记作“吏”，简壹·10182“给县吏”张惕在田家莂4·21直接记作“县吏”。

[203]王素、宋少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新材料与旧问题——以邸阁、许迪案、私学身份为中心》，第16—17页。

[204]参见徐畅《走马楼简所见孙吴临湘县廷列曹设置及曹吏》，第333页。

[205]《三国志》卷六一《吴书·陆凯传》，第1402页。

[206]据简捌·3650“军吏李会年卅九　会男弟贡年廿三给邮卒　贡男弟年廿一”，军吏李会的弟弟李贡给邮卒，军吏与邮卒身份当相近。

[207]王素、宋少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新材料与旧问题——以邸阁、许迪案、私学身份为中心》释作“故（？）”，第19页。

[208]侯旭东《长沙三国吴简所见“私学”考——兼论孙吴的占募与领客制》，第518—521页。

[209]《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讨逆传》引《吴历》，第1102页。

[210]《三国志》卷五一《吴书·宗室·孙辅传》，第1211页。

[211]《三国志》卷五五《吴书·凌统传》，第1296—1297页；卷五五《吴书·潘璋传》，第1299页；卷五六《吴书·朱桓传》，第1312页；卷五八《吴书·陆逊传》，第1343—1344页；

[212]《三国志》卷五五《吴书·凌统传》，第1296—1297页。

[213]《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48页。

[214]《后汉书》卷二《明帝纪》，第96—97页。

[215]《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第1344页。

[216]参见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唐长孺文集》第1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6页。

[217]《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邓艾传》，第777页。

[218]《三国志》卷六一《吴书·潘浚传》引《吴书》，第1398页。

[219]《三国志》卷五七《吴书·骆统传》，第1336页。

[220]《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第1436页。

[221]《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第1349页。

[222]《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第1352页。

[223]《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抗传》，第1354页。

[224]《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抗传》，第1360页。

[225]《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抗传》，第1360页。

[226]《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抗传》，第1354页。

[227]《世说新语》卷上《政事》，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01—102页。

[228]《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晧传》，第1170页。

[229]“二”原释作“一”，今据图版改。

[230]参见拙著《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第五章《兵曹徙作部工师及妻子簿与征讨武陵蛮》，第189、228页。

[231]胡平生《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考证》，收入其著《胡平生简牍文物论稿》，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401—403页；《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二）》。

[232]王素《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新探》，第43—46页；《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辨误》，第975—976页；王素、宋少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新材料与旧问题——以邸阁、许迪案、私学身份为中心》，第13—26页。

[233]侯旭东《长沙三国吴简所见“私学”考——兼论孙吴的占募与领客制》，第514—522页

[234]王子今、张荣强《走马楼简牍“私学”考议》，第737页。

[235]于振波《汉晋私学考述》，第175—224页。

[236]李迎春《走马楼简牍所见“私学”身份探析》，第52—55、58页。

[237]邓玮光《走马楼吴简所见“私学”考》，第66—72页。

[238]牍·197“私学弟子攸县广阳乡区小年廿五，能书画”（王素《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时代特征新论》，第70页），从牍文格式来看，应为举状。举主在推选弟子区小为私学时，强调了他“能书画”的技能。“能书画”应是“任吏”重要素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