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性阐释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普遍的任务，甚至逐渐变成了老生常谈的话题。在这个话题的指引下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些成果之间还缺乏具有原则高度的整合与贯穿。这一状况产生的根源恐怕在于：不仅对于当今人类存在状况，而且对于当今中国状况都还缺乏深入思考，还不能在历史的深处促进思想与现实之间的批判性对话，不能有效地把握二者之间的动态关联，因此就不能真正将现实提升到理论的高度。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与中国实践之间形成的历史性联系，立足于中国现实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范式将是必要的选择。

一

随着改革开放建设实践的发展，如何看待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分歧。大体分成两大阵营：一些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认为现实中许多重大问题的产生都是因为放弃了阶级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思想，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要恢复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地位，重申他们认同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另一些人则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暴力革命理论，对今天和平的建设实践是不适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因此直接或间接地放弃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当然除了这两个极端，绝大多数人是处在中间的模糊和混沌状态，不自觉地，或者自觉地回避问题的争论。

虽然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根本对立，但这两种不同立场却有相同之处。它们都将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有关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不过，一派从阶级立场和革命立场来批判当代中国建设实践，另一派则从当代中国建设实践的需要出发，批判阶级理论和革命理论。两者都割裂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建设实践的关系，用一种非历史的、静止的眼光看待理论，看待实践。应该用一种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唯物主义和当代中国实践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当代中国建设实践的需要和时代的变迁出发来推进和创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使它中国化和当代化；另一方面，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理解和阐释当代中国建设实践，加重它的历史分量，使它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而不只是一个民族做大做强的事业。

当代中国建设实践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主题，这种复兴不能是保守的复古主义，也不能是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复制和模仿，而应该是同历史唯物主义对现代文明的辩证批判和反思结合起来，走一条开创未来的特殊发展道路。为此，它必须发扬历史唯物主义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像文艺复兴开创了现代一样，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开创新的发展道路，探索新的发展方向，从而获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

也就是说，基本的任务只能是通过结合当今时代和当代中国的现实，使历史唯物主义在有所变革的情况下成为当代中国建设实践的思想基础。在我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曾经给中国带来革命的主体性精神，引领中国实现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作为后发国家，当代中国建设实践必须具有一种高度的理论自觉和主体性精神，而不是迷信社会发展的自发性，放弃创造性意识和历史担当意识。继承和发扬历史唯物主义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是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执政党的根本理论需要。历史唯物主义应该从无产阶级的革命发生学发展成为社会建设的精神动力和思想基础。这样一种转变正在驱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阐释本身的当代化和中国化。

二

适应这样一种时代需求和民族国家的实践需求，近些年来，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些转变将为新的阐释范式奠定基础。这里讲的范式，不是说阐释的路径、阐释风格等形式的方面，说的是可能涉及思想原则上的根本变化。大体来说，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是十分显著的。在这些变化中，新的思想成果已经呼之欲出了：

第一，思想主旨的变化。马克思的理论是现代解放理论的继承者，它在揭示现代政治解放限度的基础上要求实现现代自由平等的理想，通过批判现实指向更好的未来。然而，随着生态危机等一系列危机的加深，人类能否存在本身成了问题，能够更好地存在必须建立在能够存在的基础之上。在这一背景中，生态文明建设概念的提出和理论上的确立，将促使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主旨从人类解放向人类解放与人类救亡并重的转变，从而扬弃现代政治解放的理论叙事仅仅限于社会历史内部的局限性。只有通过这样一种转变，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回应当代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危机，接纳生态运动、和平运动等当代社会运动形式，真正在现实的实践中获得生命力。

第二，理论重心的转移。为了批判黑格尔派唯心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突出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因此，他们关注的重心是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批判。今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精神需要越来越成为生活的“基本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领域已经从经济基础向上层建筑，尤其是向观念的上层建筑拓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展开文化、本能、心理、意识形态的研究和批判，不是远离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实现和拓宽历史唯物主义的关注领域，以适应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知识社会、信息社会变迁的必然需求。

第三，历史观念的变化。相对于保守主义和改良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肯定历史的质变，看到了革命性变革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曾经让人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唯革命论、唯暴力论，根本否定历史的渐进发展。今天，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的根本理解应该突出和强调一种辩证的历史概念，肯定渐进发展是社会历史的常态，飞跃只是历史的非常态，历史是质变与量变的统一，以此为革命与改良的辩证转化提供阐释的机动空间，从而为中国的建设实践培养一种客观的历史理性，使建构性观念成为普遍意识。

第四，矛盾思维方式的改变。在革命战争年代，激烈的冲突和对抗反映到理论上，表现为突出了矛盾关系中的斗争性和非同一性。实际上，矛盾中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哪一方面成为主导，这只是一个历史中的实践问题。要在理论上肯定谁是第一位的、绝对的，本身是形而上学。以实践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需要重新阐释辩证的矛盾概念，从强调斗争性向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转变，一方面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建设理念奠定思想基础，有力回应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斗争哲学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能够避免抽象地强调和谐合作，忽视对立和冲突，放弃斗争的妥协立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第五，历史主体视角的多重化。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现代解放只是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部分解放，并且是以资本剥削为前提的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新的人类解放应该是以无产阶级解放为形式的全人类的解放，从现代劳动中获得解放，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人类全面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是统一的过程。后来的阐释中，人类解放的视角被阶级解放的视角遮蔽了，阶级成为理论叙事的唯一主体。今天，在复杂的历史语境中，个人的、阶级的、人类的、民族国家的视角相互交织在一起，还原主义式的阶级视角已经不能回应当代历史的复杂现实。历史的主体理论应该从侧重于阶级的部分叙事向部分与整体有机联系的方面转变，辩证地理解个人、阶级、民族、人类几重视角之间的关系，避免走向三者之间的简单对立，或者简单还原，比如说讲阶级的时候，没有民族，没有人类，甚至因忽视个人而成为抽象的唯阶级论；讲民族立场的时候忘了阶级，忘了人类，成为抽象的民族主义。现实过程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交织比任何抽象的还原要复杂得多。

第六，过程性历史意识的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上升的时期就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被看成是人类的未来。如何理解共产主义？过去大多在一种抽象目的论的意义上理解，共产主义被阐释为人类最终解放的社会，似乎不再有任何的矛盾、冲突和对立，是像天堂一样的绝对完美状态。今天，应该打破对人类未来的这种形而上学的目的论理解，将共产主义阐释为实践中改变现实并实现自由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一种与现实决然隔断的跳跃和中断。这样有利于避免盲目否定或者盲目肯定未来的极端主义，不在任何意义上将共产主义看成是救赎论神学的世俗版进行坚持或批判。

第七，主体性精神的突出。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在批判唯心主义的过程中创立的，导致后来的阐释中人们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超越唯物主义的一面，完全按照物性的逻辑把握社会历史，强调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自在的规律性。理想社会的到来好像是一种由绝对必然性打了包票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在一种实践思维中理解社会历史，将历史看成是人类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相互作用的展开过程，人类活动甚至可能造成整个类的彻底毁灭。由此出发，应该从绝对必然性的历史观念向可能性的历史观念转变，以唤醒开创未来和救亡人类的主体性精神和责任意识。

第八，冷静的客观主义态度的形成。由于受到绝对必然性观念的担保，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类未来具有一种极度的乐观主义态度。今天看来，这样一种乐观已经被宇宙学、核战争和生态学彻底地动摇了。美好的未来不再是被给定的、绝对的，而是自然限度与人类自我担当密切相关的过程。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在实践中确立一种冷静的反思理性，避免盲目乐观主义之后向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逆转，审慎地重塑人们对于未来的想象和激情，将对未来的憧憬安置在客观理性的基础之上。

最后，历史性科学解释范式的形成。在以上变化的基础之上，历史唯物主义不再被理解为一种关于客观历史的实证科学，而是包含主体性精神和实践意志的历史科学，是一种事关人作为类如何存在并且如何去存在的思想体系。科学性的实证描述与超越性的价值批判之间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对立。这样，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阐释就从一种自然科学范式向批判的历史科学范式转变，避免历史唯物主义变成机械的形而上学体系，充分彰显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之间的批判性张力，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保持一种辩证的、动态的历史性关系。

三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坚定地反对将理论看成是永恒的教条，强调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今天，我们应该发扬他们的这种勇敢地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的精神，结合社会历史的变化，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中国化进程，创造性地重新表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种创造性的阐释工作，如今显得十分迫切。它不仅止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细节改写，而且涉及基本的原则性方面。这就要求理论家不仅要有理论勇气，而且要在思想与现实的交汇处进行艰辛的探索，拿出具有原则高度的思想成果。

前面我们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中的多重变化，这些变化从不同的角度触及了历史唯物的基本方面。如何进一步整合这些基本变化，深入地探讨这些变化，还是有待展开的理论课题。我们愿意在这些课题上费尽心力，因为它涉及的恰恰不只是观念问题、理论问题，而是涉及存在历史本身的变迁。尤其是对于当今中国之实践来说，这些理论课题的展开将意味着历史本身如何展开。新的实践与新思想之间的相互规定，才能本质性地展开超越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