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历史，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就像不能简单将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概念看成是错误的观念假设，而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存在状况最为合理的一般抽象一样，产生着持久影响的改良主义社会思潮，绝不能仅仅看成是无中生有、摇唇鼓舌的阴谋。批判如果仅止于此种直观的否定，则非但不是对问题的有效揭示，而是一种严重的遮蔽！全部的问题只在于从历史实践与观念演进的辩证关联中解析其本质，而不是一种外在的参照对比，更不是仅仅以“政治正确”与否的方式进行“判教”。真正说来，批判革命的改良主义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明确地将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作为立论根据。因此，如果对改良主义的实践根据缺乏正确理解，对改良主义理解此种实践根据的思想方式本身缺乏正确理解，那么，革命论对改良主义的批判终究只是一种外在的抽象对立。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基础。这一基础包括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以利润为根本动力的资本积累必然导致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此种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局部的计划性和整体无政府状态的结果。其二，建立在劳动力自由买卖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制度掩盖着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剥削关系，以形式公正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公正，导致整个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公正、自由、平等、博爱等人本主义价值停留于抽象的、形式的层面。马克思以“经济危机”和“阶级剥削”概念分别对这两个方面进行理论化，展开资本主义批判，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当性和科学性基础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革命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其基础在于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于社会中的结构性对抗和矛盾。革命理论不过是历史运动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革命意识根源于对资本运行规律的理性自觉和异化状态的生存体验。

历史唯物主义在现实经济关系的运行中揭示革命的历史基础。在马克思逝世，特别是恩格斯逝世之后，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资本主义又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伯恩斯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资本主义适应论”批判推翻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革命主张。在伯恩斯坦看来，现实历史条件的变化已经从两个方面根本动摇了革命论的理论基础：首先，由于信用制度、企业组织和交通通讯工具的发展，资本主义提高和完善了自我适应的能力，普遍性危机消失了，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继续发展下去而不致发生崩溃。其次，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但扩大了中产阶层，而且在工会的斗争中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提高了。这意味着没有必要通过革命的方式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就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伯恩斯坦指责“教条的革命主义者”是一些“迷恋革命的唐·吉诃德”，抵死不承认现实的重大变化，只是将这些变化看成偶然的情况。

我们知道，伯恩斯坦并不是改良主义的发端，但应该说，批判马克思主义革命论的改良主义思潮正是在伯恩斯坦这里奠定了基础，表现出相同的论证逻辑：首先，该思潮总是诉诸经验历史的变迁来批判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作为最强调实践的理论本身遭遇了实践的反讽，是现实实践状况的改变动摇了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基础，从根本上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理论不是彻底的破产就是过时了。其次，批判总是指向马克思论证革命的剥削概念和危机概念，以否定革命价值上的必要性和事实上的必然性。比如说，将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化的哈贝马斯就以科学技术成为价值的来源批判马克思的剥削概念，以政治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介入批判马克思建立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危机概念。最后，由于否定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改良主义改良社会的关注点往往转向政治参与和伦理观念变革的领域，将社会主义理解成一种在实践中逐渐得以实现的永恒价值诉求。

改良主义以经验事实质疑革命论，革命论是否也应该以事实的枚举反驳此种质疑，比如说以不断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批判伯恩斯坦的“资本主义适应论”呢？马克思早就指出过，资本的躯体可以经常改变，但不会使资本本身有丝毫改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来不是停留于经验事实的直接性，不是停留于对社会现象的简单追踪和事实枚举，不是停留于资本可变的躯体而是其内在本质上。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从实在的内部规律和结构把握实在，在偶然的表面现象底下揭示必然的联系。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在于僵硬的事实和现象，而在于理解和把握这些现象和事实的方式。如果现象和事实本身就是理性真理，人类思想将失去尊严！罗莎·卢森堡在批判伯恩斯坦时就曾经指出，其“资本主义适应论”不是把所研究的经济生活现象放在资本主义发展整体的关联中去理解，不是放在它们同整个经济结构的联系中去理解，而是把它们从这些割裂出来，当作独立的存在，当作一部死机器拆散了的零件来理解。正是由于这种现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错误，伯恩斯坦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新现象的本质，将经济生活单纯现象上的变化当成了资本主义“适应论”的根本依据，认为普遍性的经济危机已经消失，从而被1900年和1907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弄得哑口无言。如果说教条主义的革命者的确无视了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那么，改良主义的问题则不在于看到了此种变化，而在于只是将这些变化看成变化，不能在流变的现象中抓住问题的根本。他们以为工人收入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就改变了剥削的实质，管理水平的改进和国家权力的介入就消除了经济危机的前提。马克思思想的彻底性恰恰在于指出，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还存在，只要以此为基础的雇佣劳动还存在，剥削和危机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就一如既往地存在。

当然，革命的立场绝对不意味着一般地否定改良的实际存在和必要，相反，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并且不倦地进行工作，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争取改良和利用改良。而改良主义则不同，它以历史条件的变迁否定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革命被看成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只承认历史的渐进演变和政治的逐步改良。它是进化论的，割裂了历史的渐变和质变、断裂与连续之间的关系，以缓慢的量变否定质变跃迁的可能与必然；它是庸俗经济主义的，先将革命理解成单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然后以经济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收入的提高否定革命的动机，人被简单看成受肠胃驱动的经济动物；它是机械决定论的，割裂了历史发展中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制约性之间的关系，不能从辩证的实践概念理解历史的生成，看不到任何历史的主动性，将革命看成是社会经济关系“宿命论式”的自发结果进行批判；它是观念论的，割裂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否定了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之后，将社会主义的内涵规定在政治和伦理领域的改善上，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意识的制约作用，由此，那些被其奉为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就其实质和内容而言完全还停留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限度之内。

连续、渐变乃是历史的常态，意识常常被封闭在常态的历史中停留于经验的直接性而无缘洞穿历史。由此而言，作为“合理”的“常见”和“熟知”，改良主义主张对社会的渐进改良，其存在以及广泛影响是不难理解的。问题只在于它将改良提升为“绝对”，以否定革命导致历史突变和跃迁之可能性，从而同教条主义的革命论者分享着“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其实诚如马克思所说，历史进程并非是那样的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