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阶级分析中不同的解释逻辑
本文所说的解释逻辑（logic of explanation），是指构成研究者对社会现象所做解释之基础的那一潜在的行动理论，这种行动理论需要详细阐明行动者所面临的约束、行动者的动机和意向以及他们所遵循的行动步骤。它实际上是社会学近年来一直强调的因果解释中的“解释机制”（mechanism of explanation）或者“行动叙述”（action narratives）。正如戈德索普所言，社会过程中的因果关系无法从定量分析本身中建立，而是“在逻辑上依赖于”[1]行动叙述。所以，研究者在用自变量解释因变量时，必须从行动理论的角度有逻辑地阐明自变量的作用过程，只有这样，研究者所提出的对于某一社会现象的解释才是能够令人信服的。而如果社会学研究者满足于对经验现象的简单描述和对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简单说明，而没有从机制角度解释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那么这样的研究就会成为所谓“变量社会学”[2]。因此，赖特、戈德索普和格伦斯基都非常注重解释逻辑问题，而且他们在解释逻辑上的差异甚至比他们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异更加鲜明。
一、阶级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
分析三种范式的解释逻辑，首先必须区分作为自变量的阶级和作为因变量的阶级，因为这两个概念与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研究中基本的解释逻辑相关。
阶级位置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既是决定的（determining）又是被决定的（be determined）。换句话说，阶级既是被决定的社会位置，又是决定（他者）的社会结构。因此从分析上来讲，阶级既是一个自变量也是一个因变量。然而实际上，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划分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例如，当我们用阶级去解释宏观层次上的集体行动和社会变迁时，阶级就是一个自变量。但当我们把阶级作为集体行动者时，阶级又是一个因变量，也就是说，此时阶级是被决定的，我们要对决定阶级流动、阶级形成、阶级行动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同样地，当我们把阶级作为生活条件的综合信号，用以解释微观层次上的个人生活机会和社会态度时，阶级就是一个自变量。但是作为生活条件综合信号的阶级概念仍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因变量，例如，格伦斯基等人就列举了如下四种阶级作为因变量的传统情形，即阶级再生产和流动、以阶级为基础的选择性交配、以阶级为基础的友谊和网络纽带，以及阶级或职业的分割，他们认为“一个能够提供强烈的生活条件信号的阶级图式能够最好地满足这些研究传统”[3]。
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划分与阶级理论的具体解释逻辑密切相关，因为这关涉到解释逻辑中的解释物和被解释物（explanans/explanandum）。也就是说，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划分导致了阶级在解释逻辑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但是正如上面指出的，无论研究者在分析中把阶级作为自变量还是因变量，在提供解释逻辑时，都必须以某种行动理论为基础。
二、三种分析范式的解释逻辑
基于不同的理论渊源和研究对象、分析思路上的差异，形成了三种分析范式不同的解释逻辑。
赖特的解释逻辑具有典型的结构主义色彩，我们可以称其为“剥削和利益形成逻辑”。这一逻辑包含两个基本假设：第一，阶级关系是对抗性的社会关系；第二，阶级关系的对抗性根源在于各个阶级之间存在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这种剥削（而非简单地压迫）意味着剥削阶级的物质福利与被剥削阶级的物质生产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前者依赖于对后者的剥夺。[4]进而，剥削的客观存在使得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分别形成了榨取劳动果实和保卫劳动果实这两种客观利益。而赖特认为，阶级利益的形成是一切阶级态度和阶级行动的基础。
赖特对剥削机制的强调，是其之所以能够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基础。但他对利益机制的阐释，以及他在解释阶级行动时对博弈论和搭便车理论的使用，则不可避免地使其阶级理论蒙上了一层“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色彩。这一点从他与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埃尔斯特（Jon Elster），尤其是罗默（John Roemer）之间的个人交往和学术借鉴中就可见端倪。
戈德索普同样倾心于理性选择（行动）理论，但是与赖特的剥削和利益机制不同，戈德索普的解释逻辑强调的是“状况逻辑”。“状况逻辑”（logic of the situation）由科学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指的是各种政治历史事件既不是由帝王将相决定的，也不是由所谓的“历史规律”决定的，而是由事件中的个人根据所处状况而采取的“必须”的反应决定的。[5]以“状况逻辑”为基础，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发展出了一种理性行动理论的变体。按照这种理性行动理论，在构思关于某种（已发生的）行动的具体解释时，理性从一开始就被假定了，即分析者必须首先假设个人会根据他们自身所处在的那些状况而适当地或充分地行动，这样，分析者的注意力就能够集中到“状况”上。[6]换句话说，在这种理性行动理论下，分析者所要做的就是对历史事件进行“理性重建”（rational reconstruction）。
与赖特不同，戈德索普并不假设阶级关系是对抗性的，相反，他主要把阶级看作是一些具有不同约束和机会的位置集合。与赖特的另一个不同是，戈德索普认为阶级分析的任务不是去解释历史上“并不存在的某种生成性过程”（即阶级形成和阶级瓦解），而是解释阶级关系的稳定性，尤其是解释与阶级相关的生活机会和社会行动模式所展示出来的持续的统计规律性。[7]在戈德索普看来，阶级分析所要做的事情，一个是“去解释为什么处在同一群体中的人会拥有许多共同的属性，包括获得物质成功的相似机会”[8]，即解释生活机会的阶级变异；另一个是解释人们“如何动用他们的资源”行使选择权，即解释生活选择的阶级变异。戈德索普认为，处于不同阶级位置的社会行动者的行动都可以被看作是“对他们的阶级状况的相当理性的回应”[15]，尽管选择的引入在对个人行动的分析中添加了一种不确定因素，但是对人们来说，（总的）趋势是在相似的境遇中会做出相同的选择，所以人们的选择能够表现出统计上的规律性。
格伦斯基等人强烈地批评戈德索普的解释逻辑，认为戈德索普的阶级概念是名义主义的，其解释逻辑过于贫乏。格伦斯基认为，首先，戈德索普所建构的阶级“无非就是一堆约束和机会集合”[9]，这样的阶级没有阶级文化，没有阶级团结，没有阶级行动，而且无法明确地界定阶级边界，一言以蔽之，这样的阶级无论是在结构化程度上还是在同质性程度上都非常低，因此，戈德索普的这种名义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以变量为中心”的方法，这种方法使得戈德索普所构建的阶级可以被称为“条件集合”而不能被称为“阶级”。[10]其次，由于未能把阶级图式建立在职业细类水平上，戈德索普无法发现多种多样的机制，而只能求助于有限的状况逻辑和理性行动理论。格伦斯基甚至不无讽刺地挖苦道：“理性行动解释可能是（戈德索普等）‘大阶级理论家’能够打出的最强的一张王牌了，但是，比起‘制度化阶级类别理论家’（即格伦斯基本人）可利用的那些同质性诱导机制来，他的这张牌就要虚弱得多。”[11]
与戈德索普只强调阶级的经济意义，而避免参照阶级文化的做法不同，格伦斯基等人强调阶级是一个“经济文化群体”，阶级的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是阶级概念的两个面，缺一不可。另一方面，与戈德索普对阶级集体行动及阶级同质性的漠不关心不同，格伦斯基等人一直致力于探索阶级同质性的各种表现以及产生阶级同质性的各种机制，他们在多篇论文中不厌其烦地论述身份认同、阶级意识、社会封闭、职业亚文化、集体行动等阶级同质性现象，但是在某些批评者看来，这些论述没有在阶级同质性的各种表现与产生阶级同质性的各种机制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14]。不过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他们明确提出了解释机制问题，并把此前提出的各种机制总括为三大类机制：即配置机制，指的是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和选择机制；社会调节机制，包括技能培训、社会封闭、利益形成和学习的普遍化等四种子机制；条件的制度化机制，指的是相同职业内工作条件的趋同化趋势。[12]格伦斯基等人认为，通过上述三类机制的作用，具有内部同质性的各个阶级得以在职业细类的层次上出现（即“同质化”），而且作为一种经济现象的阶级得以被转化为一种“真实的社会群体”（即“结构化”）。基于此，格伦斯基的解释逻辑可以恰当地被称为“结构化逻辑”或者“同质性逻辑”。
不同学者的解释逻辑之所以不同，根源之一在于研究者在对社会行动（阶级行动）动因的把握上存在分歧。赖特认为，阶级行动必然是阶级成员的一种联合行动（集体行动），这就需要存在对抗性的阶级利益、对这些利益的清晰把握（即阶级意识），而后才能产生阶级的组织（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格伦斯基则不满足于单纯地用利益来解释一切，他认为，通过配置、社会调节等机制，某一阶级内部成员的性情倾向、品位、文化等都将趋于同质，而各个阶级之间则趋于异质，这样，阶级内部的行动和各个阶级之间的互动（即原始意义上的阶级行动）才能得到恰当的解释。戈德索普的逻辑显然与他们不同，戈德索普首先不认为阶级行动是必然出现或必须被研究的，其次不认为阶级行动是有组织的、集体性的，他所强调的阶级行动的“统计规律性”，只承认在统计上能够发现处于同一阶级的成员具有类似的行动或行动倾向。戈德索普认为用状况逻辑和理性行动就能令人满意地解释这种统计规律性，而无需借助共同利益、同质性的阶级文化等概念。
在这里，有必要对十分重要但无法做详细讨论的阶级图式问题做一简单论述，即阶级的解释逻辑与阶级图式构建之间的关系。社会分层图式（阶级图式）是社会学家研究阶级现象的一个“基本工具”，更是研究阶级问题的基础，研究者采用的解释逻辑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阶级图式的建构和选择。正如薇登和格伦斯基指出的，“如果阶级分析的目标是去理解对立的利益如何可能产生阶级对抗，那么围绕一个能定义阶级利益的关键变量（如财产所有权、权威关系）来构建一个阶级构图，是讲得通的”，而“如果目标是去理解差别化的生活条件”，那么我们就应该在阶级分类图式中尽可能地捕捉各种重要差异，以完整地描绘一幅“社会结构的地理图”[13]。
注释
[1] Goldthorpe,J.H.，“Class Analysis and the Reorientation of Class Theory:The Case of Persisting Differential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96.3:481–505.
[2] [美]赫斯特洛姆：《解析社会：分析社会学原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Weeden,K.A.,Grusky,D.B.，“Are There Any Social Classes at All?”The Shape of Social Inequality:Stratification and Ethnic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edited by David Bills，Volume22,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Amsterdam，Elsevier，2005，pp.3–56.
[4] 参见[美]赖特：《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12~14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美]赖特：《阶级》，39、68~93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5] 参见[美]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16~12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6] See Goldthorpe，J.H.，On Sociology Volume One：Critique and Program，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7] See Goldthorpe,J.H.,“Class Analysis and the Reorientation of Class Theory:The Case of Persisting Differential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96，3:481–505.
[8] Breen，R.and Rottman，D.，“Class Analysis and Class Theory，”Sociology，1995,29:453–73.
[9] Grusky,David B.,and Kim A.Weeden，“Class Analysis and the Heavy Weight of Convention，”Acta Sociologica，2002,45（3）:229–236.
[10] See Grusky,David B.,and Kim A.Weeden，“Class Analysis and the Heavy Weight of Convention，”Acta Sociologica,2002,45（3）:229–236.
[11] Weeden,K.A.,Grusky,D.B.，“The Case for aNew Class Map，”American Journal ofSociology,2005,1:141–212.
[12] See Weeden,K.A.,Grusky,D.B，“The Case for aNew Class Map，”American Journal ofSociology,2005,1:141–212.
[13] Weeden,K.A.,Grusky,D.B.，“The Case for aNew Class Map，”American Journal ofSociology,2005,1:141–212.
[14]See Grusky,David B.,and Jesper B.Sorensen.，“Can Class Analysis Be Salvaged?”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8，103:1187–1234；Grusky,David B.,Kim A.Weeden,and Jesper Sorensen，“The Case for Realism in Class Analysis,”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2000,14:291–305.
[15]Goldthorpe,J.H.，“Occupational Sociology,Yes,Class Analysis,No:A Comment on Grusky and Weeden's Research Agenda.，”Acta Sociologica,2002,3:211–217；Chan,Tak Wing and John H.Goldthorpe，“Class and Status：The Conceptual Distinction and its Empirical Relevanc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72，2007；Devine,Fiona.，“Class Analysis and the Stability of Class Relations，”Sociology,Vol.32,No.1,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