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小结与讨论

当代阶级分析理论对分析中国转型社会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阶级分析作为分析转型社会的重要概念工具

正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期的中国社会，已经经历了并且还在经历巨大的变革。在国内有关社会结构变革、社会不平等以及社会矛盾与冲突的研究领域中，近十年来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我们称之为“分析范式转变”的现象，即相对于其他关于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分析，阶级分析视角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和应用。在国内重返阶级分析的呼声中，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论述了阶级分析在当代中国社会不平等或社会分层研究中的重要性，几乎都把正在经历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以及日益加剧的社会紧张和社会冲突作为凸显阶级分析意义的现实前提。

有的学者提出，在当前的社会中，相对于“谁得到了什么”这样的表层结构来说，“怎样得到的”更能揭示社会的深层结构，而阶级分析则是分析社会深层结构的有力工具。[1]还有学者提出，阶级分析的内在逻辑是社会冲突，所以相对于强调社会功能的阶层概念来说，阶级概念是解析社会冲突的最恰当的概念工具之一。[2]另一个更为基础的理由则认为，要理解中国这样一个正在经历基本的社会安排和社会框架变化的社会来说，阶级概念是能够反映宏观社会结构变化的更好的概念。[3]孙立平则在社会结构定型化的前提下，从五个方面论证了阶级分析相对于阶层分析的优势。[4]

这种理论分析范式的转变，再一次揭示了阶级分析的理论“硬核”以及相应的理论系统所独具的分析意义和生命力。当然，竞争性的分析范式同样存在，例如，国内学者关于社会结构的碎片化和阶级化的争论就是证明。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的阶级分析理论来说，其生命力不仅取决于对现实的认识，还取决于理论体系的建构。

二、多元的分析范式和解释逻辑

这是一个简单的，但常常被忽视了的认识。

近年来，中国国内很多研究阶级问题的社会学者都在谈论阶级（或集体）行动以及与此相关的阶级（或社会）冲突问题，而且，国内目前“重返阶级分析”的呼声的原初动机就是为了解释和分析阶级（集体）行动问题。即使是竞争性的分析范式，也关注社会行动问题，例如，孙立平呼吁在社会学分析中用利益集团来代替社会阶级，他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利益群体是更现实的行动主体。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少直接看到阶级或阶层在行动，人们看到的现实行动者主要是利益群体”[5]。可以理解，这种对行动、矛盾和冲突的关注是中国社会剧烈变迁和冲突加剧的社会现实所使然。

然而必须看到的是，虽然关注阶级行动和矛盾冲突是阶级分析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并不是该理论的全部。我们在有关生活条件和社会机会分配的研究中（如地位获得、收入、教育、就业、消费、态度、价值观等），就很少能够看到作为自变量的阶级概念。这不能不说是阶级分析理论的缺憾。

三、阶级图式的建构

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的分层层次，也无论是强调阶级行动还是强调生活条件的综合信号，阶级分析都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其现实前提是现实世界中存在较高程度的“阶级形成”（按赖特的理论），或者发生定义阶级边界的“符号过程”（按布迪厄的理论）；其理论前提是必须发展出能够抓住基本阶级关系的有效的阶级图式。

近些年来，国内一些学者逐步重视阶级分类图式的作用，并且也提出了若干分类框架，如陆学艺[6]、刘欣[7]、郑杭生和李路路等[8]，以及林宗弘和吴晓刚[9]，等等，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努力。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由于阶级分析理论在中国社会转型期本身就正在经历一个再形成的过程，在这些分类图式的建构逻辑、效度检验以及相应的解释逻辑等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而中国现实社会中阶级形成程度的争论，在理论上归根结底取决于阶级图式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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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参见仇立平：《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载《社会》，2006（4）。

[2] 参见冯仕政：《重返阶级分析？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载《社会学研究》，2008（5）。

[3] 参见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载《社会学研究》，2006（2）。

[4] 参见孙立平：《警惕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载《中国与世界观察》，2006（3）。

[5] 孙立平：《利益关系形成与社会结构变迁》，载《社会》，2008（3）。

[6]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7] 刘欣：《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载《社会学研究》，2005（5）；刘欣：《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载《社会学研究》，2007（6）。

[8] 郑杭生、李路路等：《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现状与趋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9] 林宗弘、吴晓刚：《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载《社会》，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