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社会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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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经济决定”到“权威支配”:阶级分析的理论转向[1]

在任何一个时期的任意一种社会类型中,社会成员都会因在权力、有价值的资源和机会的占有上的差别而分布在社会空间的不同位置,而阶级阶层结构就是这种成员间相对位置的分布形态和基本关系模式。阶级阶层结构作为社会不平等形态的结构性根源,不仅对于作为微观个体的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生活机会形成了根本性的约束,而且对社会结构的其他方面甚至是社会的运行及变迁而言都是一种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对一个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展开研究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已得到无数社会学者的共识与论证,对此已无须赘言。

在展开具体的论述之前,有必要对本项阶级分析的一些基本问题事先做出说明,以利于读者的阅读。

第一,阶级分析是考察社会不平等状况的众多工具和视角中的一个,但它具有独特性和重要性。首先,阶级阶层结构只是众多社会结构形态中的一种而非全部,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等都是制约个体社会地位与生活机会的宏观结构性因素;其次,社会成员个体的先赋性因素(如性别、种族、年龄、出身)与后天自致性因素(如教育、党员)等都对个体间的经济与社会不平等施加着重要影响。从一定程度来讲,阶级结构或曰阶级位置与其他宏观和微观的因素相比,都是一种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因素,这是它们的共同之处。然而,阶级结构本身也有其独特的地方,正是这种独特性使得阶级分析具备一定的优先解释权。与其他宏观因素的影响制约作用体现在纵向的条块分割、内部差异基础之上相比,阶级阶层结构是一种横截面的切割线,是贯穿于各结构性因素的一条区分社会成员地位的基本分割线。在城乡内部、不同所有制单位内部、不同产业和职业内部,都可以依据一致的阶级标准区分出不同的阶级位置,并且阶级的内在作用机制和逻辑在各宏观结构因素内部基本类似。与微观个体性因素相比,阶级位置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结构性社会位置,是一种“空的空间”(empty places),独立于占据这些位置的个人而存在。[2]结构性位置对应着一系列不以人的特征或意志为转移的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占据这个位置的成员无论是谁,都必须扮演位置所规定的社会角色,同时也享有位置所赋予的社会地位或物质利益。因此,阶级位置有着其他个体特征因素所无法具备的客观性、稳定性等优势。

第二,本研究是在对西方阶级理论的发展理路及演变的逻辑问题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现实的阶级模型的,它更多的是对当前社会阶级结构的勾勒与描绘,对为何以此为标准来识别位于劳动力市场和生产组织中的结构性位置进行的理论解释,以及对阶级结构之于成员生活机会等结果性社会形式的制约性影响的探索。

第三,本研究在一种“弱阶级”的意义上使用阶级概念,强调客观阶级位置对阶级成员物质利益、生活机会的约束,尤其是那些对成员的经济保障、工作稳定性和职业发展前景有影响的约束和机会;并不主张强调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阶级行动,甚至是历史变迁之间的必然因果联系。“强阶级”与“弱阶级”在解释力度和理论风格上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特征,其背后均不乏支持者和追随者。在本研究中,我们选择后者,一方面是因为不想将作为自变量的阶级的解释链条拉得太长或过于复杂,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更加赞同韦伯的主张,即阶级位置与阶级意识、阶级行动之间是一种或然的关系,二者的统一有赖于特定的、具体的历史和社会条件。或者退一步讲,即使接受二者间存在内在关联模式的主张,我们仍认为可以将二者做分析上的分离,在经验研究上将二者作为不同的现象来处理。[3]

第四,本研究不涉及意识形态层面的阶级议题。十年“文革”时期,中国片面地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将阶级与“极左”的政治实践连接在一起,给经济社会发展及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由此也导致改革开放之初相当一段时期内学术界谈“阶级”色变。本章开展的阶级分析是一项独立、客观的社会学研究,是对社会基本结构状况的描述及对阶级位置与生活机会等社会议题之间关系模式的阐述。开展阶级分析不意味着要寻找阶级认同及阶级力量的结构源泉,更不意味着要进行基于阶级身份的集体行动与阶级斗争。阶级研究能为我们认识社会结构及不平等状况提供一种独特的分析视角和解释逻辑,有的阶级研究传统还提供了一种有关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反思,这对于解决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是大有裨益的。相反,压制或限制阶级研究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特定的阶级结构,也并不意味着阶级成员间利益摩擦、矛盾对立等问题会自动消除或不会显现。

不同学者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揭示阶级研究的理论演变。我们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演变轨迹是:从社会学古典时期重视“市场状况”(经济状况)转向当代社会重视“工作状况”(权威状况)。这一转向为我们从权威要素(尤其是组织权威)出发建构阶级图式提供了思想灵感和理论基础。

正如库恩所说,“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4]。在科学研究中,理论范式的更迭或曰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的发生大多缘于旧有范式在适用范围和解释力上的衰退,而导致衰退的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其一,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导致旧有范式没有考虑或无法解释的新事物、新现象出现;其二,原有理论范式本身的内在逻辑存在漏洞或缺陷,亟须补充与反思;其三,原有理论范式在精确性(如体现在定量方面)、简洁性或者艺术性上表现不够完美,有进一步提升和完善的空间。


注释

[1] 本章主要内容曾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2] See Sorensen,Aage B.,“On the Usefulness of Class Analysis in Research on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Acta Sociologica,1991,2:71–87.

[3] 参见[英]克朗普顿:《阶级与分层》,10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4]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