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验背景与理论困境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社会结构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历史的车轮并未按照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中预设的方向前行，恰恰相反，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社会将日益分裂出的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在其内部都出现了分化。在资本和资产阶级一端，股份制公司的出现所带来的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现象造就了一个全新的管理者群体，原本由资本家亲自承担的对企业生产过程进行监管的职责通过委托代理的方式落到了他们身上，另一方面，股份制的出现所带来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变化使得公司和企业不再由某个个体所有，所有者、管理者甚至是普通雇员都有可能成为多元化资本主体中的一员；处于马克思阶级关系另一端的工人阶级则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分工的深化而至少可以划分成专业技术人员、半熟练人员及非熟练工人等几类群体。一个庞大的中间阶级（middle class）伴随着资本的分解和劳动的分解而日益崛起。[1]经理、官僚、专业技术人员、办公室职员的人数大量增加，并且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稳步上升。
与此同时，二战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其结构形态上还有一些显著的变化，集中表现为组织规模化和理性化程度不断加深，大量公共组织出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下降，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由此，生产领域的组织数量急剧下降，以商贸、市场营销、咨询、物流为代表的交换、分配性市场组织和以医院、学校、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公共组织大量出现，这些组织吸纳了众多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办公室职员。与此同时，组织内部的科层化和理性化程度不断加深。组织结构在纵向等级上层级增加，权威链条不断延伸且分化明显；在横向上，随着劳动技术的分工及细化分工（sub-division），各职能部门分工明确、功能互补。与以往的组织类型相比，当代社会的各类生产性组织及公共性组织更像是一部分工复杂、任务明确、运转高效的大型机器。正是在组织和工作场所里，生产技术得以应用和推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源得以配置，权力或权威得以组织和实践。个体逐渐从一个“社会人”变成了“组织人”，组织在决定或影响个体生活机会及物质利益获得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重要。
总之，资本领域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劳动力的技术分化、中间阶级的崛起以及组织的科层化、理性化发展等社会现实，构成了对传统阶级理论的冲击与挑战，同时也构成了当代阶级分析家理论研究与拓展的重要经验背景。
首先，中产阶级的崛起构成了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忧伤之源。[2]如何在既有的“两分阶级结构”理论框架中安置这一群体，抑或如何突破传统的两分理论框架，构建新的、能够将新生群体囊括在内的阶级体系，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对韦伯主义传统来说，看似中产阶级并不构成一个特别的难题，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成员在市场交换中的能力与表现，决定了其阶级位置与生活机会，中产阶级的存在有其内在的空间。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韦伯对所谓的“职业阶级”并没有进行清晰、深刻的讨论，对不同职业阶级以及职业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关系都仅仅有一些语焉不详的描述；另一方面，即使“市场状况等于阶级状况”，但与古典时期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状况的形式、构成尤其是其作用发挥的空间、逻辑也都发生了变化。对新形势、新要素的回应构成了韦伯主义阶级分析范式发展的内在推动力之一。
其次，社会组织领域的变革同时作用于马克思和韦伯的阶级理论。一方面，非生产性组织及生产领域延伸组织的大量出现，使得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占有的阶级决定逻辑存在适用上的难题：日益增长的大量的“非生产性活动”和“非直接生产者”在社会中获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对物质生产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对韦伯传统而言，社会组织化程度不断加深，影响资源市场化配置的结构性因素日益生长，成员带入市场中进行交换的资源与其市场回报之间的必然性对应链条变得越来越脆弱，成员所拥有的市场资源若要获得预期的市场回报，必须经过社会组织这一中间环节，韦伯的市场状况决定生活机会的逻辑也面临适用上的难题。
最后，现代工作组织实质上即是一套以科层制结构为特征的权威关系体系。工作组织是权威分化、资源与机会分配实际发生的领域，在其中能够更为清晰地定义阶级的结构性位置，并发展有关中间作用机制的完备理论解释。与之相比，马克思和韦伯在经济领域这一社会整体层面或抽象关系中展开的阶级分析，则很难清晰地阐述阶级位置与资源获得之间的确切关系。在工作组织中，处于分化了的权威关系的不同位点的雇员，不仅实践着带有明显差异的支配与服从的角色，而且享有着与权威地位和角色相伴随的一系列不均等的生活机会。与手中掌握的物质财产和市场资源相比，在工作组织内获取的职位更加直接、稳定、有保障地与报酬相连。对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来说，生产场所（工厂）的特征直接影响了阶级关系和阶级形成，统治或支配关系构成了“占有关系”的新维度[3]；而对于韦伯主义传统来说，人们的“市场状况”已经越来越多地由工作组织状况决定[4]。因此，在当代社会中，工作组织已经构成了资源转换与分配的关键环节，由此展开的阶级分析更接近于社会的现实，也有助于将分析推进到更加具体的社会过程。
注释
[1] See Dahrendorf.R.，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p.41–57.
[2] 参见[美]赖特：《阶级分析方法》，10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3] See Wright,E.O.，“The Biography of aConcept:Contradictory Class Locations in John Holmwood，”eds.,Social Stratification,VolumeⅢ,London: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85,pp.46–48、80–81.
[4] See Goldthorpe,J.H.，“On the Service Class,Its Formation and Future，”In Giddens,A.and MacKenzie,G.（Eds）,Social Clas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Essays in Honour of Ilya Neustad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