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殊途同归的转向路径：从“经济决定”到“权威支配”

在对阶级分析范式转向这一核心议题进行详细论证之前，我们首先对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问题加以说明和交代。

第一，虽然“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剥削”、“市场状况”与“生活机会”分别作为马克思与韦伯阶级思想中的核心标识，代表了二者间的关键分歧，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古典时期阶级分析的两位开创者都是从经济领域考察物质资源、生活机会的不平等分配问题，都是在经济关系之中定义阶级位置，具体地说都是从经济资产（如马克思的生产性资产、韦伯的货物占有与获利机会）对成员的决定性意义这一初始起点定义阶级的。只不过马克思看到的是在经济的生产领域，围绕生产性资产（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权）而产生的剥削，以及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对个体阶级地位的决定意义；而韦伯看到的是在市场交换中因货物占有利益和获利利益的实现而造成的成员生活机会的分化与差异。

冒着有些过度概括的危险，我们可以说在“因经济资产的占有而享有共同的物质利益和生活机会”这一点上，韦伯和马克思的阶级思想可以统一到一起，“经济决定”可以视为二者共有的标签。

第二，本章所要论证的这种分析范式的转向并不是以“彻底抛弃古典时期的经济决定思想而代之以权威支配”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而是指向这样一种意涵：在当代社会，仅仅从财产所有权和市场地位的角度定义阶级显然难以成立，大量社会经济活动人口是在经济领域之外从事职业活动的，且社会资源分配的真实过程更多的是在具体的工作组织领域而非一般的经济市场领域展开。由此，工作组织内的权威地位分化及其对成员生活机会的制约性影响越来越成为各派阶级分析共同认可与重视的通约性要素，从而被部分地（比如在赖特和戈德索普那里）或完全地（比如在达伦多夫那里）应用到对阶级位置的确立和划分上。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理论重心的转移或一种范式转换。

第三，本章所指的“转向”既包括理论实质的转向，也包括研究层次和分析视角上的转换。前者是指从重视社会整体层次的要素到重视组织层次的要素，也就是从“一般社会”的视角转向“组织”视角。后者是指从“经济决定”转向组织权威。“经济决定”（市场状况）的阶级观都从“一般社会”层次（市场领域的资源与权力、生产领域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考察不平等问题；而新韦伯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作权威状况”的重视则是从组织层次审视和定义阶级。

第四，如果说马克思和韦伯的阶级分析仍拘泥于经济生产领域和市场交换领域之间的严格区分的话，那么对于后世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韦伯主义者而言，则难以继续维持如此明确的界限划分。他们的阶级分析已呈现出相当程度的交叉融合之势[1]，即共同体现为在工作组织的权威关系中寻求阶级定位的新维度。当代阶级分析尽管在理论解释的逻辑上仍存有差异，但在指标选取、阶级模型、效度检验等形式性议题上已然高度相近。因此，下文论及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韦伯主义者是根据两大研究范式的传统进行区分的，不再代表生产领域与市场领域的严格分野。

一、韦伯主义传统及其理论转向

（一）韦伯：阶级状况等于市场状况

在阶级研究的理论传统中，从市场领域出发定义阶级的经典阐述源自韦伯，他首次提出“市场状况”（market situation）的概念并论述了“阶级状况等于市场状况”的观点。韦伯关于阶级的明确定义是：

“阶级不是确定意义上的共同体，而仅仅是某一种共同体行为的可能和经常的基础。在下述情况下，我们想说的是一个‘阶级’：（1）对于为数众多的人来说，某种特殊的、构成原因的生活机会的因素是共同的；（2）只要这种因素仅仅通过经济的货物占有利益和获利利益来表现；（3）它是在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展现出来的。”[2]

“对于阶级概念来说，在市场上的这种机会是表现个人命运的共同条件的机制。‘阶级状况’在这个意义上归根结底是‘市场状况’。”[3]

进一步地，根据拥有财产的状况及可以给市场提供的服务类型，韦伯划分出了资本主义中的四个主要的社会阶级：“有产者和由于受教育而享有特权者的阶级；没有产业的知识分子和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小资产阶级；拥有劳动力的工人阶级”[4]。

韦伯关于阶级的论述内容不多，且较为零散，但韦伯将个人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的位置与生活机会分配的不平等连接起来的这一思想却给后人以极大的启发，在社会分层领域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以韦伯为灵感的阶级分析传统”[5]。新韦伯主义者对韦伯思想的发展就基本逻辑而言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既然个体的生活机会（或阶级地位）是由其带入市场中进行交换的资源决定的，那么就可以将占有相同或类似资源的个体聚集到一起，形成基于市场资源（或市场能力）的阶级；但是，由于在市场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所导致的市场利益的多样性和冲突性，市场资源/能力与阶级形成之间还不能直接画等号，这时候就需要在特定的市场能力和作为可辨识的社会组群的阶级形成之间架起一座沟通二者的桥梁，直接和间接的结构化机制形塑了阶级形成的中间过程。这种逻辑思路典型地体现在吉登斯的思想中。

第二，人们借以交换资源和物品的市场并非对每个成员都是开放和机会均等的，某些社会集团通过把资源和机会获得限制在某些具有特殊资格的成员范围之内，排斥其他成员获得，以达到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目标。这种方式在形成社会封闭或固化的同时，也导致了阶级结构及社会结构的出现。帕金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从韦伯那里发展了用以解释阶级形成机制的社会封闭理论。

第三，固然社会成员带入市场中的资源在决定其生活机会上的意义重大，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资源在市场中得以交换并最终实现其价值。洛克伍德开拓的思路在于，从“市场结果”的角度对韦伯的“市场状况”进行重新诠释，从经济报酬的来源与多寡、职业晋升前景、就业的稳定性和保障性等指标出发考察成员的阶级位置，并且进一步纳入了对成员工作状况（工作组织内的社会关系与权威关系）及地位状况（社会声望）的考察。

第四，这一支脉出现的缘由与第三条基本类似，而提出的应对策略则大不相同。他们认为，在现实社会，社会成员带入市场中的资源与其所获得的报酬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决定性的因果关联。相比于市场能力和市场资源，个体在市场关系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对个体的机遇和命运而言有着更为直接也更为根本和基础的意义。戈德索普等人的理论努力就在于寻找那些约束个体生活机遇，同时又独立于个体所占据的位置的结构性位置。当然，戈德索普阶级图式的构建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洛克伍德的阶级思想，尤其是在EGP图式出现早期，其理论标签或理论基础完全承袭了洛克伍德的说法，而后期随着理论标签的多次演化，“状况”理论的说法逐渐淡化了，并且戈德索普的实际操作化更是与洛克伍德的思想毫无瓜葛了。

（二）新韦伯主义的理论发展

在经由不同路径发展韦伯阶级思想的过程中，后韦伯主义者不仅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及社会结构形态变迁中体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如中间阶级的崛起，社会组织的规模化、理性化，而且对决定人们生活机会的内在机制的转变有所洞见，社会成员的组织权威状况（工作状况）展现出的决定和约束意义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下面着重从吉登斯、洛克伍德、戈德索普的阶级思想中寻求对上述论点的论证。

吉登斯从韦伯那里发展出了“市场能力”（market capacities）的概念并用其定义阶级。在他看来，“存在三种市场能力类型，可以说在构造阶级上通常都具有重要意义：对生产资料形式的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教育或技术资格，以及占有体力的劳动力……这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基本的三大阶级系统的基础：‘上层’阶级、‘中间阶级’，以及‘下层’或‘工人’阶级”[6]。然而，吉登斯并不认为个体拥有的市场能力直接决定了其阶级位置，因为市场状况纷繁复杂、无穷多样，如果从直接的市场能力出发定义阶级，那么也会出现无穷多样的阶级。因此，吉登斯主张努力从这些市场关系中，辨析出作为结构化形式而存在的阶级出来。[7]他认为，在确定的市场能力和阶级形成之间还有一个阶级关系的结构化过程，在此之后，尽管不同的市场能力能产生出一个无穷多样的相互交错的利益的复合体，但阶级类别的数量却是有限的。

社会流动机会的分布形态是吉登斯所谓的间接结构化，而直接结构化则有三种形式：生产性企业中的劳动分工、企业中的权威关系、分配性群组。其中前两者均涉及组织内的社会关系与阶级定位之间的关联。在他看来，权威关系的分化不仅能强化劳动分工对阶级关系直接结构化的影响，而且权威本身的支配与服从体系也会带来组织内的地位分化，如吉登斯论述道：“企业的权威结构应该既不被看成是现代工业生产中超技术关系的一个不可分的部分，也不应如达伦多夫的看法一样，被看成是构成了一个自成一格的‘阶级系统’，而应该被看作是促进阶级关系结构化的一个因素。从这后一个方面，我们可以接受洛克伍德的做法，即把权威看作是引起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之间一般阶级分化的一个重要元素。在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业企业的权威结构都基本上是管理部门内部的等级；但当体力工人在面对管理部门时，就是一组受到指示命令影响的群体，而他们自己则不是命令等级的一部分。”[8]洛克伍德提出，新的阶级位置测量方法首先源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当代社会面临的困境。马克思曾预言，工人阶级必然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实现阶级地位与阶级意识的统一。然而，20世纪50年代崛起的中间群体尽管与工人阶级同处于被雇佣的地位，但他们在阶级认同、阶级行动中的表现却与后者相去甚远，如何解释这一问题构成了当时阶级研究的热点话题。当时学界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指出，中间群体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虚假的（或错误的）阶级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与工人阶级一致的意识与行动才是他们应该表现出来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洛克伍德试图通过严格的实证方法考察中间群体中的一类典型人员——办公室职员的详细阶级状况，回应并试图解答上述争议性话题。其结论表明，不存在所谓的“虚假的阶级意识”，如果详细地考察这部分群体的阶级状况并与工人阶级相比较，就会发现二者的阶级处境完全不同，因此中间群体在阶级意识上的表现与其阶级地位是相吻合的。以前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判断应归结于他们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即同处于没有生产资料的雇员阶级位置——使用“阶级地位”概念。

洛克伍德在对办公室职员开展的研究中提出了新的阶级地位定义，它包括三大要素：市场状况、工作状况和地位状况。[9]就实质内涵而言，市场状况是对韦伯市场状况概念的发展和具体化，地位状况则是对韦伯声望与荣誉概念的操作化。洛克伍德研究的创新性在于他提出了工作状况（组织中在权威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作为定义阶级位置的一个标准的意义和价值。

就职员自身的工作状况而言，他指出，现代组织平均规模的快速增长及与之相伴随的组织的理性化与机械化，典型地表现为组织标准程序的确立及功能的专门化和细化，由此管理与监督位置从组织中分化出来并得到成倍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职员们不仅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门，与管理者和监督者一起构成小的工作群体，而且根据公司的权威体系与地位等级，职员彼此之间也被分开了（出现了分化）。”[10]

职员与体力工人之间也出现了明显的工作状况上的差异，如果说办公室内部的横向部门分割与纵向权威等级分化并没有彻底切断职员与管理者、监督者之间的亲密和私人的联系的话，那么办公室职员与工厂工人之间、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隔阂则是明显的、日益扩大的，原因在于彼此处于截然不同的权威关系链条上。

“与职员和管理者的工作合作相反，职员与体力工人之间有一种社会隔阂。这两大工作群体的完全分离或许是工业组织最显著的特征。鉴于‘办公室’（office）和‘工厂’（works）之间的这种严格区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体力工人的视角来看，‘管理’（management）工作是在最低级的日常办事员那里终止的。尽管职员可能并不处于权威关系上，且来自上级的管理工人的命令是由工头而非职员转达的，但职员与管理权威相连。”[11]

戈德索普及其合作者提出的EGP图式是学界公认的当代新韦伯主义阶级图式的主要代表。该图式的经验操作化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均没有发生实质变化，职业和雇佣地位始终是定义成员在阶级图式中的位置的两大核心指标，但其理论基础则发生了多次变迁：从个体“状况”论到“服务阶级”理论，再到雇佣关系理论，最后则借鉴理性行动/选择理论为雇佣关系分化寻求理论解释。戈德索普早期的阶级思想深受洛克伍德的影响，他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阶级图式即明确以市场状况和工作状况为理论基础，指出阶级类别就是由共享相似的市场状况和工作状况的职业群体聚类构成的。此时，戈德索普完全复制了洛克伍德对市场状况概念的界定并且扩展了工作状况的含义，在他那里，“工作状况”不仅包括成员在组织权威体系中的位置和在生产过程中的控制权，还包括洛克伍德所没有涉及的成员对自身工作任务及角色的自主性控制的程度。[12]

戈德索普的阶级思想几经变迁，但他对于工作状况的重视则比吉登斯、洛克伍德等人更甚，如果说工作状况在后两者那里都是定义阶级位置时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的话，那么在戈德索普的阶级思想中，“工作状况”逐渐“游移”到理论中心的位置。

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戈德索普明确提出过，相比于市场状况，工作状况在他的理论构想中占据着更为重要的位置。在1982年的那篇重要文献中，他曾指出：“服务阶级在工作状况上的一致性——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在完成角色过程中做出决策的权力，是其市场位置（状况）一致性产生的基础，应被看作基于更基本的水平上。”[13]原因在于：“出于对组织外部性的考虑和回应，雇主和雇佣组织必须面对下放权威关系和吸引专业知识、技能的问题。为保持雇员的工作与组织的目标、利益、价值相一致，必须授予他们一定的权威或某项专业职能责任，必须给予他们一定的合法化的权威领域和做出决定的领域，在他们采取行动——如做出决定、选择、判断等——的过程中，必须有信任关系。因此，那些实践着雇主下放权力的雇员与未获得下放权力的雇员在与雇主的关系上存在明显的差别。此时雇主提供给他们的报酬不仅仅是对他们所提供工作的直接回报，更是对他们承担某种责任的‘补偿’和‘考虑’。”顺着这一逻辑，可以说“存在这样一种趋势，报酬的水平和雇员管理权限的大小相关”[14]。可见，服务阶级在市场状况上相比于其他阶级的“优越性”，更多的是其内在的在组织权威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外在表征。

其次，尽管理论标签几经变更，但职业和雇佣地位始终是EGP图式经验操作化中的两大指标。其中，“职业头衔是市场状况的衡量指标，而雇佣地位是工作状况的衡量指标”[15]。雇佣地位指标（大雇主、小雇主、自雇佣、管理者、监督者、普通雇员）的使用在相当程度上修正了不同职业类别在阶级图式中的分布，因为成员在组织内的雇佣地位是雇佣关系分化的最终体现或结果。从根本上而言，是雇佣地位变量决定了雇员应该被放置在阶级图式的上层的“服务阶级”还是下层的“劳动合同阶级”，或是中层的“混合合同阶级”。

二、马克思主义传统及其理论转向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遇到了现实的挑战，以财产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所催生出来的经理群体和生产力发展、劳动技术分工深化造就的大批专业技术人员为代表的中间阶级的崛起，直接宣告了马克思的经典预言——整个社会将日益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破产。洛克伍德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没有比大量出现的下述令人尴尬的事实更让马克思主义理论者感到难堪了：自一战后工人阶级抗争活动达到高涨阶段以来，没有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任何类似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事物。”[16]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简单阶级构图的论述与现实经验结果之间的断裂问题，大批新马克思主义者投入到了对这一断裂问题的“修补”工程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主张有“两极分化论”、“新小资产阶级论”、“新阶级论”、“中间阶层论”。当然，对马克思主义最为著名的发展来自达伦多夫、布劳和赖特。

达伦多夫致力于从权威关系角度发展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赖特甚至评论说：“就从权威角度对阶级进行操作化这一点而言，达伦多夫的理论无人能出其右。”[17]达伦多夫认为，马克思把权威看作是从属于经济所有权的观点是一种狭义的理解。他提倡一种广义的权威观念，即在支配与服从关系确立的前提下，权威是一种比生产方式所有权更具有一般性且更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关系，这样财产所有权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权威。使用广义的权威概念，就可以很轻易地在每一个强制性合作团体中分辨出分别由居于支配地位的成员和居于服从地位的成员所组成的两类阶级群体，前者行使权威，后者接受权威。更进一步地，达伦多夫将在强制性合作团体中分配和行使的权威视为冲突群体的一个结构性决定变量，“在社会结构具有强制特性的假设下，权力或权威关系带来角色利益的冲突，这种在某些条件下的角色利益导致在有限的社会组织内以及在整个社会中组织化的、对抗性群体的出现”[18]。

布劳对达伦多夫的这种权威二分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并没有否定以权威进行阶级划分的逻辑思路。在布劳的理论构想中，可以从行政权威和经济权力的分化出发形成多类别的阶级图式，但这种阶级位置是渐进式地显示出不同的，而不是二分式地发生断裂的。例如，他指出，当代社会的权力结构可以说是由下等阶级、中层和上层所构成的……行政权威和经济权力（注：在量上）都是逐渐出现不同的。[19]

尽管达伦多夫对于权威含义的扩展及其在阶级划分上的应用极具启发性，但他有关权力阶级二分、阶级关系极化冲突的论点显然难以令人全盘接受。另外，无论是达伦多夫还是布劳，其基于权威的阶级图式都仅仅停留在理论设想阶段，并没有（实际上也很难）付诸具体的经验操作。

赖特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重建工作在众多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努力中是最有影响也最富成效的。他的阶级图式有前期和后期两种版本。前期以“矛盾阶级位置”的概念来面对由新中间阶层出现所造成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困境。矛盾阶级定位之所以是矛盾的，就在于它们同时分享了两方面的固有的、对立着的利益。管理者被看作是处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位置上；各类技术和专业人员作为半自主雇员处于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位置上；小雇主则处于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位置上。“矛盾阶级位置”的理论后来被赖特本人摒弃了，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传统而言，它有一个致命缺陷，即以“支配”概念来定义阶级，抛弃了“剥削”这一马克思阶级概念的核心要素。“支配”这一概念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意味着参与者具有任何独特的利益，而剥削则在本质上意味着一系列独立的物质利益。[20]

赖特在其第二套阶级版本——多元剥削阶级论中恢复了剥削作为阶级分析之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他借鉴了罗默有关生产性资产、剥削、阶级之间关系的见解，将不同的剥削机制看作是根据不同形式的资产来决定的，而不同的阶级位置则是根据建立在那些资产的财产权利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21]由此，生产资料资产、技术/资格证书资产和组织资产是导致剥削产生的三大源泉，也是进行阶级分类的标准。如果说赖特将技术/资格证书资产加入其阶级分类标准之中是对人力资本重要性的回应的话，那么组织资产的加入则是对当代社会“组织化”及组织权威重要性这一社会现实的理论回应。在赖特的经验操作上，组织资产是由个体在组织之中的决策权和监督权来衡量的，这与新韦伯主义者戈德索普在其阶级图式中考察的工作状况是大体一致的。赖特关于组织资产的论述是对本研究所力图论证的“阶级研究从重视‘市场状况’到重视‘工作状况’的理论转向”的有力支撑。同时，赖特有关组织资产的操作化思路也对本研究权威阶级图式的构建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至此，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在马克思和韦伯两大流派的发展演变中，都出现了从重视“经济决定”到重视“工作状况”的理论转向现象，图2—1很好地展现了这一过程。权威状况，尤其是组织权威（工作状况），

图2-1 从“经济决定”转向重视“权威支配”的路径图

得到了阶级分析家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这既是对时代变迁背景下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的理论回应，也是阶级研究自身理论逻辑推动的结果。从阶级理论文献梳理中得出的“转向”论点，为我们从权威要素出发建构新的阶级图式，尤其是使用组织权威指标界定雇员群体的阶级位置，提供了最初的思想灵感和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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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帕金和赖特分别作为新韦伯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带有交锋性质的言论可以视为两大阶级流派相互交融明证的一个注脚。在前者（1979）以其出名的嘲讽口气指出“在每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似乎都有一个呼之欲出的韦伯主义者”之后，后者针锋相对地回应道，“在每一个左派韦伯主义者那里似乎都有一个躲躲藏藏的马克思主义者”。具体参见［美］赖特：《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35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2] [德]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册），2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 [德]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册），2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 [德]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册），336~3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 Wright,E.O.，“The Shadow of Exploitation in Weber's Class Analysi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2,6:832–853.

[6] Giddens,A,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London:Hutchinson，1973,p.107.

[7] See Giddens,A,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London:Hutchinson.1973,p.107.

[8] Giddens,A.,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London:Hutchinson，1973,p.183.

[9] See Lockwood,D.,The Black coated Worker，London:Allenand Unwin，1958，pp.15–16.

[10] Lockwood,D.，The Black coated Worker，London:Allenand Unwin，1958，pp.79–80.

[11] Lockwood,D.，The Black coated Worker，London:Allenand Unwin，1958，p.81.

[12] See Goldthorpe,J.H.,Llewellyn C.,Payne,C.，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0/1987.

[13] Goldthorpe,J.H.，“On the Service Class,Its Formation and Future，”In Giddens,A.and MacKenzie,G.（Eds）,Social Clas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Essays in Honour of Ilya Neustad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14] Goldthorpe,J.H，“On the Service Class,Its Formation and Future，”In Giddens,A.and MacKenzie,G.（Eds）,Social Clas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Essays in Honour of Ilya Neustad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15] Marshall,G.,“John Goldthorpe and class analysis，”In Jon Clark,Dr Phil.ed.，John Goldthorpe: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The Falmer Press，1990，p.55.

[16] Lockwood，Solidarity and Schi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p.166.

[17] Wright,E.O.，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9.

[18] Dahrendorf.R.，Life Chances：Approaches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p.165.

[19] 参见[美]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32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0] 参见[美]赖特：《阶级》，57~58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1] 参见［美］赖特：《阶级》，76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