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召回“组织”：劳动力市场理论的复兴及启示
20世纪60年代末及整个7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科学界开展了一场范围广泛的、对传统理论和观念进行深刻批判与反思的思想运动，其发生的背景与当时经济滞胀导致的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失业贫困问题大量出现、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反战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反种族隔离运动、民权运动）迭起等社会现实紧密相关，而其目标在于反思以往有关工业化、现代化、社会不平等等议题的认知。在经济学中，面对当时持续的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现象、严重的失业现象、就业歧视现象及教育培训计划的失败等社会现实问题，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在社会学中，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解释也主要集中于对个人特征的探讨，同样无力应对上述社会问题。例如，当时社会分层流动研究领域盛行的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就认为个人的职业成就或社会地位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受教育水平、父母的职业和教育程度等“纯粹”个体特征上。
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不平等究竟有多少应该归因于个体层次，而又有多少应该归因于超个体层次的其他层次？如果对这一问题难以形成一个明确的回答的话，就很难说“社会不平等应该关注于影响地位获得的个体层次的因素”的论点是理所当然或不证自明的。并且，由社会现实得出的基本判断恰恰与此相反，“那些限定在个人层次上的过程要由根据某些更宏观层次所作的分类而定”[1]。总之，外在于个体层次的、影响个体在生活机会与社会地位等方面不平等的其他因素在经验研究中不应该被一笔带过或直接不予考虑。
在这种背景下，学界对社会不平等研究“仅重视个人特征，忽视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因素、制度因素和历史因素等宏观变量的理论传统进行了批评”[2]，进而转向强调外部性、制度性、结构性因素在社会不平等现象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由此在分层研究中确立了一种被称为“新结构主义”的理论传统。来自社会分层、组织社会学、劳动经济学、职业社会学和工业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汇聚在一起，围绕劳动力市场过程这一社会分配的中心机制[3]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内部呈现的是一派群雄逐鹿的景象，因为众多分析家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位点究竟应该置放在何处并未达成共识。有的学者将分析的对象聚焦在行业和大的产业部门上，如皮奥雷等提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科尔、皮奥雷等人提出的内/外部劳动力市场理论等；有的学者则将分析对象放在公司、企业上，如斯托泽尔伯格呼吁“召回老板”，巴荣呼吁“召回企业”；有的则将研究对象放在职业（occupation）上；还有的将研究对象聚焦在工作（job）特征上。
巴荣系统总结了关于工作和不平等研究所跨越的几个组织层次，从个人行为到整个社会系统的动力学（见表2—1）。在巴荣看来，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应该对应于不同的分析单元，然而上述分析却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犯了重要的错误：第一，在他们有关工作组织与不平等关系的研究中，社会组织层次与分析单元之间的对应关系经常是模糊不清的。例如在皮奥雷的内外部劳动力市场理论中，初级市场的工作常常位于中心公司和关键产业，次级工作则相反，在这里，产业部门、公司、劳动力市场及工作交织在一起，人们很难清楚地了解工作安排到底是怎样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层次中建构的。第二，尽管大多数的分析家都承认，结构和获得之间的关系密切地与工作的组织连接在一起，但是连接了工作组织和不平等的“宏观”维度和“微观”维度的企业在当代结构分层研究中是缺失的一环，具体的组织结构与组织过程（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process）并没有得到清晰的阐述。
表2—1 社会组织层次与分析单位
巴荣提出了一个合理的主张，那就是“召回企业”，因为那些影响工作的微观和宏观力量都是在企业的组织舞台内发挥作用的。在企业内，劳动力被定价和配置，生产技术被安排和实施，并且权力被组织和执行。社会和经济流动也是在经济组织内部和之间实现的。社会和制度力量通过企业所面临的组织约束来影响工作和工人；反过来，工作单位所采取的行动也影响了它们的宏观环境。所以，比起越来越多的对个人获得的结构影响的研究，或者职业特征和产业特征之间的共变关系的研究来，扎根于组织层次上的实证研究更有可能贯穿当前关于工作结构的争论。进一步地，巴荣指出，在召回中间层次的“企业”时，应将注意力放在“工作在企业内实际上是如何被安排的”这一问题上。尤其应该关注企业内部权力的分布和分配这一工作组织和分层的各种相互竞争理论的核心焦点问题。[4]
综合来看，尽管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的论点集中在各个不同的研究层次和主题上，但总体而言，它们拥有一定的共同之处，那就是摒弃宏观社会整体层次和微观个体层次的解释视角，转而从一种中观的“组织”层次来分析外部结构性因素是如何作用于个体在地位、报酬、晋升等各种生活机遇上的不平等形态的。尤其是巴荣在对各个研究层次与分析单位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澄清之后，呼吁将分割和分层的研究与企业等工作组织连接起来，重点分析企业内部结构与组织过程，以建立一个工作结构与地位获得的具体模型。“新结构主义”流派的兴起标示着一种理论焦点（重视外部结构性因素）与研究层次（组织层次）的转向，而这种转向与我们上文所试图论证的阶级研究的转向是相契合的。这为我们从组织视角展开阶级建构工作提供了直接的、强有力的佐证，并且，该流派极具想象力的经验操作化实践也为我们构建阶级图式带来了诸多启示。
注释
[1] Baron,James N.and Bielby,William T.，“Bringing the Firms Back in:Stratification,Segmentation,and the Organization of Word，”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0,45:737–765.
[2] 李路路、孙志祥主编：《透视不平等——国外社会阶层理论》，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 See Kalleberg,A.L.,Sorensen,A.B.，“The Sociology of Labor Markets，”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1979，5:351–379.
[4] See Baron,James N.and Bielby,William T,“Bringing the Firms Back in:Stratification,Segmentation,and the Organization of Work，”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0,45:737–7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