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分析思路：集体行动者与生活条件综合信号

不同的阶级分析范式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异，集中反映在要不要研究阶级形成问题，以及要不要研究与阶级形成密切相关的阶级行动问题上，由此形成了对阶级的社会意义的两种分析思路。

一、“结构—意识—行动”：阶级作为集体行动者

传统的阶级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都把阶级形成和阶级行动作为极其重要的研究议题。如果说阶级结构是被客观地定义了的社会空间，那么阶级形成就是被集体性地组织起来进行阶级斗争的社会行动者形成的过程[1]，实际上这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中“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化问题。在以阶级斗争和社会变迁为研究主题的宏观阶级社会学中，阶级形成问题一直占据着核心位置，因为只有阶级成员被组织起来，为了其自身的阶级利益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够说他们形成了一个真正的阶级。宏观阶级社会学中一般都包含一种基于阶级的集体行动理论，根据这种集体行动理论，“在阶级结构内占据相似位置的个人，会发展出共同的意识和对其阶级利益的把握；继而，共同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会激发他们采取共同行动以追求他们共同的阶级利益”[2]。这种理论逻辑可被称为“结构—意识—行动”链条，帕尔（R.E.Pahl）把它看作是一种“咒语”[3]，认为它具有明显的决定论色彩。

在阶级理论复兴的前期，就有大量社会学家重新阐释阶级形成和阶级行动问题。例如：吉登斯的“阶级关系结构化”理论从“间接结构化”和“直接结构化”这两个方面来论证发达工业社会的阶级形成；帕金从社会封闭的角度论述了阶级形成和与此相关的阶级行动问题。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阶级的影响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主观方面，有调查表明，人们对阶级的主观感知和身份认同日趋衰落。格伦斯基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艾米森和韦斯特恩于1990年对澳大利亚人阶级意识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所有澳大利亚人中，仅有7％把他们所处的社会阶级视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身份。[4]在客观方面，以阶级（利益）为基础的阶级行动和阶级斗争日益减少，现在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以民族（如各种各样的民族独立甚至民族分裂运动）、性别（如女权主义运动以及同性恋权益运动）、人类关怀（如西方的“绿党”和环保主义运动）、群体利益（如拆迁区群众的抗议活动）等为基础的新形式的社会运动。所有这些，构成了前文所提及的，以后工业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对阶级分析的批评与攻击的重要基础。

正因为如此，西方阶级理论家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对“阶级不行动”问题的解决上。主要的解决方案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强调“结构—意识—行动”链条中的各种随机因素，认为这些因素会对阶级形成和阶级行动产生“干扰”或者“阻挠”[5]；第二种是求助于“虚假阶级意识”概念，即认为工人阶级内部出现的一些新阶层对于他们真实的阶级位置和真实的阶级利益具有一个“错误的”阶级意识，从而有损于工人阶级的团结[6]；第三种是主张重新构建阶级分类图式，以正确地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结构，这种应对认为，过时的阶级分类图式无法正确地反映资本主义目前的阶级结构，也因此必然无法正确地捕捉阶级成员的阶级意识[7]。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期间，重新构建阶级分类图式的努力成为很多阶级理论家的重要工作内容。

但是，总的来看，面对“阶级不行动”的批评和攻击，在阶级分析复兴运动中存在着一种“雄心壮志缩减”的趋势，这指的是越来越多的阶级理论家开始放弃宏观层次上的阶级分析（其典型表现就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历史理论”，以及与这种理论密切相关的“阶级形成问题”），放弃阶级分析中的“结构—行动模型”，而阶级分析的微观层次研究（如阶级对收入水平、社会态度等个人层次结果变量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占据统治地位。赖特以及戈德索普的阶级理论都可以被看作是阶级分析家们“雄心壮志缩减”的典型例子。

与那些缩减了雄心壮志的阶级理论家们不同，格伦斯基等人认为，如果不研究阶级形成和阶级行动，阶级理论家就无法反驳后现代主义所谓“阶级死亡”的主张。格伦斯基等人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回应反阶级分析的论调以及阶级分析家内部的“雄心壮志缩减”的举动：第一，阶级利益的形成和阶级行动的发生与“阶级结构化”有着密切关系，阶级结构化促进阶级利益的形成，促进阶级团结，并促成阶级行动。当代社会的技术变迁、组织变迁以及职业协会的变迁等一系列客观事实都表明，阶级结构化的趋势并未减弱。[8]第二，之所以社会学家没有捕获到显著的阶级行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使用了错误的阶级分类框架，阶级分析从宏观层次向微观层次的转移并未伴随着阶级构图（class map）上的相应转移，社会学家还在沿用传统的大阶级聚类图式，而这种聚类图式极大掩盖了阶级关系的“局部结构化”，掩盖了职业层次上的阶级利益、阶级团结和阶级斗争。[9]第三，阶级集体行动已经不是以往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或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而是在职业群体层次上出现的各种为争夺裁决权（jurisdiction）而展开的职业封闭实践，如美国眼科大夫和验光配镜师之间围绕谁有权控制眼部矫正手术这一业务而展开的相互斗争。[10]

其实，否认阶级集体行动与强调阶级集体行动之间的分歧并没有那么绝对，更多的是“雄心壮志的缩减或弱化”而不是消失。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戈德索普和格伦斯基争论大、小聚类阶级的优劣时，戈德索普争辩道，基于大的阶级分类的集体性阶级行动不是不存在了，只是不再表现为革命的“冬宫风暴”模型所描述的那种行动，而表现为北欧国家的“新法团主义”（neo-corporatism）或“社会合作主义”（social partnership）制度，只不过这种制度的目的在于“顺应而非加强阶级冲突”[11]。

二、“结构—状况—选择”：阶级作为生活条件综合信号

当阶级分析者从宏观层次的阶级行动问题转向微观层次的阶级影响问题时，他们对阶级概念的使用也会同时发生变化。具体来说，就是阶级概念从集体行动者变成了生活条件的综合信号（omnibus signal of life conditions）[12]。

微观层次上的阶级影响研究在目前的阶级分析文献中占据较大比例。格伦斯基甚至指出，这类分析无处不在，“对几乎任何一个个人层次的变量，我们都可以找到一篇完善的研究文献，把这一变量看作是由阶级所决定的”[13]。按照帕库尔斯基和沃特斯的总结，这些微观层次现象包括政治偏好、生活方式选择、儿童抚养实践、身体和精神健康的机遇、对教育机遇的获得、婚姻模式、职业继承、收入，等等。[14]薇登和格伦斯基更系统地把这些“待解释对象”归为三个主题领域，分别是：（1）生活机会，如收入、教育、工作条件等；（2）生活方式，如消费实践、制度参与等；（3）文化，如政治偏好、社会态度等。[15]

微观层次的阶级分析，实际上就是将阶级作为客观的结构性位置，研究它是如何影响阶级成员的生活机会和生活选择的。同解释集体行动的“结构—意识—行动”链条一样，在对微观层次现象进行解释时，阶级理论家也都遵循着一条大致类似的链条，即“结构—状况—选择”。这同样也是一种结构主义解释，只不过它把社会结构更明确地指定为阶级结构。微观层次的研究就是要确认在“结构—状况—选择”链条上发挥作用的各种因果机制。具体地说，“结构—状况—选择”链条的内容是，“那些拥有类似资源并且因此占据类似的结构性位置的人，将会共享类似的、关于‘生活机会’的可能性和约束……因此，他们可能也会被预期以相似的方式行动”[16]。

事实上，在阶级理论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论证阶级与其他变量——年龄、性别、种族等——相比到底有无解释上的特权。如霍尔顿和特纳所说：“对阶级理论之前途的评估（取决于）……与其他寻求解释相同现象的更广泛的理论相比，‘阶级’理论的卓越之处。”[17]换用索伦森的话来说：“当它得出了对流动和获得过程的新的洞察时，阶级分析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是如果它产生了一些但并非全部的可以由其他理论提供的洞察时，和/或它很少为富有成效的问题和研究程序提供启发时，阶级分析就不是一个那么有用的概念了。”[18]在这个意义上，其实阶级分析和各种非阶级分析在分析形式上的区别仅在于：研究者是使用阶级作为自变量，还是选择其他的自变量，如人口统计学变量、教育、城乡、组织、政策等变量。

很多反对阶级分析的批评者认为，人们无法解释阶级效应被再生产时所借助的过程。例如，帕尔指出，阶级概念不再是有用的了，因为阶级和各种结果变量之间的关联“大概混合了许多相当截然不同的（因果）过程，这些过程应该保持分析上的独立性”[19]，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对这些过程分别加以分析，而不是把阶级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信号。布瑞恩（Richard Breen）和罗特曼（David Rottman）也认为，阶级理论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并且阶级机制一直未被明确指定，因为人们一直忽视了阶级在决定施加于行动上的机会和约束时所采用的方式。我们需要诸如对纵贯数据集的定量分析等新的研究方法，来解释“阶级是如何产生它所具有的效应的”这一问题。[20]所有这些批评都指向了连接阶级和各种结果变量的因果机制。我们下面就来阐释阶级分析的解释逻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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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参见[美]赖特：《阶级》，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 Goldthorpe,J.H.and Marshall,G.，“The Promising Future of Class Analysis:a Response to Recent Critiques，”Sociology,1992,3:381–400.

[3] Pahl,R.E.，“Is the Emperor Naked?Some Questions on the Adequacy of Sociological Theory in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89,4:711–720.

[4] See Grusky,David B.,Kim A.Weeden,and Jesper Sorensen，“The Case for Realism in Class Analysis，”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2000,14:291–305.

[5] 参见Dahrendorf.R.，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美]赖特：《阶级》，116~119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 See Lockwood,D.，The Black coated Worker，London，Allenand Unwin，1958/1989.

[7] See Weeden,K.A.,Grusky,D.B.，“The Case for aNew Class Map，”American Journal ofSociology,2005,1:141–212.

[8] See Grusky,David B.,and Jesper B.Sorensen，“Can Class Analysis Be Salvaged?”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8.103:1187–1234.

[9] See Grusky,David B.,and Jesper B.Sorensen，“Can Class Analysis Be Salvaged?”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8.103:1187–1234.

[10] See Grusky,David B.,and Kim A.Weeden,“Class Analysis and the Heavy Weight of Convention，”Acta Sociologica2002,45（3）:229–236.

[11] Goldthorpe,J.H.，“Occupational Sociology,Yes,Class Analysis,No:A Comment on Grusky and Weeden's Research Agenda.，”Acta Sociologica,2002,3:211–217.

[12] 此概念见于薇登和格伦斯基合写的一篇论文。关于其具体含义，可参考文中的下面这段话：“我们主张，这一……阶级图式的主要目的，是去识别出生产场所中的一些结构性位置，它们提供了最强烈的关于‘生活条件’的可能信号，这指的是定义了我们社会生活的质量和特征的那些‘境况’（circumstance）的全副甲胄，包括我们控制的经济流和经济资源、我们的制度性的亲密关系和承诺、我们所过的生活方式类型，以及我们的意见和态度。”（Weeden and Grusky，“The Case for aNew Class Map，”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5,Vol.111,No.1：141–212.

[13] Weeden,K.A.,Grusky,D.B.，“The Case for aNew Class Map，”American Journal ofSociology,2005,1:141–212.

[14] See Pakulski,Jan.,Waters,Malcolm，“The Reshaping and Dissolution of Social Class in Advanced Societ,”Theory and Society,Vol.25,No.5,1996.

[15] See Weeden,Kim A.,Grusky,David B.，“The Case for aNew Class Map，”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No.1，2005.

[16] Rose，D.and Pevalin，D.J.，A Researcher's Guide to the National Statistics Socio-economic Classification，London，Sage，2003.

[17] Holton,R.and Turner,B.，“Debate and Pseudo-Debate in Class Analysis:Some Unpromising Aspects of Goldthorpe and Marshall's Defence，”Sociology,1994,3:799–804.

[18] Srensen,Aage B.，“On the Usefulness of Class Analysis in Research on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Acta Sociologica,1991,2:71–87.

[19] Pahl,R.E.，“Is the Emperor Naked?Some Questions on the Adequacy of Sociological Theory in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89,4:711–720.

[20]See Breen，R.and Rottman，D.，“Class Analysis and Class Theory，”Sociology，1995,29:453–473；Devine,Fiona.，“Class Analysis and the Stability of Class Relations，”Sociology,1998，Vol.32,N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