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际经验的进一步验证
上文只检验了供给侧改革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就业变化情况，因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时间不长，尚处于攻坚甚至攻坚前夜的阶段，所以还没有办法检验第三阶段的就业变化特征。接下来我们将结合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英、德等供给侧改革较为成功的国家的经验，来验证供给侧改革全过程的就业变化轨迹。需注意的是，这些国家都有成熟的市场机制，所以与前述三阶段论略有不同，它们只有后面两个阶段。
（一）美国供给侧改革及其就业起伏
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开始陷入滞胀的泥潭。1980年，经济增长率降为-0.27%，通货膨胀（简称通胀）率超过13%，失业率超过7%。1981年，里根执政后摒弃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思想，转向古典自由主义框架下的供给管理思路，大胆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旨在提高要素生产率。
当时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最高已达70%，企业所得税税率高达46%，严重遏制了私人部门的生产积极性。基于1974年拉弗曲线的基本思想，里根在执政期间主导了两次大的减税改革，即1981年的《经济复兴税收法案》和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减税行动包括：（1）大幅下调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边际税率由原来的70%一次性降到50%，后又于1987年降至38%，1988年进一步降至33%。据统计，中等纳税群体的税负因此减少了1/3，数以百万计的低收入群体不再缴税。（2）所得税指数化，按物价指数自动扣减纳税人的纳税基数和适用税率。（3）加速折旧，厂房折旧期由原来的32年~42年缩短为10年~15年，设备折旧期由原来的5年~15年缩短为5年，汽车则缩短为3年。（4）下调资本收益税的税率，从49%降至20%，对风险投资的60%免税。这些举措不仅刺激了消费，更刺激了投资积极性。1982年，新工厂和新设备的投资增速超过15%，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高速度，更重要的是，风险收益税的下调刺激了大量资金流向高新技术产业。
减税行动使美国政府自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第一次削弱了财政对税收的依赖，但为了实现财政平衡，政府又大幅度压缩公共支出。为控制财政赤字，美国于1985年通过了《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法案》。当赤字超过一定水平时，开支将自动削减。当然，从实施效果来看，并不理想。美国供给侧改革最饱受争议的问题就是赤字问题。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巨额利息负担削弱了美国政府的力量。
里根经济学采纳了弗里德曼的货币学派的观点，以M2作为货币政策的调节中介目标，将M2增长率维持在经济增长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和的水平上，控制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该政策通过紧缩货币提高了利率水平，又通过促进资本回流改善了国际收支账户的赤字问题。高利率与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相结合，使房地产等传统的资金密集型产业受到巨大冲击，保护伞被打破。
减税是减少政府干预的一个典型例证，同时，里根政府采纳斯蒂格勒的产业准入思想，在中观层面调整了产业准入条件。在运输、通信、能源、金融等传统保护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去管制运动，放松了这些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通过引入有活力的新兴资本来强化竞争。因此，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会还举行了上百次的关于行业准入的听证会。
基于国家创新机制，美国政府强调军工技术带动民用技术，即以航天、电子、核能、生物、新材料、计算机等军工技术带动新兴产业的崛起，既达到了重整军备的目的，也补充了国家经济实力，并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为完成这一切换，政府须改善新兴产业的运营环境。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技术创新法和中小企业专利程序法来保护创新企业的利益。
上述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里根时代。从1983年开始直到1989年里根离任，美国的年度经济增长率都维持在3.2%以上的合意水平上，1984年甚至一度突破7%，创造了连续7年的稳定增长局面。国家经济实力大增，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这典型反映在产业结构的变迁上：钢铁、煤炭、工业机械等传统制造业江河日下，并不得不借助国际资本转移出去；而电子、通信、信息、军工、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迅速成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
当然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在创造性破坏力量的作用下，美国经济也经历了较大的反复和震荡，特别是在改革初期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触及了不少既得利益者的利益。1981年，里根总统遇刺就说明这种风险是剧烈的。在劳动力市场，它所带来的影响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过下行的痛苦。
对于就业的反复过程，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张图清晰地反映出来。
图3-2显示，在1981年推出供给侧改革后的最初两年，美国失业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急剧上升，从7.6%上升至1982年的9.7%和1983年的9.6%，就业形势的恶化跃然纸上。随着改革的推进及新兴产业的逐步崛起，失业率才重新下降，并不断创出新低。1984年，失业率回到了改革前的水平，为7.5%。1986年，失业率降至7%。1989年，失业率已降至5.3%的合意水平，就业复苏势头非常强劲。
从图3-3可以看出，美国在1981年启动供给侧改革后的两年时间里，传统制造业的退出使制造业就业人数大幅下降。制造业就业人数在1981年为2181.7万人；1982年降为2028.6万人，剧减153.1万人；1983年又进一步降至1851.1万人，比1982年又减少了177.5万人，减幅进一步扩大。在制造业的带动下，工业就业人数也出现了同步大幅下滑，1981年工业就业人数为3019.1万人；1982年降为2825.6万人，减少193.5万人；1983年又降至2589.4万人，比1982年减少236.2万人。可见，在最初两年时间里，制造业、工业乃至整个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排斥程度是很猛烈的。而此时，服务业就业也没有明显改善，就业规模并没有明显扩大，特别是在1982年，服务业就业人数为6786.9万人，只比1981年增加了100万人左右，力度非常小。
图3-2 美国供给侧改革前后失业率的变化轨迹
图3-3 美国供给侧改革前后各大部类就业人数的变化轨迹
所以从总体上看，在美国供给侧改革的最初两年，劳动力市场经历了阵痛。1982年非农就业人数比1981年绝对减少，幅度达到近百万人。直到1985年之后，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排斥过程才结束，就业人数开始略有回升，但每年规模仅在40万人之内，这时以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开始崛起，就业规模每年以超过200万人的速度扩张，它带动了国民经济总就业规模的快速膨胀，非农就业每年以230万人以上的速度递增。美国就业这时候才迎来了真正高质量的拐点。
（二）德国供给侧改革过程中的就业变化
从严格意义上讲，德国供给侧改革可溯源至20世纪80年代末。1985年，在一些利益集团的游说下，美国政府结束了汇率的放任政策，开始干预外汇市场。除了众所周知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外，西德马克价值也大幅飙升36%，西德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1990年，两德统一花费了大量的财政经费，连同高税收、高福利、市场僵化等因素的作用，德国经济步履维艰。当1998年施罗德上台执政时，失业率高达11%，经济增长率近乎为零。
与当年日本通过超发货币来刺激经济不同，施罗德政府认为，需求管理只能暂时性地解决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宽松货币政策只能一次性降低企业投资成本，长期投资行为主要还是取决于利润率状况。只有改善企业的盈利状况，才能从根本上刺激企业的投资和生产行为。自此，施罗德开始着手整顿经济，并正式启动了供给侧改革。如果将两德统一前后断断续续采取的改革措施综合起来，那么可以总结成一句话——打破以“高税收、高福利、高支出、强管制”为特征的政府干预体系，让位于市场机制。
（1）结构性减税。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从48.5%降至42%，最低限度则从19.9%下降到15%；企业所得税税率也从25%下降到19%。大幅减税可以提振经济主体的税后边际收益，进而刺激消费和企业的投资动力。新兴产业减税力度更大。
（2）结构性压缩财政开支。与美国类似，在税收减少的情况下，为保持财政平衡，德国政府也大幅压缩财政开支。但对于国家鼓励的新兴产业，德国政府仍加大财政补贴的力度，特别是那些周期长、风险大的行业，补贴力度更强。
（3）劳动力市场去管制化。长期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诸国，由于采取高失业保险、高劳动保障的福利政策，劳动力市场僵化问题特别突出。企业用工成本高，裁员风险大。导致的结果就是，企业不敢扩大生产，不敢多雇用员工；而劳动者由于有丰厚的失业保险兜底，也没有参与劳动的积极性。针对这些问题，施罗德政府制定了名为《2010议程》的长期改革纲领，以打破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施罗德亲自与强大的工会进行谈判，迫使其接受更低的工资以换取工作保障。同时，政府同意削减占企业工资税40%的失业津贴和社会福利，调低过高的退休金，削减失业救济力度，放宽僵硬的工时管制，减少对企业裁员行为的限制和干预。这些举措不仅减少了政府干预的力度，也限制了工会和行业协会的力量，强化了市场机制的作用，重塑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和活力。
（4）扶持企业研发，并提供员工培训补贴，为其提供人力资本支持。德国对人力资本的重视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拿破仑战争时期以及柏林洪堡大学的建立。每一次大的结构转型，几乎都可以看到国家在人力资本投入方面的影子。此次供给侧改革也是一样，通过国家扶持，德国克服了培训领域的市场失灵。
德国的上述改革措施取得了公认的成功，以至于2008年经济危机后，在欧洲，德国经济一枝独秀，率先复苏，成为支撑欧盟经济运转的重要力量，并与意大利、希腊形成鲜明对比。但与美国一样，德国供给侧改革在早期也遭遇了重重困境。施罗德民望曾一跌再跌，甚至有6万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党员要求退党。
在就业领域，供给侧改革也导致了先抑后扬的变化趋势。如图3-4所示。
图3-4 德国供给侧改革前后失业率的变化趋势
如果以2003年出台长期改革纲领为改革启动的标志，那么可以看出，在改革后的三年时间里，失业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是上升的。失业率在2003年为10.5%，到2004年升至10.6%，2005年则达到11.7%，2006年仍然高达10.8%。从2007年开始，失业率才开始明显下降，降至9%。此后一路下行，2012年失业率开始降到7%以下；2014年失业率降至6.7%，就业改善的效果非常明显。德国供给侧改革前后各大部类就业人数变化轨迹如图3-5所示。
从各大部类就业人数变化的情况来看，2003年，工业就业人数为1129.3万人，比2002年大幅下降，猛减403万人；而服务业就业人数为2358.8万人，只比2002年增加128万人；非农就业人数大幅下降，比2002年减少275万人。2004年，工业进一步排斥劳动力，就业人数降为1110.8万人，比2003年减少18.5万人；服务业就业人数升为2391万人，比2003年增加32.2万人；非农就业人数比2003年小幅增加137万人。2005年，工业就业人数降至1085万人，比2004年减少25.8万人；服务业就业人数达到3464.8万人，比2004年增加1073.8万人；非农就业人数开始明显攀升，比2004年增加480万人。从2006年开始，一方面，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排斥过程结束，而且每年还有近百万人的增幅；另一方面，服务业就业人数稳步增长，国民经济就业开始稳步向上。尽管在2008年，由于经济危机的冲击，就业人数曾短暂回调，但很快又回到上升轨道。
图3-5 德国供给侧改革前后各大部类就业人数变化轨迹
（三）英国供给侧改革与就业演进
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严重困境，当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时，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经济增长率为负，同时面临着严重的失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为国企过多、国企运行效率低下、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工会力量强大，以及僵化的运行体制严重遏制了资源配置效率。这种病根与当时的德国很类似，为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撒切尔夫人进行了果断的结构性改革，主要措施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国企私有化，打破市场禁区。这是撒切尔改革的标志性动作，它掀起了20世纪80年代整个西方世界的私有化浪潮，通过将国有企业股份出售给个人，使私人资本开始进入原来只有国家资本才能涉足的领域。1979年，只有航空、航天、造船工业没有启动私有化，其他行业均被出售。1983年，像罗尔斯罗伊斯公司这样著名的军工企业也出现在私有化之列，此外还包括英国电信公司、英国航空公司、莱兰汽车公司等重要企业巨头。一般认为，水、电、气等基础设施行业具有典型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可以由国家来垄断经营，但也被私有化。撒切尔夫人还采取强硬手段对煤矿、铁路进行私有化或予以关停，15个国营矿场先后被强制关闭。1990年，在撒切尔夫人离任时，国有工业资本已大幅减少60%。
（2）减少行政干预。秉承哈耶克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撒切尔夫人认为，不必要的经济管制是妨碍要素效率的根本。为此她关闭了一些政府部门（如原来的物价管制委员会），缩小国家企业局的权限，同时废除了180多项限制经济活动的规定，废止了延续近40年的外汇管制条例，让英镑汇率自由浮动。
（3）大幅减税，同时缩小政府规模，大幅压缩政府的各项开支，特别是用于教育、医疗、福利等领域的福利开支，着力打造亚当·斯密意义上的“小政府”。
（4）打击工会力量。当超越合理的限度后，工会力量与政府干预一样，都会成为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障碍。与后来的德国施罗德政府一样，撒切尔夫人也对工会力量进行了限制，并且手段更强硬。1984年，英国矿工联合会发动罢工，以阻挠私有化进程。撒切尔夫人决不妥协，在储备了足够的电煤之后，对罢工进行武力镇压，工会无条件投降。工会势力对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干扰被遏制。
（5）紧缩货币。撒切尔夫人也是一个坚定的货币主义者，自上台开始就控制货币发行速度，通过紧缩银根遏制住了通货膨胀，并与需求管理决裂。
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被称为“挽救了英国的颓势”。但与里根、施罗德一样，此次改革也遭遇了重大阻力，罢工与抗议不断。在改革的最初几年，撒切尔改革给劳动力市场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如图3-6所示。
图3-6 英国供给侧改革前后失业率的变化轨迹
从图3-6可以清楚地看出，在1979年推出供给侧改革后的几年时间里，英国失业率出现了大幅上升，这是结构升级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撒切尔夫人的压力所在。失业率在1979年为4.5%，到1980年升为7.4%，此后一路攀升，1984年已飙升至11.2%，并在此高位横亘了三年。直到1987年，失业率才跌回9.1%，至1990年撒切尔夫人离任，失业率已降至6%左右的合意水平。在这个时候，英国的结构调整才算基本完成，后来虽然也经历过1992年的起伏，但就业形势基本逐步好转。结构转型使英国成为后来欧洲经济运行较为稳定的国家之一。
通过以上三个国家的经验事实可以看出，在供给侧改革的早期阶段，劳动力市场都会经历一次震荡，传统产业加速排斥劳动力，而新兴产业的就业扩张又会出现真空期，使失业率攀升。只有经历这个痛苦的考验期后，就业才会稳步回升。这一现象与前述对供给侧改革后两个阶段就业变化的预测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