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个维度的测算
在这样一个经济亟须转型、形势不甚明朗的时期内,如何衡量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学术界缺乏一致性观点。究其原因,在于衡量转型的效应非常困难。本着较为全面衡量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和经济增长效果,兼顾分析经济增长客观条件这一原则,本章采用产业调整、民生改善、环境保护等一级指标及多个二级指标,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发展方式转换和经济结构调整进行测算。表1-1展示了本章所采用的各类一级指标和对应的二级指标。
表1-1 我国发展方式转换和经济结构调整评价指标体系
(一)产业调整
如前所述,经济发展的要求与可支配资源的紧缺之间出现了冲突,产业结构亟须优化,层次需要提高。新常态的出现,正是我国的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从粗放向精细,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转型和发展的一大契机。在这个过程中,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转换,由制造初级产品占优势向制造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占主导转换。一些落后产业将不得不转型,一些落后产能将被淘汰,而对于符合新时期发展特色和方向的产业,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将成为它们新的发展平台和机遇。本章将一级指标产业调整具体分为以下二级指标:第三产业新增劳动人口数、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占比、出口最终产品额占出口总额比例、对外依存度、铁路/公路密度,从而更好考察我国经济发展对产业依赖情况的转变,并测算产业调整的具体幅度。
第三产业新增劳动人口数:国际上的发展经历表明,在国家由中低收入水平逐渐向中上收入水平转变的时期,通常伴随着第三产业的蓬勃快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和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国家的工业化扩张程度和城市化的发达程度。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也是我国新时期下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水平升级的重要内容。
本章通过对我国第三产业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和增长量进行衡量,说明我国经济对第三产业的依赖程度的变化情况,从而考察产业结构是否进行了相应调整,如图1-2所示。
图1-2 1995—2014年我国第三产业劳动人口数变化情况
2014年,我国第三产业劳动人口数占全部劳动人口数的40.6%,该比值首次达到40%以上。同时,近几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劳动人口数的增长保持在1500万人的高水平以上,再结合各层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占比,我们可以认为第三产业发展正在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经济已经逐渐依赖于现代化服务业的发展和升级,向着新的发展常态阔步前行。
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占比: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在我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快速扩张和发展,使得我国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学位的人口迅速增加,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也随之增长。科技人力资源指实际从事或有潜力从事系统性科学和技术知识的生产、发展、传播和应用活动的人力资源。科技人力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被认为是影响国家发展前景的、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科技人力资源的数量多少和质量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现阶段综合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
本章收集和整理了近20年来我国各个时期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其中较高学历层级的科技人力资源数量,结合历年总人口保有量数量计算得到每万人中科技人力资源数量。这一指标可以有效反映当前我国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集中程度,进一步考察我国产业结构是否有利于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如图1-3所示。
图1-3 2000—2014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情况
不难发现,一方面,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一直保持稳定增长态势,而且速度逐年加快,年均增速接近10%。在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逐年快速增长的同时,本科以上学历科技人力资源数量也具有较明显的增长幅度,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的国家,在国际上保持着科技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结合历年总人口数量指标后计算出的每万人中科技人力资源数量也不断提升,近几年来中国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逐渐出现减弱的趋势。然而随着科技人力资源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已经开始进入科技人力资源的红利期,这表明我国的产业结构具有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趋势发展的条件,在未来若干时间中将成为新的优势所在。
结合第三产业的发展情况,一般分析认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传统第三产业,如商业、旅游业、酒店业等的产出比重逐步下降,运输和仓储业、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和产业服务业等的产出比重会呈现上升趋势。当人均收入上升到较高水平之后,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和产业服务业的产出比重继续上升。这种结构优化和变迁,大大促进了第三产业内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带来了第三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这种发展趋势表明,在第三产业内部,存在着劳动者质量的不断提高和发展。第三产业对从业者的素质需求逐渐从优异的劳动技能向优秀的智力技能转化,这与我国科技人力资源优势逐渐凸显相呼应,也说明了我国发展第三产业具有非常好的人力资源条件。
出口最终产品额占出口总额比例:这一指标通过计算出口最终产品额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主要衡量制造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和发展层次。一般认为,发达国家以出口最终产品为主,发展中国家受制造技术和工艺水平的限制,通常出口的初级产品比例很大。
图1-4较清晰地展示了1995—2014年我国出口最终产品额及其占出口总额比例的变化情况,近年我国出口最终产品额占出口总额比例保持在90%以上,表明我国制造业对出口的贡献占绝对优势。这一指标的逐年上涨,反映了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展现的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不少学者也认同,现阶段中国逐渐在少数高技术行业获得显示性比较优势,甚至在部分行业中占据绝对优势。同时需要关注和反思的是,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行业多为中、高技术行业,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相对较少。这意味着在高端制造业上,我国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在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发展道路上,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图1-4 1995—2014年我国出口最终产品额及其占出口总额比例的变化情况
对外依存度:这一指标衡量了我国对外贸易规模及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总额实现稳步增长,对外依存度也逐渐增大,经济增长愈发需要依靠大量进出口增长带动,如图1-5所示。然而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我国很多原有对外贸易优势不复存在,单纯依靠对外贸易实现的增长幅度已经无法满足中国经济增长的需要。
图1-5 1995—2014年我国对外依存度变化情况
统计结果反映了我国对外贸易呈现整体稳定微增的态势,同时对外依存度在近几年持续下降。随着扩大内需思维的转变,近几年来我国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有回落趋势,经济增长更多来自国内生产、消费和投资,不少企业也逐渐摆脱了单纯依靠进出口贸易为生的生存模式,转而通过产品升级换代、拓宽市场渠道等方式,积极开发国内市场潜力,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铁路/公路密度:铁路和公路作为我国现阶段主要交通运输手段,在经济建设和推动各项事业发展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我国的国土、人口、资源分布和产业布局等特点,未来我国交通运输会选择优先发展铁路、促进铁路与公路协调发展的战略模式。我国既要摆脱对公路运输过于依赖的发展束缚,也不能因强调铁路发展而削弱其他运输方式的发展。本章研究了1995—2014年我国公路、铁路建成里程,由“公路里程数/土地面积”“铁路里程数/土地面积”分别计算得到我国的公路密度、铁路密度,主要考察我国基础运输的完善程度,进而探究交通基本条件的变化情况,如图1-6所示。
图1-6 1995—2014年我国公路密度、铁路密度变化情况
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始终不断加强完善公路和铁路建设,公路密度和铁路密度屡创新高。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运输事业,2014年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46.39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1.19万公里,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15年,我国加快推进了“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实施。其中,“一带一路”建设强调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完善海上运输网络和推进国际运输便利化,对于加强东西方向交通建设,促进我国内部省份之间和国家之间的交通运输具有重大推动作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交通一体化建设,将重点建设“三区”,即我国全面深化交通运输改革的试验区、区域交通一体化的示范区和交通运输现代化的先行区;长江经济带发展将以长江“黄金水道”的建设为主轴,发挥好交通运输对打造内河经济带的支撑作用。它们的实施对我国进一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建构多元化交通网络平台具有重大意义。
铁路建设近几年呈现稳定增长态势,高速铁路的快速扩张使得很多地区具备从未有过的交通运输便利条件,为生产、物流、运输、销售、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公共交通建设作为以投资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将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稳定增长提供助力。
从上述二级指标的测度中,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正处于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调整当中。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在世界范围来看仍属于较高水平,同时在“走出去”的整体布局和日渐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中,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将不再是空谈。在新的发展要求和模式中,国家将更加强调经济增长质量和增长效率,这就需要产业结构以调整存量、做优增量为目标进行深度调整,更好地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推动经济在中、高速稳定增长中实现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显著调整。
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使得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模式都必须发生改变,更多经济增长动力将由国内的投资、消费承担。这种形式也要求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更上新台阶,通过质量效率的提升支撑经济的转型升级。同时第三产业展现出较好发展态势,市场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阔,伴随着第三产业的升级和内部结构调整,这可能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民生改善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一方面,我国在经济建设和综合国力提升等方面成就巨大,举世瞩目;另一方面,社会贫富差距增大,权利与公平问题凸显,我国生态环境遭到较严重破坏,资源开发过度导致未来可开发利用资源总量迅速减少。这一切都成为我国社会进一步稳定健康发展、尽早实现全面小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阻碍。从长远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而民生改善正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将民生改善纳入我国发展方式转换和经济结构调整评价指标体系具有重大意义。民生涵盖范围较广,此处主要采用以下几类与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相对密切的指标,即居民家庭主要耐用商品保有量、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人均旅游出行次数。
居民家庭主要耐用商品保有量:该指标反映的是居民大宗耐用商品的消费情况。这里使用我国农村每百户家庭的典型耐用消费品,如彩色电视机和空调保有量,作为衡量指标,如图1-7所示。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彩色电视机属于基本娱乐设备,其保有量反映了农村家庭的基本生活水平。空调属于为追求较高生活品质使用的电器,其保有量反映了更高层次的生活消费水平。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农村每百户家庭的彩色电视机保有量在近年逐渐趋于稳定,平均每一户有一台电视机,可以满足基本生活娱乐需要,基本生活耐用品普及程度较理想。我国农村每百户家庭的空调保有量则呈现快速普及发展的特点,这表明在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大格局下,农村生活品质在稳步提高,一些原本少数人消费的中、高端消费品正逐渐走入农村家庭,这反映了我国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
图1-7 1995—2012年我国农村每百户家庭的彩色电视机和空调保有量变化情况
对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测度使用了我国城镇每百户家庭的照相机和家用汽车保有量作为衡量指标,如图1-8所示。作为非必需生活用品,这两种商品的保有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后中国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情况。照相机由于涉及更新换代问题,而且其替代品近年来发展迅猛,基本稳定在每户0.5台的水平。与此同时,我国城镇每百户家庭的家用汽车保有量实现了快速发展和提高,2000年,我国城镇每百户家庭拥有汽车0.5台,而这一数字在2014年增长至21.5台,增长了约40倍。家用汽车的普及,一方面和我国汽车工业迅猛发展及道路条件快速改善相关,另一方面反映了民众可支配收入水平和实际生活水平的切实提高。消费意愿逐渐增强体现在民众逐渐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品质上,因此民生改善成效显著。
图1-8 1995—2012年我国城镇每百户家庭的照相机和家用汽车保有量变化情况
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无论是社会生产还是20个人生活,人类对能源的消耗从未停止,能源消耗量水平也是衡量15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本书研究了2000—2013年我国10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变化情况,其中包括化石能源(煤炭)和清洁能源(电力、天然气)的消耗水平,如图1-9和图1-10所示。
图1-9 2000—2013年我国人均生活能源和煤炭消费量变化情况
图1-10 2000—2013年我国人均生活电力和天U然气25消U费量变化情况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逐年稳定增长,反映了我国社会生产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在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不断增长的同时,以煤炭为代表的传统化石能源消费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这表明近几年传统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逐渐下降,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对于实现可持续的长期稳定增长意义重大。
在新能源技术大规模应用前,不少专家都预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中国都将更多依靠电力和天然气来满足生产和生活能源的消费需要,这两项人均消费指标的变化情况说明中国清洁能源消费增长幅度较大,也表明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逐渐稳步提高。
人均旅游出行次数:旅行作为一种较高层次的生活需要,被认为是较高生活水平的重要体现,1995—2014年我国人均旅游出行次数变化情况如图1-11所示。我国经济建设推动民生改善,这一点在人均旅游出行次数上体现得十分显著。2014年,我国因私出国(境)次数达到11002.91万人次,国内旅游出行次数达到361100万人次。旅游行业的发展十分迅速,火热的市场背后和日渐增长的人民生活水平密不可分。旅游业务的发展也加快了各层次产业的协同发展,尤其是给第三产业的转型升级带来了很大的利好空间。
图1-11 1995—2014年我国人均旅游出行次数变化情况
民生改善部分采用的3个二级指标,从耐用品消费情况、生产和生活资源使用情况,以及旅游出行次数等多个角度衡量我国经济发展给人民生活水平带来的积极影响。从结果来看,无论是从投入方面的建设费用增长,还是从产出方面的基本生活要素消费以及高层次生活用品和服务消费来看,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均体现出了稳定的提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城乡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差别较大,实现全面共同富裕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要想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和收入差距,我国仍需要重点和妥善解决重大社会问题。
(三)环境保护
绿色经济是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根据市场导向、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式。绿色经济实际上是产业经济为适应人类的环保与健康需要而产生并表现出来的一种经济发展状态。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传统产业,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环境保护应该作为经济转型的前提。衡量经济增长中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综合评价经济发展带来的良性影响和不良影响势在必行。因此,本章将一级指标环境保护具体划分为城镇人均绿地面积、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空气质量优良达标率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
城镇人均绿地面积:《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要求,到2005年,全国城市规划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8平方米以上;到2010年,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10平方米以上。这一指标可以反映城镇的生态人均水平,以及我国环境保护力度的基本状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简称国家统计局)和2001—2014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的资料,本书选取了城市绿地面积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两个指标进行测度,如图1-12所示。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通常使用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来测度城市人均绿地生态资源占有量,这一数据将更加客观地反映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状况。
图1-12 2000—2014年我国城市绿地面积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变化情况
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城市绿地面积的快速扩张;与此同时,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也有一定增长。据统计,2015年,我国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13.16平方米,实现稳定增长。与此同时,我国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近两年增长较为缓慢,这可能与城市工业、住房用地需要大量增长导致绿地增长空间有限关系密切。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开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生态文明,昭示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意味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也是我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可以预测,在建设生态美丽中国的大背景推动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将取得更大成果。
生活垃圾处理能力: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城市生产与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废物相应迅速增加。生活垃圾占用土地、污染环境、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因此妥善处理垃圾问题十分必要。与此同时,每日城市生活垃圾的大量产生和堆积,使得垃圾清运处理工作面临更大压力,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受到各方的高度关注。
本书选取了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来衡量我国生活垃圾处理能力,2004—2014年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变化情况如图1-13所示。根据统计数据,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从2004年的日均24万吨增长到2014年的日均50多万吨,如果换算为单位质量垃圾处理周期,则该指标在2014年相对于2004年缩短了近60%。同时,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逐渐提升。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稳步提高对于缓解日趋严重的垃圾产生和堆积问题也是十分有益的。这表明在垃圾处理方面,环境保护工作是有成效的。生活垃圾产生量逐年增多对环境保护是巨大的挑战,在提高垃圾处理能力和优化处理效率的同时实现资源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垃圾产生势在必行。
图1-13 2004—2014年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变化情况
空气质量优良达标率:我国的空气污染情况越发严重,给人民生产和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空气质量优良达标率,指全年环境空气污染指数(API)达到二级和优于二级的天数(简称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全年天数的百分比。本书通过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简称生态环境部)和国家统计局的相关统计资料,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除以当年总天数得到空气质量优良达标率。这一指标可以反映出主要城市所在地区空气质量状况,同时根据发展趋势了解大气环境受到的破坏程度。2003—2014年我国5座重要城市空气质量优良达标率变化情况如图1-14所示。
图1-14 2003—2014年我国5座重要城市空气质量优良达标率变化情况
从统计结果来看,这几座重要城市空气质量均不理想。北京空气质量优良达标率在过去的十几年始终不足80%,被认为空气质量较好的广州的空气质量优良达标率在近两年也维持在75%的水平,而成都的空气质量优良达标率在2013年甚至下降至38%的水平。2012—2013年,所有受调查城市的空气质量优良达标率均出现下滑。该指标的下滑,一方面与国务院在发布的空气质量新标准中增加了PM2.5值监测这一指标相关;另一方面表明我国现阶段空气污染防治情况较为严峻,空气污染仍然较难控制。空气污染的预防和治理,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生态环境的建设水平,更会直接影响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和长远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因此值得全社会关注和努力。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各类能源消耗日益增长。在能源显得更为宝贵的今天,衡量经济增长不能单纯衡量总量,我们更要注重发展中的能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程度,以实现更高效、更节能、更环保的发展。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是反映能源消费水平和节能降耗状况的主要指标,由能源消耗总量和国内生产总值这两个指标计算而得。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为能源消耗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1995—2015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变化情况如图1-15所示。
图1-15 1995—2015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变化情况
数据统计显示,我国经济增长的能源消耗效率在逐年提高,节能减排、新能源开发、新技术的运用等都为能源消耗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助力。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我国和世界一流国家差距仍然巨大。对2011年世界各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的测算表明,瑞士的这一指标数值仅为0.097,为2011年我国该指标的12%。这意味着增长等量的国内生产总值,我国将比瑞士多消耗7.33倍的能源总量,这一指标不及巴西、印度等国家,因此在提升能源消耗效率上,我国还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从环境保护这一维度,本书对我国经济发展情况分析如下。一方面,经济增长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人为控制生态环境,森林、绿地的人均保有面积显著提高,处理各类垃圾、废料的能力进一步提升,能源消耗效率逐渐提高,这些都是有利于我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利好因素。另一方面,我国环境污染,特别是空气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垃圾产生量难以控制,这是我国长期保持高速发展和粗放的发展模式的必然后果。我国应当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改善生态环境,实现永续发展,尽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