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1．城镇化进程

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11年达到51.3%，城镇人口首度超过农村人口。人口构成的变化意味着人居空间主体发生改变，聚落类型、职能定位、空间形态须进行调整和应对。《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刘彦随等，2011）关注乡村建成环境的“外扩内空”现象，超过2.3亿的农村务工人员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及相关活动，其中一部分人以“离土离乡”的方式与聚落空间发生联系，导致土地流转和空间重构，并外显为聚落形态的改变。《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潘家华等，2012）中提及中国由乡村型社会逐渐向城市型社会转化，并对转型主旨与路径进行探讨。《中小城市绿皮书·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中国城市经济学会，2012）通过统计分析阐释不同类别和规模聚落的城镇化方式和现状。

多份调查报告关注城乡融合的体系化发展，其调查结果使人们意识到当代快速城镇化进程对长久以来渐进演化的传统聚落形成冲击，原有聚落形态在短时间内发生骤变。2000年到2010年期间，中国的自然村减少约90万个，平均每天减少多达240余个[1]。山西省的自然村数量在1988年约为5.98万个，到2005年约有5.16万个，减少约13.7%；太原市的自然村数量在1989年为1889个，到2011年为1552个，减少16.6%[2]～[5]。包括历史村落在内的传统聚落或被毗邻的城镇区域同化，或是其原住民迁居别处，人居空间疏于维护、逐渐凋敝。城镇区域的不断拓展以及产业格局的调整，从各个方面重塑了聚落形态（图0.1、图0.2）。

快速城镇化诉求导致传统聚落中的人居空间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发生转变，如何在明确聚落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解决现实存在的矛盾成为关键。由于第一产业中的劳动力相对过剩，大量乡村聚落的居民离开故居，为生计而暂居城镇。公共教育设施的集中化政策导致乡村聚落中的中小学数量骤减，亦导致乡村人口涌入城镇。此外，新形态的社会文化由城镇聚落向乡村聚落传播，对传统聚落的概念进行再阐释，聚落的原住民重新认知建成环境。社会形态的转化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促使传统社会组织和管理模式转型，与原有空间形态相适应的礼仪习俗、价值观念、行为法则等均受到冲击，继而又对空间形态形成反馈，导致后者发生改变。

全国性的城镇化现象及问题在山西地区亦有体现。山西的城镇化率在1982年之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之后经历高速增长，于2000年后与全国城镇化率趋于一致（图0.3、图0.4）。晋中地区是衔接山西南北的重要区域，包括四个地级市，既有省内城镇化率最高的太原市和阳泉市，亦有城镇化率相对较低的吕梁市和晋中市。根据2011年国民经济核算指标，太原市的地区生产总值（GDP）占到全省的18.5%，位列11个地市中的首位，而阳泉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仅占总体的4.7%，位列最后。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晋中地区的总人口已超过1200万人，约占全省常住人口的35.2%。

根据山西省统计局2013年3月发布的人口调查数据，晋中地区大约有500万非城镇人口。从劳动力转移角度而言，一部分人口会继续向城镇集中，转变成为城镇常住人口，另一部分将继续居住于传统聚落中。传统聚落在农业社会形成并繁盛发展，进入工业社会后历经衰落和更新，在当代城镇化趋势愈加强烈的语境中，更要审慎地对待聚落空间和社会生活，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基于物质要素和人文要素作出理性判断，促进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人居空间的提升。

2．多元环境要素的共生

全球化趋势使得地区性传承与表达更显重要，相关研究亦成为世界性课题。地区性是传统聚落的基本属性之一，在空间形态和社会形态中均有映射。世界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共同作用于建成环境，对其外在表征和内部机制产生影响。如何在象征快速、高效、均质的世界文化中保持地域文化特质，使传统聚落的内外形态相一致，成为聚落发展与更新的重要命题。实证研究（positive research）和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共同表明，传统聚落的发展已经不单单是物质空间的规划设计，还涉及社群行为、文化属性、社会组织等人文环境要素。在农耕文明时期，聚落主要诉求为基本的生存繁衍，通过空间营造抵御外来侵袭，通过开垦拓荒完成食物供给。进入工业与后工业社会，社会化生产和跨文化沟通成为主导，特别是强势文化（strong cultures）在世界范围内不断传播的当代社会，依附于传统聚落的地域历史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聚落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组织体系等受到多元环境要素的影响。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认为，当代的媒介传播将所谓的“普世文明（universal civilization）”传至不同地区，促生“普遍性的生活”在各地蔓延，并通过“统一样式”进行表达与投射[6]。美国地理学家安德鲁·赫洛德（Andrew Herod）从“尺度（scale）”的角度切入，探讨地方性和全球性的问题，试图寻求二者共存的良方。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采用日常生活批判理论（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对“农民共同体（peasant community，即村落）”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生活空间形态进行研究，以探索居民生活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看似寻常的聚落日常生活是内在形态生成与运作机制在现象层面的反映[7]。即使是在当代社会分工高度细化，人类社会也无法像机械一样工作，人情化的社区、层级的划分、社群之间的交往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于是，单一环境要素作用产生的传统聚落面临多元环境要素的再次重塑，其形态演化难免出现紊乱。

山西省域南北狭长，纬度跨域大，地形地貌多样，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聚落环境、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的多样性。聚落环境方面，山西北部多山地，聚落营造多沿山体构建，多采用窑居建筑形式；山西南部地势相对平坦开阔，多采用独立式房屋建筑。生活方式方面，北部地区因气候环境相对严酷，日常生活多从简；南部地区受商贾风俗影响，往往铺张奢华。社会习俗方面，北部尚武轻文，南部重文教。仕宦官员类型亦有所体现，北部多武将，南部多文官[8]。区域社会的多样性在晋中地区更为明显，作为省域的几何中心，不同地域的文化均在这里汇集，促生形态丰富的社会生活。

晋中地区的多元文化交汇早已有之。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晋中地区一直是连通周边区域的南北向廊道，亦是中国北方地区和中原地区的纽带，在民族迁徙和冲突融合等历史语境中发挥重要作用。从历史维度进行审视，该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曾作为晋国、赵国、魏国等国属地，同时期亦有戎狄部落在此活动；北魏时期此地为鲜卑族所占据，促成民族交融与文化共生；五代时期，太原府（包括现今的太原市、阳泉市和晋中市部分区域）作为政治和军事要地，成为后唐、后晋、后汉等朝代都城或战略要地；该地区在宋代、元代、明代是战争频发之地，经历了大规模人口流动、文化融合，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语言、风俗、行为等方面均有体现。

传统聚落的建成环境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产生于农业文明时期，并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期面临模式的“整合”与“重构”（雷振东，2005）。影响聚落形态的要素包括地区性的亚文化导向、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区位特征、交通网络与体系整合等，体现于聚落生活的多个维度。例如地区性民间信仰的流变，以佛教为代表的宗教信仰逐渐通过世俗化与聚落日常生活融合，在太原、平遥、永济、台怀、大同等处均修建有佛寺，拜佛祈福成为社会形态中不可缺少的组成；天主教自明代万历年间传入山西，教堂的兴建成为文化交汇的物质表征。随着集体化组织取代宗族成为社群发展的核心力量，部分宗祠、寺庙被改造为村委会、学校，传统戏台被新建剧场取代。人力和畜力交通与驿道相生相伴，在近百年中才逐渐被火车、汽车和飞机所取代，不同聚落之间的联系和模式迁移速度随即加快，封闭与防御转向为开放与连通。愈加复杂多样的环境要素和传统聚落的原初形态发生矛盾，如何兼顾保护传承和革新更替成为聚落发展所必须回应的问题。

3．适应性发展的诉求

聚落研究肇始于考古学家对人类建成环境的发掘，通过对不同时期的居住场所、活动空间、行为模式等进行判断、归纳、分析，推断人居空间的形态特征与发展历程。随着聚落研究的推广与衍生，来自建筑学、地理学、人类学、城乡规划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学者借助多元化的定性、定量研究方法，对人居环境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为认知人居环境、保护历史遗存、改善居住空间提供借鉴。作为人类栖居的场所，聚落无论规模大小，都处于具体的地域环境当中，并显现出相应的特征。伴随着人类活动能力的不断加强，人类聚居对于环境的影响力愈加增强，环境适应性（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理念作为聚落空间营造的原则之一，反映了人类对于自身和外部世界认知的变化。

山西拥有丰富的传统聚落资源，现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40处，总数位列全国第三位；中国传统村落129处，总数列全国第四位。然而，传统聚落在当代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历史建筑的比例不断减少，新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对建成环境产生影响。一方面，传统建成环境中的基础设施、空间布局和当代的生活模式不匹配，“新村”“新镇”成为聚落发展的转向；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客观原因致使地域文化的传承遇到断档，需要通过物质空间的保存作为非物质文化延续的载体和容器。

环境适应性理念关注建成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在整体认知基础上分析和应对问题，促进聚落空间的适应性发展。该理念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历史文化积淀较为丰厚的地区尤为重要，且具有紧迫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11），中国的城镇化过程正处于农村人口转移的新形势下，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推动数字化建设、注重文化传承、改善人文环境，对聚落的整体性和自洽性研究成为未来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高校、研究机构、地方城乡建设管理部门以及国际组织联合就传统聚落的适应性发展开展工作。2007年9月，山西省建设厅（现为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召开“山西古村镇保护与发展规划”研讨暨启动会，就古村镇保护规划编制、分类保护与发展途径、多领域合作等问题进行讨论。2009年，“山西省古村镇保护利用与减贫方略的研究”在山西启动，该项目是世界银行“中国经济改革技术援助项目（TCC5）”的子项目，已经完成《山西古村镇历史建筑图集》《山西古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实录》《山西古村镇保护发展规划》等成果。2012年5月，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省文化厅、文物局、财政局开展“山西省传统村落调查工作”，作为传承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认同感、保护传统聚落风貌的基础性工作[9]。到目前为止，已完成1300余个村落的调查统计，约占全国传统村落统计总量的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