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中的领导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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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老子“不言之教”的身教领导智慧

在《道德经》“第二章”中,老子曰:“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意思是,因此,圣人以“无为”的自然法则对待和处理世事,不用空洞的语言教训别人,而用“不言”的形式实施教化。

在《道德经》“第五章”中,老子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意思是,说得太多就会加速陷入困境,不如保持虚静的状态。

在《道德经》“第二十二章”中,老子曰:“少则得,多则惑。”意思是,索取得少反而会有更多的收获,索取得多反而会使头脑迷惑。

在《道德经》“第二十三章”中,老子曰:“希言自然。”意思是,“道”总是自然运行而无须多“言”的,少施政令就能顺乎自然。

在《道德经》“第四十三章”中,老子曰:“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意思是,无言的形式进行的教化,无为的方式获得的益处,天下很少有能与此相比的。

在《道德经》“第五十六章”中,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意思是,有智慧的不任意多谈,随便乱说的没有智慧。

在《道德经》“第七十三章”中,老子曰:“不言而善应。”意思是,天不说话,但四季的变化总是善于响应规律而运行。

“不言之教”是道法自然的智慧。老子认为,少说话,多办事,是合乎自然之理的,即“希言自然”,而且“少则得,多则惑”,因此“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孔融的《临终诗》中就有这样的诗句:“靡辞无忠诚,华繁竟不实。”漂亮话说过了,就像花开得过分繁盛而不结果实一样。老子还认为,治国理政上善之人的高明之处在于具有“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大智慧。关于领导的本质,传统理论认为是职位权力,即合法权、报酬权和强制权,但实际上这些硬权力只是领导发挥效能的一种外在的辅助力量,而本质是内在的东西,“外在的辅助力量”是不能作为领导的本质的。按照组织行为学的理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领导者的组织、决策、指挥、控制、协调、监督等活动,都是领导者对被领导者施加影响力的过程,领导实现其效能的好坏,决定于领导者对被领导者影响力的大小。因此,领导的本质就是影响力。而对被领导者而言,对其影响最大的因素不是领导者的职位权力,而是领导者的个人权力,即专家权和典范权(人格魅力)。人有一种天性,从幼儿开始,便有强烈的模仿大人行为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在成年后仍然是人的行为的主导力量。这种心理倾向的主导力量除了会对法定的领导权威产生畏惧心理和服从心理,更多的、更重要的是对领导者表率行为的模仿心理,对杰出人物的崇敬心理和对卓越领导智慧的钦佩心理,可以肯定地说,领导影响力主要来自于个人权力,尤其是典范权,现代领导力理论就提出,领导力的第一法则就是领导者以身作则。领导者在为下属、为他人树立表率和榜样时,会产生一种“不言而善应”的魅力。所以,以德自立、以德施政、以德服众的“身教”所产生的领导者行动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比语言强过百倍,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不言之教”是表率的智慧。“不言之教”讲的就是身教,是一种通过领导者自身的表率作用给予被领导者心灵上的感染,令被领导者在敬佩不已的心力驱动下,激活潜能,自觉追随领导者去实现组织目标和任务的领导智慧。“不言之教”坚持身教重于言教的原则,强调的是为政不在言多。话说得过多,反而会使自己加速陷于困境,不如“希言自然”,发挥表率的不可替代作用。罗曼·罗兰也说过:“要撒播阳光到别人心中,总得自己心中有阳光。”“不言之教”是对领导干部政治品格和做人操守的最基本、最简洁的规范,领导者只有把秉公用权、廉洁用权作为底线,确保公权行使不越轨、不谋私;把用心涵养为民务实清廉的公仆情怀和舍得自我牺牲的精神充分地植入自己的领导行为中,传达给被领导者,才能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被领导者心目中的坐标。这种没有言辞的教化就像润物细无声的“毛毛雨”,不断地滋润着被领导者的心灵,它们会像禾苗一样生机勃勃,茁壮成长。当然,领导者为人表率,行“不言之教”,不能简单化地归结为事必躬亲或带头冲锋陷阵,最重要的是把自己所要表达的领导理念,包括价值观、原则、标准、伦理道德、理想和实践方法等,通过自己的行为传达给被领导者,这才是为人表率、行“不言之教”的领导内涵。据《史记》记载,汉朝的李广将军,尽管家境不富裕,但能清廉自守,与士兵们同甘共苦,每次获得的赏赐都全部分给部下,带兵打仗途中每到无粮无水的困境之时,一旦找到粮食或水源,不等到所有的将士都饮过之后,他是不会接近水源的;不等到所有的将士都吃过之后,他是不会吃东西的。在与匈奴作战中,李广不仅足智多谋,而且冲锋在前、勇猛过人。李广这种个人权力(专家权和典范权)让下属觉得他可钦、可敬、可信、可爱,忠心地拥戴他,由此产生的无声影响力和内驱力激励着下属追随他,为国家边疆的安宁出生入死,浴血奋战。

“不言之教”是“抓典型”的智慧。典型是一面旗帜,代表着高尚的人生境界和道德追求,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能够产生非凡卓越的示范、鼓舞和拉动作用。领导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智慧,就是善于发现典型、宣传典型、运用典型,使先进典型发挥引导的作用,使典型效应成为群体效应、社会效应。抓典型不同于一般的说教,它能够把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结合起来,把领导活动的目标和要求具体化、形象化,让一般群众学典型事迹、走典型道路、创典型业绩,从而增强领导活动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实效性,避免一般号召和空洞说教所造成的“多言数穷”的困境。典型的成长和典型的宣传推广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既然是典型,那么一个时期的典型就不能树得太多、太滥,否则就会冲淡典型的特点和作用,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少则得,多则惑”。领导者既要做学典型活动的倡导者、组织者,又要做学典型活动的带头实践者。

“不言之教”是善应的智慧。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是一个互动的关系,领导者的“身教”是不是有成效,检验的标准就是看被领导者有没有“善应”。如果一个领导者虽然做到了“希言自然”,少言、谨言,甚至无言,但是没有取得实际成效,没有给民众带来实际好处,没有给民众的期待一个满意的回应,那么民众是不会对这样的领导者以及他的领导活动做出善应的。民众是从自己的实际利益和迫切愿望来期待领导者、选择领导者和评价领导者的。按照老子的思想,领导者不说话却能善于回应被领导者和民众的利益诉求,被领导者和民众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强大的感恩力和回应力,从而汇聚成真正的领导力,这就是“不言而善应”的真谛。以上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领导者只有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坚持以民众满意为目标,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群众才满意,也因此才会赢得最广大民众的“善应”。领导者这种“不言而善应”的态度和行为,对于提升领导活动的领导力是至关重要的。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曾经说过:“领导人无论倡导什么,只要表明他自己最擅长履行,就很少会遭到手下人的蔑视。”这句话讲的就是领导者的身教胜于言教的善应之理。

身先士卒也是“不言身教”的领导智慧。领导者身先士卒不仅会唤起下属的崇敬感,让下属心甘情愿地追随其左右,而且为下属树立了尽职尽责的榜样,下属也可以从领导者身上看到领导者赞成和提倡的东西,以及获得如何提高领导力的工作经验。美国海军上将韦斯利·麦克唐纳有一次在给军队高官们讲演时,就表达了自己对领导者身先士卒的认知:“确定一个方针,那就是身先士卒。做到这一点,必要的时候就会出现在那里……每一次,你都要在一线留下自己的脚印。”美国军队和以色列军队的座右铭是:“跟随我!”。身先士卒是战场上赢得胜利的利器,它带来的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势不可挡的力量。

“身教”在特定的条件下,能起到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吴王阖闾故意考验孙武的兵法功夫,挑选了180名宫女接受孙武训练,并由他的两名宠妃负责卒长之职。刚开始,纵使孙武三令五申表明不听军令便会执行军法,可这些宫女都不把孙武的号令当回事,于是孙武按照军纪将作为卒长的两名吴王宠妃斩首,即使吴王阻止亦不予理会。众宫女见孙武使出了“杀手锏”,顿时变得严肃起来,对孙武的军令绝对依从,很快从柔弱的宫女变成了强兵。吴王阖闾见孙武斩杀了自己的宠妃非常生气,欲斩孙武,但伍子胥说孙武是在树立军威,没有罪。吴王听后仔细想了一想,牺牲两名宠妃换取一位深通兵法的奇才是绝对值得的,于是,拜孙武为最高统帅。

拿破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大众微不足道,伟人则是一切……征服高卢的不是罗马军队,而是凯撒;令罗马人在城中发抖的不是迦太基军队,而是汉尼拔;影响及于印度流域的也不是马其顿军队而是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这段话是在强调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领导者如何发挥出他们影响组织中成员的重要作用,拿破仑没有给出答案。权力和权威正是领导者影响他人,引导组织达成目标的力量源泉。德国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年),是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是现代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第一个对“权力”和“权威”进行区分和理论剖析的人,他指出:权力是“一个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会行动中,甚至是不顾其他参与这种行为的人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而权威则是“一个人在相信他或她实施影响的权利合法性的基础上要求别人服从的可能性”。韦伯把权威模式分为三类:传统权威模式(统治者的权力由世袭得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主子与臣民的关系)、超凡权威模式(也称作个人魅力权威模式,权力来源于领导者个人的英雄气概或非凡的气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是敬仰和效忠关系)、法定权威模式(权力来源于法定程序和法律规定,服从者服从的是法律而不是某一个人)。当然,韦伯所做的划分只是相对的,连他本人也反复强调,在实践中这三种权威的纯粹形态并不存在。我把研究聚焦在个人魅力权威模式上,个人魅力所产生的领导权威来自于两个方面作用力的耦合:一方面来自于领导者个人的为人表率的“不言之教”的人格力量和个人业务专长具有超凡的特征,产生了不同凡响的特殊吸引力和出色的感召力,成就了魅力型的领导者;另一方面,领导者的追随者们也从心理上表现出对领导者的拥戴和效忠,以及由此产生的献身精神和服从力。两个方面的主导方面就是领导者超人的魅力和非凡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