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老子“无为而治”的太上领导智慧

在《道德经》“第十章”中，老子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意思是，你能把精神和形体合一，而不相互背离吗？你能聚结精气以致柔和温顺，像婴儿一样淳朴吗？你能清除名与利等各种尘垢，使心灵得到净化，而没有污浊吗？你能热爱百姓，勤劳为民，遵行自然规律，无为而治吗？你能在感官与外界的对立变化相接触中，不受五官的困惑，使思想与行为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状态吗？你能理解洞明各种情况，而不玩弄权术和心机吗？

在《道德经》“第十七章”中，老子曰：“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意思是，最上等层次的君主，使老百姓没有感觉到他作为领导的存在而又时时刻刻在他的领导之中；次一等的君主，尽量多办善事，使老百姓愿意亲近他，对他有良好的口碑；再次一等的君主，只会作威作福，使老百姓畏惧他；最次一等的君主，鱼肉百姓，祸国殃民，遭到老百姓的轻侮谩骂进而推翻他。君主缺乏诚信，老百姓就会有不信任的心理。最上等的君主清净悠闲，重视自己的言语而不轻易发号施令，却能实现功业和把各种事情办理得顺顺利利，老百姓都说：“这就是我们自然自在的生活。”

在《道德经》“第二十九章”中，老子曰：“将欲取天下人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意思是，打算治理天下却又施行有为之政，我看他是达不到目的的。天下这个神圣的东西，是不可以妄为的，是不能用力把持的。谁妄为谁就要失败；谁用力把持谁就要失去天下。因此，圣人施行无为之政，所以没有失败；不强行把持，所以没有失去天下。

在《道德经》“第三十二章”中，老子曰：“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意思是，天下需要管理就开始立制，就有了名称，名称既然有了，就有了分寸，就要有所制约，适可而止。知道制约、适可而止就能避免危险。

在《道德经》“第五十七章”中，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意思是，我若无为，百姓自然地会化育；我喜好清静，民风自然会端正；我不生事，百姓自然会获得富足；我心无私欲，百姓间之风气就自然会更加淳朴。

在《道德经》“第六十章”中，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治理大国要像煎小鱼一样。煎小鱼，不能多加翻动，多翻动就容易煎碎了。这句话比喻治大国应当无为。

在《道德经》“第六十三章”中，老子曰：“为无为，事无事。”意思是，治理国家最好的是要把无为当作为，把无事当作事。

在《道德经》“第七十五章”中，老子曰：“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意思是，老百姓为什么难于治理？是由于在他们上边的君主违背规律有所妄为，政令烦乱，因而难以治理。

在老子看来，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可分为四个层次，相应有四种不同的领导效果：从自低而高的层次等级上讲，最低一等，领导者有贪婪的欲望，以权谋私又乱用权力叨扰民众，民众轻侮和谩骂他，即“侮之”；再上一等，领导者诚信不足，又运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硬性指挥，民众害怕他，即“畏之”；又上一等，领导者按规章制度发号施令，民众亲近并赞誉他，即“亲而誉之”；最高层次的领导方式和最理想的领导智慧是领导者以诚信对待百姓，明确责任义务和权利，不轻易发号施令，不叨扰民众，不惹是生非，民众不知道谁在领导他们，但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却被调动和发挥出来了，即“不知有之”。老子最推崇的就是这种“不知有之”的“太上”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这也就是“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的“无为而治”的领导智慧。

老子所推崇的“无为而治”的领导模式，是领导者自然无为，民众则自然有为。“无为”并非领导者什么都不做，而是在遵循大千世界的规律，尊重人的个性的基础上，有所为，有所不为。具体说，就是领导者总揽全局，运筹帷幄，制定出科学、合理、周密的法律、制度、规范，民众有本可依，有法可循，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在“不知有之”的感觉中，就能尽心尽责地完成本职工作。也就是说，如果领导者能够做到“无为”，民众就会自我教育；如果领导者不惹是生非，民众就会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领导者不叨扰，民众就会过平安富足的生活；如果领导者没有贪婪的欲望，民众自然就朴实善良。“无为而治”的领导模式能使领导活动和领导过程形成宽容与和谐的环境和氛围，人们心态放松，情绪饱满，能积极、主动、自觉地工作，尽情地施展聪明才智，挥洒创造性才华，开创宏伟事业，实现人生价值。这样的领导者看起来似乎悠闲自如、从容不迫，不轻易发号施令，实则如同润物无声的化雨春风，与民众形成一种自然而融洽的关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样的领导模式把领导行为提升到无形的程度，是领导智慧的“太上”境界。相反，“将欲取天下人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因此“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无为而治”虽然是道家提出的治国原则和境界，但是儒家也有同样的认知。孔子也认为古代圣王舜就是无为而治的典范：“无为而治，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孔子明确主张，善于治理天下的君主就应该以尧舜为榜样，不要事必躬亲，要把着力点放在提升自身的心性修养上，以“正其身”的表率行为来影响、教化被领导者，从而达到“己不劳而天下治”的目的。荀子在《荀子》“天论篇”中也同样认为：“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意思是，最大的巧妙在于不为而成，而不是大劳而成；最高的智慧在于不虑而成，而不是大虑而成。荀子在《荀子》“王霸篇”中也指出：“守至约而祥，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覃席之上，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夫是之谓至约，乐莫大焉。”意思是，作为一个统治者，必须力求做到以最简约的、最方便的、最轻松的、最快乐的方式和方法，来应对和处理最复杂、最麻烦、最痛苦的事情以成就事业。

老子所推崇的“无为而治”的“太上”领导境界，也就是现代领导学所推崇的“情境领导”和“自我领导”。美国的组织行为学家肯·布兰查德（Ken Blanchard）与保罗·荷西（Paul Hersey）二人首创“情境领导”的学说。1969年，他们出版了经典作品《组织行为的管理》（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一书，书中所介绍的“情境领导”立刻受到瞩目。情境领导是在组织中帮助部属发展自我，自动自发、自我领导，以最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来实现特定的目标或任务的一种领导模式。“情境领导”和“自我领导”不是不要领导，而是一种帮助被领导者为实现集体目标、集体合作、共同愿景而自己领导自己，自己指挥自己的领导模式。这种领导模式的成效取决于部属的工作能力、工作意愿和领导者所提供的支持行为、指导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交互作用的程度上。领导无形和无形领导，是最高层次的领导智慧。

善于授权是“无为而治”的领导智慧。现实中，任何一个能干的领导者的领导范围都是有限的，如果超过一定的范围，必然会造成自顾不暇、效率低下，并最终导致整个领导系统的紊乱和失衡。授权领导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把金钥匙。所谓“无为而治”，关键在于领导者能够“放手”，即授权，把亲力亲为的一些事交给下属去做，把下属从幕后推到台前，自己隐退到幕后。削减来自上面的高压，催生自下而上的力量。通过有效授权，领导者从权力的烦恼中走出来，将庞大的组织目标轻松地分解到不同人身上，同时将责任分给更多的人共同承担，而自己则“为无为，事无事”。被授权者有明确目标和责任，摆脱了依从，增强了自我管理能力，会更加投入、更有创造性地工作，这种“九牛爬坡，个个出力”，彻底打破了“上之有为”“民之难治”的局面，这正是“无为而治”智慧的真正体现。尧帝说：“帝力于我何有哉。”他从不高高在上，作威作福，也从不对百姓的日常生产生活横加干预，即不妄为，不强为，他遵循自然规律，顺百姓而行，达到了无为而治。当然有为与无为不是割裂开的，仍如老子所言“有无相生”。授权后，领导者要站在高处，统领全局，掌握方向，出主意，培养和引导下属，从而实现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共赢。而在具体事务上处“无为之事”，持超脱态度，当“甩手掌柜”，特别是在授权以内的事要深谙“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智慧，不干预，不折腾，这样才能使有为蕴涵在无为之中，无为驾驭在有为之上。《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四年的一天，唐太宗问萧瑀：“我跟隋文帝比起来，你认为怎么样？”萧瑀坦然地说：“隋文帝勤勉治国，从黎明直到日落不停地批阅全国的书表奏章。隋文帝召集大臣们进宫议事，常常忘记吃饭时间就命令侍从把饭送上来，边吃边议事。”唐太宗笑道：“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总怀疑大臣对他不够忠心，大权小权都由他一个人独揽，大事小事都由他一人做主，不任群臣，他虽很辛苦，领导成效却很低。我怎么敢像隋文帝那样？天下地方那么大，四海的人这么多，国事千头万绪，只有请大臣们去商量办事，遇到大事报告宰相认真考虑，有了妥当的办法，再报告我准奏，然后执行。天下各种事情，都由皇帝一个人来定，那怎么能行呢？如果皇帝一天处理十桩事，其中五桩事处理得尽善尽美，另外五桩处理得不好，一天出五条差错，日积月累，年复一年，谬误积起来，岂不是要毁坏国家吗？把事情交给下属办，自己高瞻远瞩，专事考核官员的功过，于国于己不更好吗？”李世民算是悟透了“无为而治”的领导智慧。拿破仑也曾经说过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话：“领导就是当你身边的人忙得发疯，又或者变得歇斯底里的时候，你依然能够沉着和正常地工作。”

善造场势是“无为而治”的领导智慧。物理学上有个“场效应”的概念。所谓“场”，是指物质存在的一种非物质形态。所谓“场效应”，就是场的动态作用所产生出的波及、吸引和凝聚效应，如磁场、电场、力场等。领导活动中也存在一种“场效应”。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洛伯说：“对于一个经理人来说，最要紧的不是你在场时的情况，而是你不在场时发生了什么。”领导者创造一个无形的“领导场”，将被领导者吸入场中，被领导者几乎感觉不到场力的存在，然而“场力”就像投入水塘的石子能激起水波层层荡漾一样波及和施加到每个被领导者身上，这种场效应既无影又无踪，却又无处不在。随着领导组织规模的扩大和领导部门层次的增多，再精明能干、智慧超群的领导者，也是体力、能力、智慧和时间有限的“人”，而不是法力无边的“神”。“人有限”与“事无限”的矛盾，除了授权在小事上“无为”，而在大事上“有为”，就是要营造“领导场”，然后领导者从场中央到场边缘，把被领导者从场边缘和场外吸进场中央，并通过场势场力向众多的被领导者传递“用精神统领人”“用制度约束人”“用满足需要激励人”的巨大领导力，增强被领导者的荣誉感和责任心，激发被领导者的工作热情，去创造性地做好“无限的事”。

这里还有重要的一点需要指出，能够实现老子所讲的“不知有之”的“太上”领导境界，并非一般领导者所能企及的，必须是卓越的领导者才能达到。卓越领导者的标准是什么？老子提出了六项标准，即在领导者个人修养上“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在工作作风上“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在政治上“涤除玄鉴，能无疵乎”，在治国上“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在思想作风上“天门开阖，能为雌乎”，在处理政务上“明白四达，能无知乎”。2500多年前，老子提出的这六项标准，涵盖了对今天的领导者德、能、勤、绩、廉以及领导作风建设考核要求的全部内容，不能不让人心生感叹：太伟大了！

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与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智慧有相近和相通之处。法国重农主义学派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发端，该学派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都存在着内在的发展规律，即自然秩序。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认为，利己心是自然赋予人的天性，追求个人利益也就是自然之理，因此，对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就不应限制。亚当·斯密还认为，私利与公益是在“一只看不见的手”（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一步一步走向和谐与均衡的，这就是自然秩序的本质。据此，亚当·斯密对“自然秩序”有了新的认知：第一，整个社会是有自然秩序的；第二，自然秩序不需要人为干预，能够自发进行调节。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一书中讲到，在自然的经济秩序下，国家和政府不是完全放任不管，国家还要发挥“守夜人”的作用，但它的职能是：“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之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和压迫，这就是说，要建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可以看出，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中的“自然秩序”与老子讲的“无为而治”是一脉相承的，都认为社会和经济的运行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的行为和制定出的各种法则符合这些规律，社会和经济就会健康、有序、高效地自我发展、演化和运行，也就是通过无为和不干预，最终达到“无所不为”和利益的实现。令人赞叹的是，老子的认知比亚当·斯密的认知早了两千多年。英国当代哲学家克拉克（J.J.Clarke）说：“现代经济由市场影响的原理就是源于老子的无为而治”。有的英国学者也曾经指出，市场经济思想的真正鼻祖不应是英国人亚当·斯密，而是提出“无为而治”思想的中国老子，如“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