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张祥龙教授《“父亲”的地位——从儒家、人类学及母系家庭的视野看》是研讨会的第二篇主题论文。如果前面的讨论涉及法律与法治制度的伦理文化内涵及基础问题，现在则集中讨论家庭，特别是父亲的角色定位在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作用及其哲学意义。张祥龙首先从父性在家庭中的生物学性质和社会学功能的角度入手，讨论了父性在家庭这个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单元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个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子女的生命生育、生活养育、精神培育三个方面。张祥龙强调传统儒家家庭结构中父母各有特定的角色，阴阳互补，这和西方家庭结构中的父亲地位截然不同。西方传统中的自然“父性”，一方面由于基督教“圣父”概念对之“削平”，另一方面由于近现代个体主义启蒙和商业性文化的再洗礼，在当今生活中遭到进一步的丧失。因为西方现代文化的发展和广为传播，这种“父亲的丧失”或“消失”开始成为一种全世界和全人类的普遍现象。按照张祥龙的观点，由于现代性的挤压，中国的父性和西方的父性被一起扫荡，甚至由于民族的屈辱和意识形态的宰割，中国的文性处境更为不利。所以，我们需要拨乱反正，在思想和哲学形态上对文性重新定位。
张祥龙的论文还从哲学人类学研究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云南纳西族摩梭人以“母性”为核心的家庭制度中“父性”的地位。他试图说明，这样的家庭形式并非主流，其存在有具体的环境原因和历史背景，而即使在这样的“非典型性的”家庭组织形式中，“父性”的地位也没有完全消失，只是以某种不同的方式存在罢了。这种形式的存在和儒家所倡导的以家庭为基础的核心价值观，例如孝悌亲亲、仁民爱物并无根本冲突。所以，在儒家文化的核心区域中，可以让母系家庭和父系家庭和谐共存，互补发展。这恰恰也体现了儒家阴阳互补性哲学的生命力。所以，张祥龙得出结论，面对压制性的古典西方父性观的崩溃和西方现代性商业文化导致的“无父性的男人群”的出现，我们不应该像100年前的先辈那样，将中国的“父性”视为“西方父性”的替罪羔羊；相反，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我们需要召唤中华“父性”的再生和重建。
陕西师范大学尤西林教授的立场和张祥龙教授的立场明显不同。如果说张祥龙在呼唤中华“父性”的再生和重构，尤西林则将中华文化的核心观念追溯到中华“母性”上，召唤从时代新的层面和角度来看待“母性”和“父性”的关系，重新理解和建构“母性”的观念。
尤西林首先从人类社会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劳动方式出发来分析人的社会关系和伦理形态，并进而去理解与此相应的人类家庭、族群和国家的社会组织方式。尤西林别具一格，将历史上出现的不同社会关系和伦理形态基本分为两种，并将标识这两种形态意义的时间框架分别称为“母亲时间”与“父亲时间”。在他看来，“母亲时间”对应于古代的血亲家庭，而“母亲的生命意义框架是环绕家庭终其一生的圆形时间”。母亲的家务劳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循环不已。这本来单调而无意义，但是，这种基于母爱情感而不求回报的奉献，是一种“摒弃了一切手段与外在目的意念的内在眼光”。（引尤文，见本书第80码）尽管这种奉献会通过家庭的繁衍延续突破自身的循环，从而创造出新的意义，但其主要彰显的还是一种以无私情爱为动力机制，以人性发育为内在目的并包融环境的一种人的生命意义模式。相形之下，父亲由于其在获取食物与保卫安全方面的自然生理优势，其在家庭劳动中的不同分工，使得其更偏向于发展形式化的抽象理性思维和以夺取目标为导向的意志爆发力。所以，由此而来的“父亲时间”不再是内循环的“圆形时间”，而是充满暴力且“指向前方的矢量时间”。这种父亲时间“显示出人类生命开拓进取与挺身担当的阳刚气质，由此生长出父亲伦理文化”。（引尤文，见本书第82页）
尤西林不仅用劳动分工的不同来解释父亲与母亲在家庭生活中，以及男性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同伦理形态，而且从历史发展来说明这两种不同形态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由于内在张力而来的变化。由于从犹太教、基督教超越上帝概念而来的“超血亲伦理”重新定位了人类伦理生活的本质，伦理生活的基础就“不再是源自母爱的推己及人的差序之爱，而是由爱最高的上帝来获得对最近的家人乃至全人类的博爱”。（引尤文，见本书第85页）在他看来，取代古代血亲伦理政治的上帝名义下的新世界，乃是近现代“社会”的雏形。尤西林用超血亲的爱来解释基督教的博爱，以及现代基于意识形态而形成的政党同志关系，基于经济权益而形成的自由个人共同体关系。这些关系的本质均为在“博爱”名义下的“最具驱功力的竞争主义意识”，而这种意识就构成了“现代性”的本质，同时这也导致了现代性危机。
和张祥龙一样，尤西林也希望对当代转型期中国的伦理困境和“症状”进行诊断和分析。和张祥龙呼唤回归中华传统“父性”不同，尤西林呼唤在新形势下“母性”的重新解释和建构。在尤西林看来，现代性使得“父性”的刚性的“矢量性”时间得到最大的强化，碾压柔性的母性的“圆形”时间，导致如今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怪象。而这种现代性在中国当今社会导致的危机就在于：一方面中国传统的血亲社会渐趋崩溃，另一方面从西方输入的超血亲的意识形态社会亦再次破产。这种双重破产导致的精神空虚和思想危机使得当今的中国人无所适从。所以，尤西林得出结论，现代性的危机本质上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父亲时间”的危机，但克服危机的出路决不是回到以“母亲时间”为框架的血亲伦理。当今中国社会的腐败乱象说明此路不通。最后，他将希望的目光放在以人工智能为特征的新型人类劳动方式的变革上，并因此召唤向“母性”回归，期待其为人类未来奠定新的伦理生活基础。用尤西林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这一解放前景中，母亲时间将不再是父亲时间的附属性后勤，母爱及其内在目的时间的意义结构可能成为人类新生活方式的示范源泉，从工具中介化的父亲时间中解放出来的父亲们将‘回家’，人类有可能据此建设更高的文明家园”。（引尤文，见本书第90页）
社会生活需要风范礼俗、法律法规与政治制度来确保生长活力与秩序稳定，而这种生长和稳定的背后和根基处体现的则是这个社会赖以生存和成长的道德价值与伦理精神。“父亲”和“母亲”，在这里不仅是一种社会角色，更代表一种“基本价值”和“伦理精神”。这恰恰是本书第一和第二主题集中讨论的问题。将这个问题进一步推进和展开，我们势必要问，在一个文化内部或者当一个本土文化遭遇外来文化时，构成此文化生活之基本价值与伦理精神面对内部的争端和外部的挑战，如何生存下去和进行变革？如何能在礼法和制度层面化解冲突，使之变成成就新的价值生长和社会秩序的动力？这是研讨会的第三个主题，即“‘亲亲相隐’之两难同儒家的生活伦理与法理”要探讨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