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院系调整后的教育学系

浙江师范学院院址在原之江大学（杭州市六和塔秦望山，现浙江大学之江校区），先设中文、外文（分俄语、英语两组）、教育3个系，后又设化学、生物、数学、历史4个系，并在原浙江师范专科学校6个专修科与原俄文专科学校俄语专修科的基础上增设体育、中文、教育等专修科。浙江师范学院由省文教厅厅长俞仲武兼任院长，焦梦晓任第一副院长，陈立任第二副院长，朱福炘任教务长，任铭善任副教务长（1954年任命王承绪为副教务长），王相庭任总务长，王绮任院长办公室主任，朱子英任政治处（后改政治辅导处）主任。浙江师范学院成立之初十分重视党团组织建设。1953年3月初，党委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公开党的组织，使之成为团结群众、领导并完成学校各项任务的核心。3月21日召开团员大会，选举产生浙江师范学院团委会，曾钜生任团委书记，李德斋、金锵分任第一、第二副书记。1954年8月召开首届团代表大会，选举曾钜生等15人组成新一届团委会。1956年6月召开第一届党员大会，选举新的浙江师范学院党委会，焦梦晓为书记，朱子英为副书记。

院系调整后的教育学系，由浙江大学教育学系和之江大学教育学系合并组建而成，也包括浙江师范专科学校部分教师的加入，设教育学、心理学两个教研组，王承绪教授担任系主任；自1956年起建立党支部，邵宗杰为第一任书记。

一、教育学系的合并与发展

浙江师范学院教育学系，在原浙江大学教育学系的基础上，增加了之江大学教育学系，并有部分浙江师范专科学校教师的加入，实力更为强大。

之江大学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教会大学之一，其前身是1845年以美国北长老会差会名义在宁波设立的崇信义塾。崇信义塾于1867年迁至杭州，更名育英义塾，逐步发展为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育英书院；1911年迁入新校舍，改名为之江学堂，不久改名为之江大学。之江大学自1917年暑假起将学制改为5年（正科3年，预科2年），新设制图学、教育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物理学等课程；1920年11月获准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立案，取得学士学位授予权，并实行新学制，分文、理两科，设天文、生物、化学、数学、国文、英文、现代欧洲语、教育、地理、历史、生理、心理、哲学、宗教、社会学等15个系。1931年，根据教育部指示，原申请立案的美国南北长老会差会托事部将该校移交中华基督教会总会执行委员会接管，改校名为私立之江文理学院，废除大学预科，组织新的校董会。私立之江文理学院设文、理两院，文科有国文、英文、政治、经济、教育、哲学等系，理科有化学、数理、生物、土木工程等系。抗战全面爆发后，学校先迁到安徽屯溪，后移至上海租界，继而迁往福建邵武等地。1940年在上海时，校董事会决定恢复之江大学校名，并将文、理学院改组为文（设中文、英文、政治、教育等系）、商（设工商管理、国际贸易、银行、会计等系）、工（设土木工程、建筑工程、化学工程、机械工程等系）3学院。1946年春，之江大学结束了流亡的生活，返回杭州。1948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核准之江大学为包括文、工、商3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

杭州解放后，之江大学在杭州市军管会的直接领导下，按照中央对私立学校所采取的“积极维持，逐步改造，重点帮助”方针，取消了党义、三民主义等课程，将宗教课列为选修，新开设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及时事政策等政治课程，加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等思想教育。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根据政务院的决定发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指示》。1月16日至22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外资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确定处理原则、办法和接收工作中的具体政策及措施。之江大学的董事长、校长和学生代表曾钜生（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党支部书记兼团总支书记）出席了会议，他们一致拥护收回教育主权的决定。全校师生员工得知这一消息后也热烈响应。随后，浙江省人民政府文教厅长刘丹等到之江大学办理接收手续。1951年下半年，之江大学开展基督教“三自”（自治、自养、自传）革新运动，增强广大师生对新中国的热爱。其间，校系机构改革调整如下：文学院改为文理学院，周正兼任院长，设中国文学系（系主任王焕镳）、外国文学系（系主任黎照寰兼）、政治学系（系主任吴其玉）、教育学系（系主任张文昌）、数理学系（系主任周正兼）；商学院改为财经学院，胡继瑗任院长；工学院院长仍为廖慰慈。此外，钱钟祥为代理教务长，张强邻任体育主任。

之江大学教育学系历史悠久，始设于1920年。20世纪30年代，该系为加强对乡村教育的研究和实习，在学校附近开设农村夜校。抗战时期在上海办学时，学生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中小学兼课，以提高教学的实践能力。1951年上半年，全系师生根据教育部的指示，就新中国学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提出《之江大学教育学系关于学制改革的意见》，认为新学制应该给“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等任务以极大发展的可能；新学制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灵活的结构，既照顾目前国民经济的水平，使每一个儿童、青年和成人都能得到他所要受的教育，又要顾及未来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将来的教育有更大的发展。至1952年院系调整之前，教育学系共有学生18人（二年级5人、三年级7人、四年级6人）；专任教师有教授3人、讲师1人。

浙江师范专科学校是1951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文教厅为解决师资紧缺问题而新建，由省文教厅与浙江大学联合创办，以培养各类合格的师资人才为目标，实行校长负责制，受文教厅和浙江大学双重领导，省文教厅副厅长俞子夷兼任校长，校址在浙江大学农学院（现浙大华家池校区）。该校设有历史、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生物等6个专修科，各科科主任全由浙江大学调配，依次为陈乐素、毛路真、王谟显、王承基、李春芬和江希明，大部分任课教师也由浙江大学相关系科的教师兼任。浙江师范专科学校的学制为2年，第一届招新生240人，一部分由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择品学兼优的学生保送入学，另一部分是从杭州及各地县市的小学教师和校长、教导主任中选送。

院系调整后的教育学系共有学生73人（原浙大教育学系学生55人，其中一、二、三、四年级学生分别为18人、13人、7人、16人，教育研究生1人；原之江大学教育学系18人）。合并后，全系师资队伍有所扩大，教授有陈立、王承绪、郑晓沧、俞子夷、张文昌（原之江大学教育学系主任）、吴嚮（原之江大学）、段铮（原厦门大学）；副教授有赵端瑛；讲师有陈学恂、周淮水、廖增瑞（原之江大学）、张定璋（原浙江师专）、吕静、孙士仪、董远骞、顾子含、魏春孚；助教有周豹（原浙江师专）、汪文鋆（原浙江师专）、余志珍（原之江大学）。此后，教育学系又调进陈书（教授）、邬振甫（讲师），并陆续增加了郭行一、李崇林、卢婉君、金锵、裴文敏、朱祖祥、邵宗杰、朱作仁、邵珊、张铁忠等年轻教师。

院系调整时，浙大教育学系的中外文图书杂志以及中小学教科书、工具书等有5600余册，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设备也比较完整，计有各种测验器、计算器、摄影机、发声器、视觉仪器、幻灯机等百余件，可以做一些示范性实验（因数量有限，若是人数较多，做分组实验尚有困难）。之江大学也有部分相关的图书，仪器设备则基本是用于物理、化学等学科。浙江师范专科学校当时成立仅半年，除接收前浙江大学附中的部分图书外，大部分是新增的书籍和中外文期刊。

为了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浙江师范学院对师资队伍的建设十分重视，制订了“边学边教，教与学相结合，稳步前进”的培养方针，采取三种方式来着力做好青年助教的培养和提高工作：一是师傅带徒弟，即由业务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指导已经确定培养方向的助教，从事进修和具体教学实践工作；二是边教边学，教什么学什么，即针对既没有师资又必须开的课，确定助教边教边学，自己学一节再向学生传授一节，以解燃眉之急；三是选送进修，即根据系科所缺，选送业务基础好的助教到国内著名大学、研究机构进修或出国留学。

教育学系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也抓得很紧，如教育学教研组在1957—1958年度下学期所订的计划中有以下具体的规定和要求：

李崇林经过脱产学习已具独立开课能力，应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提高教学质量，由张文昌担任指导，要求在1958—1959年度达到讲师水平；翁惠敏应在1959年达到讲师水平，其指导工作仍由赵端瑛担任，指导教师应帮助其阅读专著，指导读书报告或科学研究；其余讲师亦应关怀助教的培养，接受助教的指导教师所委托的任务，主讲教师应对助教进行专门的定期辅导。

二、学术研究与批判

1954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国科学院党组的报告，指出全国高等学校集中了大量的科学研究人员，必须广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以提高教学与研究的水平。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为高校的科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提出了任务。6月15日，浙江师范学院副院长陈立即在浙江师范学院院刊《浙江师院》上发表了题为“关于在我院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的文章，阐述开展科学研究与提高教学质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鼓励教师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为推动全校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1955年2月，浙江师范学院成立学报编辑委员会，陈立任主任，任铭善、江希明、朱子英任副主任，同时成立学报编辑室。7月，《浙江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第1期正式出版，陈立撰写了《发刊辞》，共刊登论文11篇。10月1日，学校在《1954—1955学年教学工作计划纲要》中制订了科研的任务和方法，并提出科学研究要遵循“大力提倡，积极推进，逐步开展，稳步前进”的方针。

教育学系的教师对于科学研究均有各自专攻的领域。俞子夷长期从事小学算学教学研究，自1953年起在省文教厅主办的《小学教学通讯》中发表了《小学算术应用题解答》《小学算术教学观察纪要》等一系列文章，同时从苏联《小学算术教学经验》《三四年级算术教学经验》等书中翻译介绍一些文章，有《算术课促进儿童积极思维的一个实例》《从数目的和、差求原数（和差问题）》《教学儿童开列应用题的条件》《二年级应用题解答》等。孙士仪也主攻小学算术教学法，曾于1953年10月在《文汇报》发表《关于<包含除法>的教学》一文，就小学算术教学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其余教师，如陈立、陈书、段铮、周淮水、吕静等专攻心理学，郑晓沧专攻世界教育史，陈学恂主攻中国教育史，王承绪、张文昌、张定璋、董远骞、魏春孚等主攻教育学，吴嚮与顾子含分别研究小学语文与小学地理教学法。

1955年11月28日，学校召开编制1956年科学研究计划讨论会，提出今后要以学术批判为武器，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做到“有组织、有领导、有重点、有计划，结合教学，联系实际”，并确定了科研工作的主要范围和选题。这期间，教育学系教师根据各自的专攻方向开展学术研究，撰写相关的学术论文。如王承绪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学说》；陈立研究“指导在学龄前儿童知觉中的作用”；段铮从事新中国儿童生活理想的调查研究，撰写《从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观点看性格心理学》；郑晓沧撰写《廓米纽斯（即夸美纽斯）是谁》等文章；周淮水研究“心理学的直观教具”；张定璋研究“巴甫洛夫学说与教育学”等。这些成果虽然大多未公开发表，但均丰富并加深了各自领域的研究。同时，在“学术大批判”的形势下，教育学系也组织撰写了一些批判性的文章，如对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批判、对梁漱溟教育思想的批判等。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充分估计了知识分子几年来所取得的进步，强调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建设国家贡献力量。周总理还特别指出：“各个高等学校中的科学力量，占全国科学力量的绝大部分，必须在全国科学发展计划的指导之下，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大量地培养合乎现代化水平的科学和技术的新生力量。”党中央的号召和周恩来总理的报告极大地鼓舞了全体教师，给全校的科研工作带来了蓬勃生机。3月31日，浙江师范学院举行第一次科学讨论会。这次会议既是对前几年科研工作的检阅，也是对进一步推动科学研究的动员，历时4天，盛况空前。为了加强学术交流，开展自由讨论，会议邀请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学院、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上海财经学院、浙江农学院、浙江医学院等省内外兄弟高校的专家教授80多人，以及杭州第一中学、杭州第二中学、杭州第四中学、杭州女子中学、杭州安定中学、杭州宗文中学、幼儿师范、萧山师范等校的代表。各系教授和一些中青年教师踊跃参与讨论，提交的论文共计79篇。教育学系在科学讨论会上发言的有陈立、陈书、吴嚮、陈学恂、董远骞、张定璋诸先生，发言的内容分别是《四至十五岁儿童身体发展的研究》《巴甫洛夫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杜威思维训练理论批判》《梁漱溟教育思想批判》《教育学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巴甫洛夫学说在教学原理上的应用与解释》。

1957年，陈立受到苏联心理学研究的启示，开始研究劳动心理学，并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曹日昌合作，在《心理学报》上发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劳动心理学》一文，详细介绍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动心理学的一般情况、工作范围、任务、方法，以及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并谈了自己的体会。文章说：“民主德国的心理学家们把开展劳动心理学看作推动整个心理学的有力工具，这是心理学家理论结合实际的具体措施。一门科学如果能够直接为人民服务，它就可以得着强大的生命力。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心理学不能完全离开这些基本的实践活动来进行研究。我们强调心理过程的社会制约性，我们就要从劳动实践中研究心理学的规律。”陈立在《浙江日报》发表的《苏联心理学给我们的启示》一文中，再次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今年，我又开始做些劳动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如关于操作法的合理化问题。这一工作现在虽然刚开始，说不上什么成绩，可是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显然是正确的途径。因为苏联心理学特别强调心理的形成和发展是在具体活动中进行的，这样，我们就更加认识清楚劳动心理学的研究不只有实际意义，而且更有丰富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