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内经》理论构建中的法家思想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提出了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思想。经过春秋之管仲、子产，战国之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的传扬和发展，逐渐成为一个学术门派。战国末期，韩非子对该学说予以总结、综合，乃至集成为一家。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且有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依据，后来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和法律体制，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与法制主体，并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足见其对法制的高度重视，这一法制思想一直沿用至今，成为稳定社会的主要手段。法家理念对《内经》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法家注重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具有冷静的眼光和理智的态度，精于各种利害关系的计算和分析，信奉冷酷无情的功利主义。法家源于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战国时期有李悝、商鞅、申不容、慎到等人，后期则以韩非子、李斯为代表。前期法家多为从政者，是当时政治变法的积极设计者、倡导者、组织者和参与者，尤其是商鞅在秦国的两次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韩非子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在理论上提出了进化的历史观、功利的道德观，以及集“法”“术”“势”为一体的政治观点。他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社会不同阶段有各自的特点和主题，所以应当遵循“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处事原则，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可以归结为某种利害关系；认为政治上应该以“法”治国、以“术”治官、以“势”守之。韩非子的理论为秦所用，加速了秦对六国的统一进程。

“法家”之“法”是指法律政令，认为无论是治国、治人、治事都应当有一定的法度。《内经》全面地接受并运用了法家“以法治事”的原则，并运用这一理念形成和构建自己的医学理论。法，就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律令、原则和准绳。治医也是如此，认为医生必须以“法”诊病，并确定了相应的诊病方法，如三部九候遍身诊脉法、人迎寸口二部合参诊脉法、独取寸口诊脉法、尺肤诊法、面部色诊法、虚里诊法、腹诊法等。临证在具体应用这些诊法时，还应当遵循“诊法常以平旦”“持脉有道，虚静为保”“察色按脉，先别阴阳”“见微得过，以诊则不失”（即“见微知著”的诊治原则）；“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的“司外揣内”；“常以不病调（diào音吊，察也）病人……平息以调之为法”；人迎寸口“两者相应，俱往俱来，若引绳大小齐等”；以及人“一吸脉再动，一呼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等诊病法度。治疗疾病更应当严守法度，因此有“用针之服，必有法则”（《素问·八正神明论》）。在此精神的指导下，制订了相应的治病原则和方法，认为医生治病必须遵循“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逆者正治，从者反治”等法则，组方也应当遵循君、臣、佐、使法度，才能达到“谨道如法，万举万全，气血正平，长有天命”（《素问·至真要大论》）的最终治疗效果。

法家“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动态灵活处事原则在《内经》理论中也得以充分的展示。例如在论述人体生长发育变化规律时，认为由于受肾气以及五脏气血盛衰变化的影响，人体在不同年龄阶段，表现为生（出生）、长（发育）、壮（壮盛）、老（衰老）、已（死亡）的不同阶段，男女两性虽然都遵循这一生命演化总规律，但又有差异，因此在各个时期存在着不同的生理特征，要根据不同特征采用不同的养生方法，达到“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素问·上古天真论》）的养生效果。病证也是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就外感热病（伤寒病）而言，随着发病时日的延长，其病变部位、病理反应、临床表现必然是有区别的，于是在“世变则事异”的思想影响下，以六经理论为辨证体系建立的基础，初创外感热病六经辨证的思路（《素问·热论》）。内脏病证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迁移，疾病在五脏之间传变的顺序、病变所在的内脏、病理反应、症状特征均有明显的差异（《素问·玉机真脏论》）。这一认识既是《内经》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等治病理论发生的基础，也是法家“事异则备变”思想的体现。这是中医“辨证论治”理论发生的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