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事求是与人的主体性

在哲学基本问题中已经有了主体性的问题，其中的“思维”和“思”就包含主体性。笛卡尔的著名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突出了人的主体性，“思”就是“我”，就是主体。在理性主义哲学中，“思”就是理性，通过理性去实现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康德赋予主体以先验理性的意义。在他看来，只有是理性的才是客观的、普遍的，即只有通过先验理性对于感性材料的整理，方可获得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可以这样说，这里的主体是理性主体，或认知主体，因为它更关注理性的认知，虽然在实践理性中也提出了善良意志。

与之不同，中国哲学关注的主体性侧重于人的德性，中国哲学中有“德性之知”（张载），这“德性之知”就是人的主体性，就是人的德性的知识表现，它重视人性、人的品德以及人的修养。

中国哲学对于基本问题的表达不同于西方，它的哲学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是“性”与“天道”的关系问题。这里的“性”主要是人性，尽管它为之赋予了超越的意义。

如果说中国哲学中的“天道”指的是“实事求是”中的“是”的话，人们所要探求的“是”就是“天道”，那么，“性”则指的是“实事求是”的主体，即人。正是主体在“实事”中去求“是”，而不是求其他。为了能实现实事求是，就必须要求这个主体具有一定的品德、一定的修养、一定的水平，否则，就很难做到实事求是。因为担当“天道”责任的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必须具有“铁肩”才能担起“道义”。

中国哲学对于主体的研究也主要表现在“性”这一范畴上，人具有什么样的“性”，或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性”, “性”是什么，这些便是哲学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在《论语》中，有“性相近，习相远”的问题，有“性”和“天道”的问题，也有“仁者，爱人”以及“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论述。这些说的都是人“性”、人的品行、人的责任以及做人的境界。也就是说，人只有具备了“爱人”的情怀，具有了“殉道”的精神，才能担当起“天道”的责任。

孟子则以先验的“性善论”去说明人的意义，“仁”“义”“礼”“智”是人的本性，你如果没有“恻隐之心”，没有“羞恶之心”，没有“辞让之心”，没有“是非之心”，那你就不是人。他还举例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这些都说明“善性”是无待的和自由的，人有“怵惕恻隐之心”不是出于功利，也不是出于荣誉，而是发自内心。所以，既然人具有这样的品格，那么，在道德行为上，他就自觉地会“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由仁义行”是绝对命令，而“行仁义”则是相对命令。“由仁义行”注重了对“仁义”价值的挖掘，强调的是“仁义”的内在性；而“行仁义”则把“仁义”看成人谋取私利、谋取功名的工具。前者体现的是人的自由，而后者则恰恰反映的是人的不自由。

作为主体，人应该充分展现自己的“仁义”本性，显示自己的人性，显示自己的尊严，体现做人的境界。人是有境界的，人的“仁义”境界的意义就在于它的超越性，它甚至超越于人的存在，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仁义”是人性，也是“天道”, “性”和“天道”本质上是相通的，所以“性即天道也”。由于“性”和“天道”是内在贯通的，孟子便提出了一条独特的修养认知路线，即尽心、知性、知天。“心”能自觉“性”的价值，更能知道“天”的意义。人不应该遮蔽自己的“性”，不应该忘记自己的“存在”，而应该时刻明白“耳目之官”的限制，“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人不能沉溺于“物”的世界。

不沉溺意味着独立，意味着自由。作为实事求是的主体，没有独立精神，没有自由品格，就不能去实事求是。“性”的独立和自由决定了它的积极和主动。只有积极和主动才能称其为主体。所以，在张载哲学中有“无意为善，性之也，由之也”的道德无待命令，“性”是主体，也是本体，它是积极的、主动的，它是没有“私意”的，所以，它决定着“善”的意义。

对于人的主体性，人们讲得比较多的是能动性，实际上，这还不够，在讲主体能动性的同时，还必须讲能定的属性，也即我们平时所说的“定力”，在这一点上，程颢的《定性书》能给我们不少启发。程颢说：“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这里说的“定者”，就是“性”，指的是人，指的是具有坚强意志、良好品德的人，这样的人“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而“定性”之“定”是坚定，是镇定，是若无其事，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所谓的“无将迎，无内外”，就是没有迎来送往，也无内外之别。不累于事，无困于心，体现的是“性”之主体意义的高扬。

“定性”的具体表现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如果说天地有心，那就是它普遍地存在于万物之中，由物的自在之性而体现出来。古之圣贤则能尊重事物的规律，因顺万物的存在，不为私情困累。所以，人们应该学习的是他们的胸怀宽阔、大公无私、物来顺应的品格。“物来而顺应”是庄子所说的“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心如明镜，无迎无送，应对而不收藏，能克制于物而不为其所伤，这就是人格意义上的独立和自在。

没有定力就不能“适道”, “适道”就是“求是”，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看来，人之情蔽，在于自私，在于用智，用智就是耍“小聪明”。自私者不能“应迹”，不能做到应于物而不累于物；用智者则不能觉悟，有些人一辈子都耍小聪明，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执迷不悟，这样的人，不能认识世界的真理，不能获得自己的自由。

所以，“定性”、定力对于人来说非常重要。要达到“定”就应该是：“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需要解释的是：“两忘”不是否认外物的存在，也不是否定自己的存在，而是超越，超越于物，超越于我；“无事”不是没有事情可做，而是不为事情所拖累。这样一来，就会有意志力的“定”，就会有理智上的“明”。真正聪明的人是不会拘泥于物的限制的。

作为主体的人，应该有情有义。虽然上面也提到人要学圣贤，应该“情顺万物而无情”，类似的也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这只是要求人们明白：人毕竟是人，他不同于动物，不是一种“刺激—反应”式的存在。他是超越的，也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只是消极自由。除了消极自由之外，还有积极自由，这积极自由就是做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圣人也有喜怒，只是这喜怒合乎于“当”（应当），合乎于“理”，是“系于物”的。“物”指的是现实，对于现实中的合理与不合理的事情，圣人也有自己情感、情绪的表达，他敢恨敢爱，疾恶如仇，从善如流，当喜则喜，当怒则怒。

中国哲学重视人的主体性体现在对“性”的修养上，因为这“性”既是主体，又是本体，也是做人的境界。人的存在不能没有根，这根就是本体；做人不能没有修养，这修养就体现在他对“性”的理解上。在探讨“实事求是”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人的主体性。今天的社会追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价值，实际就是求“是”。没有人的素质的提升，没有主体修养的改善，“实事求是”将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