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与觉

福柯认为古希腊哲学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古希腊哲学的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通过对世界本原（始基）的探讨，提出世界的本原是“水”。之后也有哲学家提出“无限说”，以及“气本原说”。毕达哥拉斯学派则提出：“数是万物的本原”以及“一是万物的本原”。

赫拉克利特在研究世界本原问题时，区分了外在本原和内在本原，外在本原是“火”，内在本原则是“逻各斯”（logos）。实际上，内在本原的“逻各斯”是在本体意义上说的，这个“逻各斯”是宇宙的本体，是宇宙的“道”，是宇宙存在的根据。同时，“逻各斯”在认识论意义上也有理性的意思。

古希腊的爱利亚学派是接着米利都学派的问题讲的。巴门尼德思考的问题就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有关，在探讨世界本体的问题上，他认为，存在是不生不灭（永恒）的，是连续的，是完满的。这个存在也就是逻各斯。至于思维和存在，或思和是的问题，巴门尼德首先是在逻辑上思考的，他“利用 ‘是’动词的普遍用法，说明 ‘是者’的普遍性。他说，有两条道路 ‘一条是：所是的东西不能不是，这是确信的途径，与真理同行；另一条是：不是的东西必定不是，我要告诉你，此路不通’”。“所是的东西不能不是”和“不是的东西必定不是”，是针对赫拉克利特曾经提出的既存在又不存在的思想而做出逻辑批判的，它们有矛盾的同一律意义。而作为哲学命题的“思维（思想）与存在的同一”也是由逻辑层面上提升来的，即思想的内容用“是”来表达和思想的对象为“是者”，两者在“是”的意义上是同一的。

也许正是由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以及理性思维的客观性（把握对象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才有了柏拉图以“理念”为本体的主张。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他主张定义的对象不是感性事物，而是另一类东西，任何感官对象都不能有一个普遍的定义，因为它们都是变化无常的。他把这另外一类东西称为理念。”理念世界是真实的，也是完美的。理念是逻各斯，它是世界的根据。

亚里士多德虽然是接着柏拉图讲的，但他的形而上学是从逻辑分析开始的，入手处乃是对系动词“是”的分析。在《形而上学》中他说：“有一门学术，它研究 ‘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 ‘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秉赋’。”这门学术就是形而上学，“实是”（being）亦可翻译成“有”“存在”“是”，它源自系词“是”（to be），是to be的动名词形式。对“是”的追问，表现为对逻辑命题如S是P的分析。由于对“是”的分析，最后确定到S上，这就是所谓的本体（substance或essence）, sub-stance成为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的实体。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成为他的哲学的基本理论。在他的实体学说中，有作为个别存在的第一实体，有作为一般存在的第二实体，以及作为纯形式存在的第三实体。

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对形而上学的探讨，注重于逻辑分析，而这也就是对作为思想的逻各斯的逻辑化，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亚里士多德把言谈的功能更精细地解说为合乎语法的言谈”。“言谈”是逻各斯的原初义，“合乎语法的言谈”是对言谈的规范化和逻辑化。由于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所以也是对思想的逻辑化。

古希腊哲学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一直影响到现代，使得西方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逻各斯意义。

逻各斯在西方哲学中，意义繁多，虽然原初义是言谈的意思，但以后又有道、理性、思想、根据、关系，甚至采集之类的意义，在基督教哲学中也有上帝等意义。在思维方式上逻各斯的理性意义影响很大，这主要反映在思想家们对逻各斯的理解上，如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笛卡尔的“我思”以及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等。

正是受这一思维方式的影响，古希腊哲学以及整个西方哲学都有明显的学问理论（-logy）的意义。哲学的本体论是ontology，虽然这个词出现并不早，但是其词缀-logy就是学问、学说、理论的意思，这一词缀（-logy）源自希腊文的-logia，而-logia（原型为logios）则是从logos（逻各斯）那里来的。

由于哲学是科学的基础，科学是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所以，这样的哲学也就深深地影响着其他具体科学，如许多用来表达具体学科的词也都有了-logy的后缀，像心理学（psychology）、社会学（sociology）、人类学（anthropology）、生物学（biology）等。其他一些学科虽然没有用具有-logy后缀的词来表达，但其学科本身却有学问理论的意义，也有科学的意义。

翻开西方的哲学经典，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绝大部分的哲学著作也都是以逻辑理论体系的形式撰写的，逻辑（logic）一词出自逻各斯（logos）。正是由于逻辑在思想上获得了优势地位，黑格尔才说：“就逻辑作为真理的绝对形式来说，尤其是就逻辑学作为纯粹真理的本身来说，它决不单纯是某种有用的东西。”“真理就是逻辑学的对象。”黑格尔也干脆把自己的哲学著作叫作《逻辑学》，而他的逻辑学就是他的哲学，就是他的形而上学。当然，他也说了“逻辑学是研究纯粹理念的科学”。其中也暗含了哲学是科学的意味。

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在思考问题时表现出了另外一种方式。张岱年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大纲》中总结中国哲学的特点时曾说：中国哲学是“重了悟而不重论证”。当然，这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了悟讲的是悟性，所谓悟性，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就是通过直觉把握对象，如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在大多数中国哲学家看来，只有了悟才能把握绝对的存在，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程颢讲“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讲的都有了悟的意思。而理性，则是通过有限定的概念，通过逻辑推理形成逻辑结论，达到对客体的认识。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进行的范畴演进：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以此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

中国哲学的了悟式思维，不太重视思想的“学问”意义，孔子本人就是“述而不作”，或者说，以述为作。所以，在先秦很难找到像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那样的著作。中国哲学家的著作，或者是答问式的（当然古希腊也有对话式的），或者是格言式的，或者是寓言式的，或者是诠释式的，如《论语》《老子》《庄子》《坛经》《近思录》《传习录》等。中国哲学家重视的是对生活的理解和觉悟。所以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接着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建构自己的新理学体系时，创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觉解”。冯先生虽然受西方新实在论的影响，但也继承了中国的传统。还有杜维明在研究中国哲学时，也找到了这样一个词——“体知”（虽然这个词在历史书籍中早已经存在，但他是在哲学意义上使用的），用以理解中国哲学的本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好地理解中国哲学，把握中国哲学中的本体。然而如果按照西方哲人的思想，“道”也可能就被理解为“理性”了。如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把老子哲学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解释为“理性产生了一，一产生了二，二产生了三，三产生了万物”。实际上，这也是从逻各斯的理性意义的角度解释的，殊不知，这样的解释错了。

中国哲学非常重视“学”的实践意义。明代心学家陈白沙说：“心地要宽平，识见要超卓，规模要阔远，践履要笃实。能此四者，可以言学矣。”“莫笑老慵无著述，真儒不是郑康成。”张岱年先生也说：“中国哲学乃以生活实践为基础，为归宿。行是知之始，亦是知之终。研究的目的在行，研究的方法亦在行。过去中国之所谓学，本不专指知识研究，而实亦兼指身心修养。所谓学，是兼赅知行的。”“学”是“兼赅知行”的，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学问，它还包括“行”，包括实践。当然，对于中国哲学之“学”的理解，还必须从“觉悟”的意义上解读。《说文解字》把“学”解释为觉，即觉悟，很能反映中国哲学以及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哲学中的“学”，包括了知识，包括了觉悟，也包括了修养，是“知行合一”之学，是“致良知”之学，是把“知”的智慧贯穿于生活的“行”中，是把“良知”推进于社会的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