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道”的价值性

如果说在《论语》中，“天”和“命”主要是在客观的意义上论述的，那么，对于“道”的论述则不乏主体性的内涵，即“道”有本体、理想、信念、信仰的意义，而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形而上的存在。

“道”是本体，是人们的终极追求。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道”是安身立命之所，是超越生死的所在，为“道”而死是值得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在得“道”中升华。如果一个人想使自己活得不那么低俗，不那么乏味，不那么无聊，那就要好好地学习“道”。孔子的学说是“仁学”，其中的“仁”就是“道”，前面讲“朝闻道，夕死可矣”，反映在“仁”上就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志士仁人”最能理解“仁”的意义，也能体悟“道”的内涵，他不会“害仁”，也不会损“道”，但能“成仁”，能“殉道”。古今中外就有这样的仁人志士，近代的夏明翰就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著名诗句。为了真理，死亦无惧。这真理就是“主义”，就是“道”，就是理想、信念。《论语》中所说的“闻道”实际是对“道”的认知和觉悟，以及对于“道”的躬行。以身“殉道”则是行道的最后形式，也是最高形式，之所以如此，在于“道”的神圣、超越和绝对，这神圣、超越和绝对的存在正是人之生命的依归所在。

“道”虽然神圣、超越和绝对，但并没有离人而去，也非超越的上帝那样全知全能、高高在上、发号施令。“道”就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当中，这就是中国哲学所说的“体用不二”。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要求人们有志于“道”，根据于“德”，依凭于“仁”，掌握并精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人是有理想的动物，人的理想就是“道”，对于“道”我们可以在真善美的意义上去诠释。根据儒家一贯的思想，对真善美的追求乃属于人性之列，人有可能也有必要去追求自己的理想。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从人性出发，说明人有追求真善美的需要，亦即“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人之所以能去追求真善美，还在于人有德，在于能立足于“德”，即“据于德”。作为一个社会的公民，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从公德、从自己的良心出发，这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一个有修养、有教养、有水平的人不会昧着良心去做事。如果说，这里的“德”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那么，“仁”就高尚了，“仁”是“德”之首，也是“德”之要，故人需要“依于仁”。依赖于仁德，“仁”是“爱人”，是“孝悌”，是“克己复礼”，是情感的付出，是举止的优雅；“仁”是真诚，是感恩；“仁”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至于六艺，只不过是体现“道”“德”“仁”的具体形式。儒家重视“六艺”，但最终不是要人们成为“六艺”的专家，而是要通过这些形式成就自己的人格。儒家提倡德才兼备，但更要求以德为先。对于“道”“德”“仁”三者的关系，应该这样理解：“道”是“德”和“仁”的对象化，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德”和“仁”则是“道”的内在化，它们是辩证统一的，是典型意义的对立统一关系。

所以，孔子在论述“道”的时候，首先是把“道”视为一个对象性的存在。“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不论是“学道”“达道”，还是“致道”, “道”都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也是人们敬畏的所在。

不应忘记，“道”虽然是对象化的存在，但它和人的本体——“仁”又密切相连，如孔子的弟子有子曾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是“仁”的根本，也是“仁”的出发点，由“孝悌出发”就可体现“道”的意义。所以，有子的话就不仅说明了孔子“性与天道”的内在关系，也说明了中国传统伦理的特点：从人的最基本的情感——“孝悌”出发，去建立社会的伦常关系，而不至于使社会的道德沦为空洞的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