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性即天道也”

虽然先秦儒家已经提出了“性”与“天道”的问题，但是，对其做出充分发挥的则是宋明理学。李泽厚先生认为张载是理学的真正奠基人，主要理由是张载构建了理学的基本框架，如他对“性”与“天道”理论的发挥，提出“性二元论”，形成“心统性情”观点等。他在阐发“性即天道”时，充分突出“性”的本体意义，他说：“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性”是超越的存在，而不局限于人和我。“未尝无之谓体，体之谓性。”宇宙的本体“未尝无”，它是永恒的“性”。正因为如此，“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性”超越生死，故“尽性然后知生无所得则死无所丧”。“性”是不朽的所在，“道德性命是长在不死之物也，己身则死，此则常在”。“性”是人的灵魂的安顿处，也是人的心灵的家园所在。

由于“性”具有本体的意义，因而它和“道”是同一的，只不过是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表达罢了。所以，在张载哲学中，不仅有“性即天道也”的命题，也有“天道即性也”以及“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的命题。

实际上，张载和程颢也讨论过“性”的问题，著名的《定性书》就是程颢对于“性”的基本看法。“性”“无将迎”，亦“无内外”，独立自在，无有主客。

但是，“性”和“天道”的关系在二程那里已经转化为“性即理也”。当程颢说“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时，实际上此“天理”已经涵盖了“天道”“天命”，甚至“心”“性”等内容。所以，他曾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自理言之谓之天，自禀受言之谓之性，自存诸人言之谓之心。”

在形上的意义上，“性”和“理”是同一的，但在现实层面，“性”和“理”是有差异的，具体表现就是“天”和“人”的不同。所以，人要“穷理”, “穷理”是一种工夫，二程的著名弟子谢良佐说：“学者且须是穷理，物物皆有理，穷理则能知人之所为，知天之所为，则与天为一。与天为一，无往而非理也。穷理则是寻个是处，有我不能穷理，人谁识真我？何者为我？理便是我。”“穷理”就是寻个“是”处，“穷理”可以知道天在做什么，人应做什么，从而做到“与天为一”。人如果不能“与天为一”，则是因为私己的存在（有我），致使不能认识“真我”。“真我”者何？“真我”就是“天理”。这一段应该是谢良佐对于“天”和“人”的理解，也包含了他对“性”和“理”的看法。

朱熹继承二程（主要是程颐）的学说，坚持“性即理也”的思想。他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表达了他的理学主张：“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天”和“人”是统一的，“人”的生命得之于“天”，有“人”之后，“天”就会体现在“人”的身上，“天”的“理”就会体现在人的“性”上，“天”的本体就会体现在人的境界上。我个人认为，朱熹的这一段话经典地表述了天人关系，也很好地表述了“性”和“天道”的关系。

陆九渊不同意“性即理也”的命题，实际是不同意朱熹哲学的工夫路径。他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题。他说：“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这是他对“心”和“宇宙”、“心”和“理”的关系的理解，也是他的哲学的工夫路径。在陆九渊看来，一般认知的心往往把宇宙作为自己的对象，从而二分了自我和宇宙，也限隔了自己。心本无将迎，无内外，充塞宇宙。世人则往往因精神在外，至死劳攘，而使自己与宇宙分立，使学问支离，因而也堵塞了对心的自觉。只有经由“切己自反”“先立乎其大”，才能消除人与宇宙的限隔，达到心的敞明与自由。

王阳明哲学的形成得之于他对人之生死的真切领悟和对世道沧桑的着实感受，他有较多的人生负面阅历，他承受了非笑、毁谤、欺慢、荣辱、迫害甚至死亡的境遇。可贵的是，他并没有从消极方面去看待它们，而是赋予了其积极的意义，认为这些都是“进德之资”。正是由于对死的深切了悟，才使他有了“胸中洒洒”之感觉，才有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之卓识。“心”外无物，何累于物？“理”在“心”中，何求于物？在王阳明那里，“心”就是“性”, “性外无理”。《传习录》中记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对于王阳明这段话的理解，我们还是要着眼于“觉悟”。在“觉悟”的意义上，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就不能觉悟到自在花的意义，不能觉悟到自在良知的意义。而当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就是你已经觉悟到自在花的意义，觉悟到自在良知的意义。便知此花之良知和你的良知是统一的，因而“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而是“原只是一体”。“原只是一体”是说它们在本源上、本体上是统一的，天地之自然和人之良知是内在统一的，“天道”和“性”是内在统一的。

“天道”和“性”是内在统一的，离开“天道”谈“性”，或离开“性”谈“天道”都是没有意义的。“天命”和人生也是如此，离开人生谈“天命”，或离开“天命”谈人生都是毫无价值的。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社会中的一些人之所以放肆，就是因为缺少了对于“天命”“天道”的认识，缺少了对于“心”“性”的自觉，以至于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不知天高地厚。我们之所以强调“天命”“天道”的意义，就是要为人的生命存在赋予敬畏意识、崇高意识、责任意识乃至使命意识。人生在世，应该安于“天命”，行于“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