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陈士铎的学术思想
明清时期中医学术繁荣，尤其是江浙地区，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医家，这对陈士铎学术思想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
一、植根经典，发皇古义
阴阳五行学说为中医学认识生理、病理，指导临床治疗的基本理论之一，以《内经》为代表的经典著作中对阴阳的相互关系及五行相生相克均有全面阐述。陈士铎在继承这些思想的基础上，以独创的“阴阳颠倒”学说为基础，衍生补充了五行的关系，提出“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生不全生，克不全克”，使五行学说更为全面和完善，为丰富和发展中医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阴阳之颠倒
陈士铎认为，阴阳本为一体，所以逆顺可以转化。《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为内格。”但就其本原来看，阴阳本为一体，逆顺可以转化，顺中有死，逆中有生，这即是“阴阳颠倒”说的基础。陈氏在《外经微言》中云：“乾坤之道，不外男女，男女之道，不外阴阳，阴阳之道，不外逆顺，顺则生，逆则死也。阴阳之原，即颠倒之术也。世人皆顺生，不知顺之有死；皆逆死，不知逆之有生，故未老先衰矣。”陈氏认为阴阳本为一体，所以逆顺可以转化，由此提出“阴阳颠倒”说，并成为他辨证论治的精髓。他在《外经微言·逆顺探原篇》中用五行生克理论进一步说明了阴阳转化关系。他说：“阴阳之原者，即生克之道也；颠倒之术者，即顺逆之理也。知颠倒之术，即可知阴阳之原矣。”随即又用五行来说明事物生克顺逆的关系，他说：“五行顺生不生，逆死不死。生而不生者，金生水而克水，水生木而克木，木生火而克火，火生土而克土，土生金而克金，此害生于恩也。死而不死者，金克木而生木，木克土而生土，土克水而生水，水克火而生火，火克金而生金，此仁生于义也。夫五行之顺，相生而相克；五行之逆，不克而不生。”陈氏认为五行配天地万物与人，其变化是无穷无尽，而变化的核心，即生克二字。以具体的五行生克关系来说明抽象的阴阳颠倒概念，是“顺生不生，逆死不死”的关键。他又在《外经微言·五行生克篇》进一步解释说：“心肝脾肺肾配火木土金水，非人身之五行乎。”
陈士铎曰：“五行生克，本不可颠倒，不可颠倒而颠倒者，言生克之变也。篇中专言其变而变不可穷矣，当细细观之。”陈氏论五行生克，特别强调肾火的作用。“生不全生、克不全克”是陈氏重肾中之水火生克关系的体现，与《内经》中所论述的五行生克关系有所不同，而是五行生克理论的丰富和发扬。在《石室秘录·论五行》中谓：“五行火木土金水，配心肝脾肺肾，人尽知之也。然而，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生不全生，克不全克，生畏克而不敢生，克畏生而不敢克，人未必尽知之也。何以见生中有克？肾生肝也，肾之中有火存焉，肾水干枯，肾不能生肝木矣，火无水制，则肾火沸腾，肝木必致受焚烧之祸，非生中有克乎。治法当急补其肾中之水，水足而火息，肾不克木，而反生木矣……以上五者，言生中有克，实有至理，非漫然立论。倘肾中无水，用六味地黄丸汤，大剂与之。肝中无水，用四物汤。心中无水，用天王补心丸。心包无水，用归脾汤。脾胃无水，用六君、四君。肺经无水，用生脉散。举一而类推之可也……此五行之妙理，实医道之精微。颠倒神奇至此，实有至理存乎其中，用之却有效。莫惊言过，创辟可喜，而难见施行也。”
陈士铎用阴阳颠倒、五行生克理论通论脏腑的生克关系，其核心要求临证注意灵活变通。也就是说，一脏之病，往往兼数脏治之；一经之病，每每兼数经以治；此经之邪，或向别经而求，用药亦不可过于拘泥。他在《辨证录·凡例》中说：“各门辨证，专讲五行生克之理，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经权常变，颠倒纷纭，贵人善读之耳”《脉诀阐微》说：“脏腑之病，虽各不同，要不外五行之生克，逢生则病易愈也，逢克则病难痊也，我生则泄我之气，我克则劳我之神。脏腑为战争之地，胸腹为角斗之场，敌则扫除，而斩杀甚多，伤损必过矣。调停于生克之问，和解于败亡之内，仍于金木水火土而善用之也。”
（二）六脏七腑说
在脏腑学说方面，《内经》对五脏六腑理论有细致的论述，而陈士铎独在《外经微言·脏腑阐微篇》中借岐伯之口将胞胎归入脏中，将心包络归入腑中而成“六脏七腑”学说。在《石室秘录·论脏腑》中说：“五脏六腑，人所知也。然而，五脏不止五，六腑不止六，人未之知也。心肝脾肺肾，此五脏也。五脏之外，胞胎亦为脏。虽胞胎系妇人所有，然男子未尝无胞胎之脉。其脉上系于心，下连于肾，此脉乃通上通下，为心肾接续之关。人无此脉，则水火不能相济，下病则玉门不关，上病则怔忡不宁矣。若妇人上病，与男子同，下病则不能受妊。是生生之机属阴，而藏于阳，实另为一脏也。”为什么前人未将此列入五脏之中？其认为“因五脏分五行，而胞胎居水火之两歧，不便分配，所以止言五脏而不言六脏也。”他认为男女皆有胞胎，只是“系同而口异”，“胞胎之系，上出于心之膜膈，下连两肾，此男女之同也。惟女下大而上细，上无口而下有口，故能纳精以受妊”。而胞胎“处水火之两歧，心肾之交，非胞胎之系不能通达上下”，不论男女，如无此系，则水火不交，受病相同，因此胞胎为“生生之机，属阴而藏于阳，非脏而何”。至于腑，陈氏认为“大小肠膀胱胆胃三焦包络，此七腑也，遗包络不称腑者，尊帝耳”。而包络有着重要作用，其“为脾胃之母，土非火不生，五脏六腑之气咸仰于心君，心火无为，必藉包络有为，往来宣布，胃气能入，脾气能出，各脏腑之气始能变化也”。同样的观点其在《石室秘录·书集·二论脏腑》中亦有论及。观之后世中医学发展，“六脏七腑”学说并未成为中医理论主流观点，但陈氏之说，绝非自炫己能，特异独行，而是为了强调胞胎和心包络在脏腑气机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他重视人身水火的学术思想。也为其交通心肾及温运脾胃的临床实践提供理论基础，为后世相关疾病的辨治拓展了思路。陈士铎提出的六脏七腑说，不但丰富了《内经》藏象理论内容，也赋予了胞胎和包络新的概念。而他之所以重视胞胎、包络的作用，也是陈氏重视人身之水火的一种理论依据。
二、以治为宗，创立新意
陈士铎对《内经》理论尤多阐发，以治为宗，创立新意。著作中论及很有实用价值的正治、反治、内治、外治、上治、下治、先治、全治、偏治等128法。如“偏治者，乃一偏之治法。譬如人病心痛，不治心而治肝；譬如病在四肢手足而偏治其腹心也”。并具体指出心病治心包之法，上焦火而下治肾之法，左肺病而治右肺之法，厥在四肢而治心腹之法。对脏气相关理论也有许多认识，如在“脏法”中指出：“且脏有五，治法唯三，脾肺同一治，肾肝同一治，心肾同一治。”在“反治法”中论狂病证治，谓：“此皆正气虚而邪气犯之也，似宜治邪为是，然而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不治其虚，安问其余。此所以急宜固其正气，而少佐以祛痰之药为妙。”对气血先后缓急之治，强调理气为先。如治癫狂用参、术重至两许，补正以祛邪，喉蛾假热用附子、熟地、山茱萸、麦冬、五味子、牛膝、茯苓等引火归原，吐血、血崩则先用人参、黄芪，后用当归、芍药，这充分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
三、精于辨证，丰富创新
辨证施治，是每一位中医师都应该熟悉和掌握的治病原则。陈士铎精于辨证，丰富创新。
（一）讲求辨证，重视辨证
陈士铎以“精于辨证”著称于世，其辨证虽不外阴阳、气血、水火、虚实、寒热，但临床应用却常常出人意表，而取奇效，为世人辨治疑难杂症提供了临床思路，无怪乎国医大师张灿玾曾说：“当你临证束手时，若能用陈士铎的方法辨证用药，常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探究陈氏辨证论治的特色，首现其深谙阴阳五行理论，善用阴阳之理辨证而以阴阳变化、五行生克之理施治。
陈士铎讲求辨证的精髓、重视辨证，从他的几部著作均以“辨证”二字来命名可窥见一斑。如《辨证录·自序》中说：“夫医道之难也，不辨脉罔识脉之微，不辨证罔识证之变。今世人习医者亦甚多矣，言人人殊，究不得其指归。似宜辨脉，不必辨证也。虽然辨脉难知，不若辨证易知也。古虽有从脉不从证之文，毕竟从脉者少，从证者众，且证亦不易辨也。”在《辨证录·凡例》说：“辨证不辨脉者，以证之易识也。苟能知症，何必辨脉哉。虽然辨证更能辨脉，则治病益精，又在人善用之耳。”虽说陈氏的著作中，较少论及脉。这并不能说明其不重视脉，他是反对以脉玄奇，故弄玄虚，强调“看脉必须看症，盖症所以印证脉也”，并把脉学简要归纳为十法：“切脉之最要者在浮沉，其次则迟数，又其次则大小，又其次则虚实，又其次则滑涩而已。”如《辨证录·凡例》中说：“各门辨证，专讲五行生克之理，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经权常变，颠倒纷纭，贵人善读之耳。”又如《石室秘录·脏治法》说：“二脏合而治之者，其义又何居？肾，水脏也；心，火脏也。是心肾二经为仇敌，似乎不宜牵连而一治之。不知心肾虽相克，其实相须。无心之火，则成死灰，无肾之水，则成冰炭，心必得肾水以滋养，肾必得心火而温暖。如人惊惕不安，梦遗精泄，岂非心肾不交乎。人以为惊惕不安，心之病，我以为肾之病；梦遗精泄，人以为肾之病，我以为心之病。非颠倒之也，实至当不易之理。”
探析陈士铎辨证内容，不外阴阳、气血、水火、虚实、寒热。这些都是通常人们辨证的要点。但他在具体实践中却有所偏重，并且使用平实无华的语言，通俗易懂。在《辨证录·自序》中说：“今人所共知者，不必辨也，古人所已言者，不必辨也。必取今人之所不敢言，与古人之所未及言者，而畅辨之。论其证之所必有，非诡其理之所或无，乍闻之而奇，徐思之而实未奇也。”
（二）阴阳五行，生克之道
陈士铎能提出“阴阳颠倒”之术羽翼经旨，便可看出其十分精通阴阳五行生克变化之道。这在其《辨证录》一书中有充分的表现。
《辨证录·咽喉痛门》中辨治一咽喉痛病人，其症喉间成蛾，日轻夜重，不甚痛，咽喉之际自觉一线干燥之至，饮水咽之少快，至水入腹，腹又不安，吐涎如水，时医辨为阳证，用泻火之药，反而增重，陈氏抓住此证日夜轻重之不同，乃“少阴肾火，下无可藏之地，直奔而上炎于咽喉也”，阴虚阳浮，定为阴蛾。对证治以引火归藏，方用引火汤（熟地、巴戟天、茯苓、麦冬、北五味子），一剂痛消，二剂痊愈，方中以熟地大补肾水，麦冬、五味子滋肺为佐，旨在金水相生，水足又益以巴戟天之温，以达水火既济之效，再用茯苓为之前导，则水火同趋而共安于肾宫。可见其辨证之准，用药之精。
《辨证录·牙齿痛门》中认为牙齿痛甚，不可忍，涕泪俱出者，是脏腑火旺，而火有实火、虚火之不同，实火起于腑，有心包之火，有胃火。虚火动于脏，分肝火、脾火、肺火、肾火，分之之法在各经、在牙齿分布的不同，“两门牙上下四齿，同属心包也；门牙旁上下四齿，属肝也；再上下四牙，乃胃也；再上下四牙，乃脾也；再上下四牙，乃肺也；再上下之牙，乃肾也。大牙亦属肾，肾经有三牙齿，多者贵……察其为心包之火，加黄连五分；察其为肝经之火，加炒栀子二钱；察其为胃经之火，加石膏五钱；察其为脾经之火，加知母一钱；察其为肺经之火，加黄芩一钱；察其为肾经之火，加熟地一两。”可见陈氏辨证时的灵活机变，将阴阳落实到脏腑，有一经之阴阳见证，便用一经之药，可谓绵密之至。
《辨证录·血症门》中有一例，“人有吐黑血者，虽不至于倾盆，而痰嗽必甚，口渴思饮，此肾经之实火也。盖肾中之火，又挟心包相火并起而上冲耳。然而心包之火可泻，而肾火终不可泻，泻心包之火，必致有伤于肾，吾乃泻其肝，则二经之火不泻而自泻也。肝为心包之母，而肾之子也，母弱而子不能强，子虚而母亦自弱耳。”用两泻汤，四剂而血止。此例陈氏以血色黑断为肾火，又因心包相火下降于肾，而诊为肾、心包两经火逆上冲，治则从泻肝入手，使肾之火济肝而自弱，心包无肝火之济而不旺，达到泻两经之火的目的，补泻施治自有特色。
《辨证录·咳嗽门》有一病例，久嗽不愈，投以补肾滋阴之药无效反碍食，时医以为“邪留于胃中”，而陈氏独谓“脾胃虚寒不能生肺”，治法“不可仅散肺之邪，而当急补肺之气，不可仅补肺之气，而尤当急补脾胃之土矣。然不可徒补脾胃也，盖补胃必须补心包之火，而补脾必须补命门之火。心包生胃土，命门生脾土，实有不同耳”，方用补母止嗽汤，方中六君补脾胃而加肉桂五分以补心包、命门之火，一味而两得之。
（三）充实完善三因制宜
陈士铎重视四时的变递、地域及人体禀赋的强弱，充实和完善了“三因制宜”理论，切实指导临床应用。这集中体现在《石室秘录》128种治法中。陈氏据《华氏中藏经》“人法于天地”理论，在制定治疗法则时强调气候、地理、患者与治疗的相互关系。
1.因时制宜 日夜交替、四季循环均对人体阴阳气血和五脏的生理活动有一定的影响，治疗就当各有针对。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日治法、夜治法、春夏治法和秋冬治法中。
日治法用于寒热之病，日间为重者，陈氏辨此乃是“正气之衰”，邪气昌盛，治当扶正祛邪，方用补正逐邪汤或阴阳兼治汤或助正汤相参；夜治法用于夜间发热重者，乃是“阴气甚虚”，治当补阴祛邪，方用补阴辟邪丹。
春夏治法与秋冬治法为顺应阳气春升、夏浮、秋收、冬藏之规律而施治之法。春夏治法，“春宜疏泄，夏宜清凉……然而舒发之中，宜用理气之药，清凉之内，宜兼健脾之剂”。春用迎春汤，夏用养夏汤。秋冬治法，“以顺秋气之肃，冬气之寒也。然秋气而听其肃杀，冬令而顺其气寒，则过于肃杀矣。法当用和平之药调之，使肃者不过于肃，而寒者不过于寒也”，即秋宜润肺，冬宜补肾。秋用润秋汤，冬用温冬饮。因地制宜，不同地域气候寒热、山川地理、物产习俗等各不相同，所以生活于期间的人得病后的情况也各有不同，治之各异。
2.因地制宜 陈士铎在《石室秘录》中将其归纳为东南治法与西北治法。书中认为东方之人与南方之人可同治，西方之人与北方之人可共疗。“东南俱系向明之地，腠理疏泄，气虚者多，且天分甚薄，不比西北之人刚劲”，方用补中益气汤。而“西北人赋质既坚，体亦甚状，冷水冷饭，始觉快然，一用热剂，便觉口鼻双目火出。故治法与东南人迥别。方用黄连五分，黄芩一钱，栀子一钱，陈皮一钱，枳壳一钱，厚朴一钱，甘草一钱，麦芽二钱，水煎服。有食，加山楂三十粒；伤食，加大黄一钱；有痰，加天花粉三钱；伤风，加柴胡二钱；伤暑，加香薷三钱；伤热，加石膏五钱；怒气伤肝，加白芍五钱。余俱照病加减可也”。
3.因人制宜 个体因境遇地位、情志心理、年龄性别、体质禀赋等方面各不相同，患病也各有不同，为此，陈士铎立男治法、女治法、老治法、少治法、肥治法、瘦治法、富治法、贫治法八法以应对。男治法与女治法是因性别不同而各有疾病，狐疝、阳强不倒、阳痿不振为男子所特有，经期诸证、羞隐之疾、阴内生虫、阴门生疮乃女子所独发。老治法与少治法是根据老人与少年生理特点的不同、易得之病的差异而设的治法。老人“气血既衰，服饮食，则不生精而生病”，因而“食多则饱闷，食少则困绥，食寒则腹痛，食热则肠燥”，方用六味丸加麦冬、北五味子常服，“肠无燥结之苦，胃有能食之欢”。若老人饮食不节，则成伤食多痰之证，可见老治强调补益脾肾。小儿“精气未满，食饮食，则伤胃而伤脾”，少年“血气方刚，不可动用补血，必看其强弱如何，然后因病下药，自然无差……盖管其脾胃，则诸药虽加而不伤胃气，故易奏功，人不可忽视之也”，所以少治重在调益脾胃。肥治法与瘦治法是因患者体质不同而治之不同。肥治法治肥胖之人。肥人气虚而多痰，治痰必先补其气，补气不能“纯补脾胃之土，而当兼补其命门之火”，“盖火能生土，而土自生气，气足而痰自消，不治痰，正所以治痰也”，方用火土两培丹或补气消痰饮。瘦治法治体瘦之人。瘦人多火，“火之有余，水之不足也，不补水以镇阳光，又安能去火而消其烈焰哉”。方用添阴汤或去薪汤。富治法与贫治法，因境遇之不同而治法各异。富治法治膏粱富贵之人，“其腠理必疏，脾胃必弱”，感邪“自当补正为先，不可以祛邪为急”。贫治法治藜藿之民，单寒之子，“其筋骨过劳，腠理必密，所食者粗粝，无燔熬烹炙之味入于肠胃，则胃气健刚可知”，治以健脾祛湿。
（四）心肾相交的辨治
1.心肾相交的病机 陈士铎提出心为肾之关论断，丰富了心肾相交的辨治体系。心肾在五行归为火与水，生理情况下心火下潜于肾水，蒸腾肾水上济于心，达到水火既济的状态。一旦两者关系失调，则会出现心肾不交。在临床的基础上，他对心肾不交证从深度、广度上进行了全面的拓展，将心肾相交病机分成四个方面。
（1）心火肾水的既济失常：陈士铎认为：“心属火，然而心火无水，则火为未济之火。肾水上交于心，则成既济之火。心火最畏肾水之克，而又最爱肾水之生，盖火非水不养也；肾水又最爱心火之生，而又最恶心火之烧，盖水非火不干也。是心肾相爱则相交，心肾相恶则相背。”若水火无既济之好，则成心肾不交，遂有心君失权、肾水无力之症状。
（2）心肾二气升降失常：陈士铎强调气机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气机是生命活动之根本，气机失调乃万病之源。心肾之气互为依托，心气下降是因肾气升腾，肾气上升乃因心气下降，二者和谐交感，使得人体生理机能正常。若气的升降失常，出入无序，则会出现心肾不交，百病由生。
（3）君火命火相助失常：陈士铎认为“心中之火正火也。心交与肾，则肾火无飞腾之祸；肾中之火虚火也。肾交与心，则心火无亢烈之忧”。君火命火相得益彰。君火为命火之统帅，命火为君火之根基。若心火妄动、肾精疏泄失常，出现烦躁、失眠等症；若心火虚衰，肾火独盛于下，则见遗精、阳强不倒之病。
（4）心血肾精互化失常：心血可充养肾精，肾精又能化生心血。陈士铎认为“心之液必得肾之精上溉，而液乃生”，若肾精虚损化血乏源，则致心血不足，血不藏神，而有怔忡、惊悸、虚烦不寐、健忘、恼怒等症。心肾相交基于心肾脏气阴阳的相交。心肾之阴阳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以达到阴阳运动平衡的状态。生理上心之阴阳下降补养肾之阴阳；肾之阴阳上升，充实心之阴阳。心肾阴阳失调，就会出现很多心肾不交的表现。
在心肾相交的过程中除了心肾之气需充沛而平衡外，还需胆气、胞胎、肝木的协助。陈士铎认为胆经为心肾交接之会，胞胎为心肾接续之关，肝为心肾相交之中介。“心之气由少阳以接于肾，肾之气亦由少阳以交于心”，少阳胆经不通，可使心肾之气相交受阻而退守本宫。胞胎处水火之两歧，上系于心，下连于肾，通上达下，为心肾接续之关。虽系妇人独有，然男子未尝无胞胎之脉。此脉受损，则水火不能相济。肾肝心三脏母子相及，“肝居于心肾之间，肾水润而肝不燥，肝血旺而心不枯，心欲交于肾，而肝通其气，肾欲交于心，而肝导其津”，若肝气郁阻，则心肾阻隔。《外经微言》曰：“心肾无晷不交者也。心肾之交，责在胞胎，亦责在肝胆也。肝胆气郁，胞胎上交肝胆，不交于心，则肾之气亦不交于心。”
2.心肾不交的分治 陈士铎对于心肾不交的治疗之法，有直接治疗心肾的，也用通过治疗肝胆胞胎来达到目的的。直接治疗心肾可分为心肾不交、心不交肾、肾不交心三种情况。
（1）心肾不交又有心热肾寒证、心火亢肾水虚证、肾火盛心火亢证、心火衰肾火亢证、心火肾水两衰证、心火肾火两衰证、心肾水火俱虚证、心阴衰证、心血肾精两虚证等表现。
①心热肾寒证：《辨证录·不寐门》治昼夜不能寐，心甚烦躁之心肾不交证。陈士铎认为日不能寐，乃肾不交于心；夜不能寐，乃心不交于肾。日夜俱不寐，乃心肾两不相交之故。此心肾之不交乃心过于热，而肾过于寒。心过热则火炎于上，肾过寒则水沉于下，所以心肾不交。治当清上温下，交通心肾。方用上下两济丹（黄连、肉桂、熟地、人参、白术、山茱萸），黄连凉心，肉桂温肾，二物同用，能交通心肾。辅以其他四味，使交接而无刻削之苦。
②心火亢肾水虚证：《辨证录·汗症门》中治盗汗例，因梦遗加之行役太劳或行房太过致盗汗淋漓，乃因梦遗致肾中精水不足，加之行役、行房而内阴大亏，不能上济于心，心无肾水之济，则心添其热，肾水更耗。治法泻心中之热，补肾中之水。方用防盗止汗汤（黄连、肉桂、麦冬、酸枣仁、熟地、山茱萸、人参、丹参、茯神），使肾水足而心火宁则汗自止。又如《辨证录·血症门》治舌出血例，因于心火太炎，肾水不济，治法大补心肾。方用护舌丹（黄连、肉桂、人参、熟地、玄参、麦冬、五味子、丹皮、桔梗、甘草），使心气下交于肾，而心火自不炎上以灼舌。再如《辨证录·健忘门》中治说话随说随忘，心肾相交而智慧生，心火亢、肾水竭，两不相交则两相忘矣。治需大补心肾，使相离者复相亲。方用神交汤（人参、巴戟天、麦冬、柏子仁、山药、芡实、玄参、丹参、茯神、菟丝子），方中重于治心而轻于治肾，欲心先交于肾，如男之求于女而易于相亲。
③肾火盛心火亢证：《辨证录·阳强不到门》治行房之时阳举不到，胸中烦躁，口渴，目赤饮水不解者，乃为心肾二火齐动。“日劳其心，则心不交于肾；夜劳其肾，则肾不交于心。心肾不交，则水火无既济之好，觉一身上下，无非火气，于是心君失权，肾水无力，而命门之火与心包之火反相合而不相离……火尽上升，阳无所寄，势不得不仍归于下，下又难藏，因走于宗筋阴器之间，阳乃作强而不可倒矣。”因此火非实火，治之不能寒凉直折，“惟有引火归经，少用微寒之品，以退其浮游之火，则火自归原”。方用引火两安汤（黄连、肉桂、玄参、麦冬、沙参、丹皮）补阴以退阳，使心肾合而水气生，水气生而火自解。
④心火衰肾火亢证：《辨证录·血症门》治双目流血，妇人经闭不行，男子口干唇燥之证。此为心君火衰，肾中火动。君火既衰，则相火即挟君主之令，以役使九窍，肝中相火与肾中命门之相火、心中包络之相火，直走心肝之窍系，血不下行而上行矣。治应补心君之弱，以制肾火之动。方用助心丹（熟地、山茱萸、玄参、麦冬、丹皮、茯神、远志、柴胡、当归、芡实、莲子心），此方心肝肾三经同治，重在补水生木，以木生火。又如《辨证录·梦遗门》中治梦遗不止。乃因心火衰，肾火无制而动。治拟补益心肾，方用两益止遗汤（黄连、肉桂、人参、熟地、白术、生枣仁、山药、芡实），此方为心肾交合之圣剂，心肾交则火自平而遗止。
⑤心火肾水两衰证：《辨证录·火热症门》治热极不寐，因水火两衰，心肾不交。治法“补其心中之液，以下降于肾；补其肾中之精，以上滋于心；并调其肝气，以相引于心肾之间，俾相恶者仍至相爱，则相背者自相交矣”。方用引交汤（熟地、山茱萸、麦冬、炒枣仁、沙参、玄参、茯神、白芍、炒栀子、菖蒲、破故纸），心肾两补，而平其肝气，则心火、肾水皆旺，心肾之气皆通于肝，又有菖蒲以引心，破故纸以引肾自能水火相交而酣睡。
⑥心火肾火两衰证：《辨证录·受妊门》治妇人胞寒不孕，“寒冰之地，不生草木，重阴之渊，不长鱼龙，胞胎寒冷，何能受孕哉……胞胎居于心肾之间，上系于心，下系于肾，胞胎之寒冷，乃心火之微肾火之衰也。故治胞胎者，仍在补心肾之二火”。方用温胞散（附子、肉桂、巴戟天、破故纸、杜仲、菟丝子、人参、白术、芡实、山药），补心即补肾，温肾即温心。心肾火生，则胞胎之寒自散。
⑦心肾水火俱虚证：《辨证录·阴阳脱门》治不与妇人交而淫精流出者，因心肾水火皆虚，心中水火虚极而动，肾中水火随心君之动而外泄。治宜大补心肾。方用交济汤（黄连、肉桂、人参、熟地、山茱萸、麦冬、柏子仁、当归、黄芪、龙骨），心肾两补，稍加涩精，使心肾相交，玉门自闭，淫精不出。
⑧心阴衰证：《辨证录·燥症门》治夜不能寐而口舌干燥、开裂、生疮，因乃燥于心。心火无水为未济之火，火郁不宣则脏腑之气不敢相通而致津液愈少，心气失养而益燥。治可大补心中之津而口舌自润，但未必大润，肾水上交于心，成既济之火，方为治本之策。方用心肾两资汤（熟地、人参、山茱萸、沙参、麦冬、柏子仁、茯神、炒枣仁、五味子、丹参、芡实、山药、菟丝子），心肾同治，补火而水足以相济，补水而火足以相生，焦焚之苦自解。
⑨心血肾精两虚证。《辨证录·健忘门》治年老健忘，因于心血之涸，肾水之竭，治必补心而兼补肾，使肾水不干，自能上通于心而生液，心中血液充足，则不善忘。方用生慧汤（熟地、山茱萸、远志、生枣仁、柏子仁、茯神、人参、菖蒲、白芥子），心肾兼补，上下相资。
（2）心不交肾：出现心火上炎与肾水不足两种表现。
①心火上炎：《辨证录·梦遗门》中治过度劳心而致梦遗，眼闭即遗，一夜数次，伴口渴舌干，面红颧赤，乃因过劳而心动，心动则心火上炎，水火相隔，心气不下交于肾，肾之关门大开所致。治法补心固肾。方用静心汤（人参、白术、茯神、炒枣仁、山药、芡实、当归、北五味子、麦冬、甘草），此方大补心气而全不泻心之火，因过劳之火，乃为虚火，实火可泻，虚火宜补。
②肾水不足：《辨证录·怔忡门》中治怔忡不寐，因肾水大耗，心火不能降于肾。治法大补肾中之精。方用心肾两交汤（黄连、肉桂、人参、熟地、山茱萸、麦冬、炒枣仁、当归、白芥子），此方补肾之中仍益之补心之剂，以防肾水既足而心气内虚，亦不能相协调，但使心肾皆足，则怔忡自愈。
（3）肾不交心：出现心火过盛与肾水大亏两种表现。
①心火过盛：《辨证录·耳痛门》中治耳鸣之重者，凡人心肾相交始能上下清宁，肾火过旺，心畏肾炎而不敢下交或心火过盛，肾畏心焰而不敢上交皆令人耳鸣。心不交肾耳鸣轻，肾不交心耳鸣重。治法熄心之热而使肾水上交于心。方用两归汤（黄连、麦冬、生枣仁、熟地、丹参、茯神），此方凉心之剂，使肾不畏心热而乐与来归。
②肾水大亏：《辨证录·虚烦门》中治老年虚烦不寐，大便不通，并觉有热气从脐下上冲心者。生理上心肾相交，肾水交于心成既济之泰，老人肾水不足，肾火上交于心则成未济之否，既济则心安，未济则心烦，热气上冲乃是肾火冲心，治法大补肾中之水。方用六味地黄汤加味（熟地、山茱萸、山药、茯苓、丹皮、泽泻、炒枣仁、白芍、麦冬、北五味子、柴胡、甘菊），滋肾平肝，心气自舒。《辨证录·燥症门》中治瞳仁紧小，口干舌苦之症，乃肾精亏虚，肾不交于心，心包无肾精之滋养而使瞳仁失润。治法补肾以滋心包。方用救瞳汤（熟地、山茱萸、山药、丹皮、玄参、白芍、当归、柴胡、甘菊花），滋肝肾以救心包，心包液足则瞳仁得润矣。
3.他脏与心肾不交辨治 陈士铎除直接交通心肾，又擅长从肝、胆、胞胎等心肾之中入手治疗心肾不交，或以交通心肾之法治疗肝、胆、胞胎之病。这其中以从肝胆论治因肝之阴血亏虚而致心肾不交者最有心得。《辨证录·不寐门》治终日困倦但夜不能寐者，因肝郁日久，肝血耗损，“木中之血不能上润于心，而下必取汲于肾”，日久肾水亦亏，则心、肾各自坚闭而不纳，肝气不能交通于心肾以致心肾不交。治法补益肝肾，方用润燥交心汤（白芍、当归、熟地、玄参、柴胡、菖蒲），“补肝血之燥，而益肾水之枯，自然水可以养木，而肝可以交心”。
（1）肝血之燥而木火不藏：《辨证录·梦遗门》治因怒伤肝而梦遗者，因肝血之燥而木火不藏，往来于心肾之间而致淫梦而遗，治法补肝血而少泻其火，方用润木安魂汤（当归、白术、茯苓、炒山栀、甘菊花、北五味子、金樱子、甘草），“寓泻于补之中，寓止于通之内，反能归魂而入于肝，涩精而收于肾”。
（2）肾水匮涸，水不生木：《辨证录·恼怒门》治晨夕易怒，夜卧不安，因肾水匮涸，水不生木，境遇拂抑，肝燥益甚，肝不养心所致。治法大滋肾水，方用润肝汤（白芍、当归、熟地、山茱萸、玄参、五味子、炒山栀、丹皮），“是方补肾者六，补肝者四也。绝不去治心，而心气自交于肾者，因肾水之足，则心不畏木火之炎，可通其交肾之路也”。
（3）心肾两亏，肝之子母俱病：因心肾亏于前，肝血损于后，补益心肾而辅之以调肝者。《辨证录·离魂门》治因心肾两伤而自觉身分为两，他人未见，而己独见之者，因心肾两亏，肝之子母俱病，取资于肝则肝伤于燥，肝血燥，魂不能藏往来于心肾，而致上证，治法大补肝血，引魂入肝，兼补心肾，止其复离。方用摄魂汤（当归、白术、熟地、山茱萸、人参、茯神、远志、巴戟天、生枣仁、麦冬、柏子仁、白芥子），“心肝肾兼治，肾水润而肝不燥，肝血旺而心不枯，心欲交于肾，而肝通其气，肾欲交于心，而肝导其津，自然魂定而神安”。
（4）心肾不交，胞胎之血两无可归：《辨证录·调经门》治经前大便出血症，因心肾不交，胞胎之血两无可归，心肾二经之气不来统摄，听其自便，血不走小便而走大便矣。治法大补心肾，方用归经两安汤（当归、白术、熟地、山茱萸、人参、巴戟天、麦冬、荆芥炭、升麻），此方大补心肝肾三经，补心肾而使心肾之气接，胞胎之气听令于二经之静摄，而无乱动之形，则大肠之血自止。补肝则使肝气往来于心肾之间，上引心而入于肾，下引肾而入于心，不啻如介绍之欢。
（5）肝气郁滞而致心肾不交者：《辨证录·健忘门》治气郁不舒之健忘，因肝气郁滞，则肾气来滋，至肝则止，心气来降，至肝则回，心肾两隔，而有遗忘，治法必通肝气之滞，而后心肾始得相通。方用通郁汤（柴胡、当归、白芍、白术、茯神、熟地、人参、玄参、麦冬、菖蒲、白芥子），此方补心肾之中而通肝郁，则开郁而无刻削干燥之失，又可使肝血大旺，无重郁之患，郁通则心肾得交，而健忘得痊。
（6）证因火热在心肾之内：《辨证录卷之六·火热症门》治寒热时发时止，热来时躁不可当，寒来时颤不能已。心肾本相克而相交，倘相克而不相交，肾热上以凌心，心寒下以欺肾，而见上症。治法必疏其肝郁，方能止热散寒，方用解围汤（柴胡、当归、白芍、茯神、熟地、人参、山茱萸、玄参、生枣仁、远志、半夏、菖蒲），此方均治心肝肾，欲心肾交通，必借肝木为之介绍，“分往来之寒热，止彼此之躁颤，方能奏功”。再如《辨证录·种嗣门》治阳痿不育，因于心肝气滞者，治法舒其心、顺其肝，方用忘忧散（柴胡、当归、白芍、白术、茯神、郁金、巴戟天、丹皮、麦冬、陈皮、远志、神曲、白芥子），此方舒其心气，顺其肝气，使得木火相通，心肾相合，可久战以消愁，可尽欢以取乐，宜男之道，亦在于此。
（7）胆气虚而致心肾不交者：《辨证录·不寐门》治恐惧所致不寐，证因胆气之怯。胆为心肾交接之会，胆气虚，不能相延心肾二气而为之介绍，反招心肾攻击，致胆气益虚，惊悸易起。治法补少阳之气，兼及厥阴之肝。方用肝胆两益汤（白芍、远志、炒枣仁），此方三味，共走胆经，胆得三味之助益，胆汁顿旺，自不惧心肾之相格。
（8）治心颤神慑之不寐：证为胆虚而招风邪之侵，致胆欲通心而邪不许，胆欲交肾而邪又不许，故有目眵耳聩，心肾因此不交故不得寐，治以补益胆气，祛风荡邪。方用祛风益胆汤（柴胡、当归、川芎、乌梅、麦冬、沙参、竹茹、陈皮、郁李仁、白芥子、甘草）。此方不治心肾不交，惟泻胆木之风邪，助胆木之真气，而使得心肾得以相交。
（五）胃为肾之关
陈士铎重视胃气与心肾相交的关系，更以《外经微言》的脏腑经络理论为基础，提出“胃为肾之关”的论点。其在《外经微言·考订经脉篇》中提出：“盖胃为肾之关，又为心包之用，得气于二经，胃始能蒸腐水谷以化精微也……其支者，起于胃口，循腹过足少阴肾经之外，本经之里，下至气街而合，仍是取气于肾，以助其生气之源也。由是而胃既得气之本，乃可下行以达于足。”可见胃与肾经络相通，功能相依，胃之经气取资于肾，胃经经气布达有赖于肾经之支持。同时在脏腑上先天之肾又赖后天脾胃以滋养，其在《辨证录·痨瘵门》中提出：“胃为肾之关门，胃土能消，而肾水始足。”胃土化生的水谷精微是肾中精气的基础。
在临床中，肾气不足，胃关不启，如关格，上吐下结，食饮不入乃因“肾气不得上，胃关不得开”，病乃在“肾气之弱”，治之以大补肾中水火之法；肾气不足，胃关不闭，如完谷不化的泄泻，乃因“肾虚则胃关不守，胃乃挟水谷之气而下行”或“肾水不能制胃火之炎，水崩火降，关门不闭，上下尽开”，治在救水助肾，以补为法；肾元亏虚，胃土失常，或气逆，或上炎，气逆者，“肾虚而气冲于胃，胃失其启阖之权，反随肾气而冲上”，上炎者，阳明胃火随肾中龙雷之火而上犯，故胃气之逆多因于肾气之逆，治疗上“欲降胃气，先补肾气，以平其逆”；胃不能运，肾气亏虚，胃土的运化是肾中精气的源泉，陈氏强调“胃气大开，方能起衰”，“入肾之药，先入于胃”，故“欲补肾中之精，先求胃土之旺”。
陈士铎认为胃与心肾相交也有密切之关系，《辨证录·痿症门》治痿因于胃火熏心，心火大燥者。治当大补肾中之水，稍清胃中之火。则胃气安而肾水生，肾水可上交于心。方用清胃生髓丹（玄参、麦冬、沙参、熟地、北五味子、甘菊花），此方清胃火而起生化之机，津液得生则下注于肾，上灌于心，上下相资，水火既济，痿病得起。另有《辨证录·健忘门》治伤寒大病之后或酒色过度之人之健忘。该证为五脏俱伤之病，徒治心肾就恐胃气甚弱，虚不受补，治当加意强胃，胃强始能分津液与心肾。方用生气汤（人参、白术、茯苓、远志、炒枣仁、熟地、山茱萸、甘草、神曲、半夏、麦冬、肉桂、菖蒲、芡实、广木香），此方图攻于缓，奏效于远，扶助胃气，加意心肾，更补五脏。
四、重视命门，治法温补
命门之说起自《内》《难》，至明代中后期，经张景岳、薛己、赵献可等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地充实和发挥，形成了理论到实践都较为完备的“命门学说”，并因之形成了温补学派。陈士铎十分重视命门在生命活动中的作用，提出命门为十二经之主。命门一词，见于《内经》，都是指两目。《难经》始有“左为肾，右为命门”的说法。陈士铎宗赵献可命门真水真火之说，对命门做了详细论述。国医大师干祖望称陈氏学说是“宗赵养葵”。陈氏是此学说的积极推广者，也是承上启下者。可知其论治偏于温补。喜用温补一是基于其对人生命发生之本源的认识，认为天地万物乃是无形生有形。《外经微言·阴阳颠倒篇》说：“至道无形而有形，有形而实无形，无形藏于有形之中，有形化于无形之内，始能形与神全，精与神合”。在人则是“气无形，血有形，无形化有形，有形不能化无形。精虽有形，而精中之气正无形也。无形隐于有形，故能静能动，动则化耳”。因此，陈士铎特别重视人身命门真元之气，并提出要使无形之气不衰，唯用温补而已。二是受薛己、赵献可、张景岳命门、元气说的影响，在学术上他们一脉相承。最能体现他这种思想的，就是对命门和肾、肝、脾三脏的调理。
在命门的认定上，陈氏认为命门为十二经之主，有此火，而后十二经始得生化之机。命门，即先天之火，此火无形，而居于水之中。有形之火，水之所克；无形之火，水之所生。火之克水，乃有形之水；火之生水，乃无形之水。然而无形之火，能生无形之水，故火不藏于火，而转藏于水。人之所生，先生命门，而后生心。心得命门而神明有主，始可以应物；而后其他脏腑得命门助而能发挥其功能。故此火宜补而不宜泻，补之治法需水中补火，火中补水。倘若日用寒凉以伐之，则命门之火微，又如何能生养十二经。所以，必用温补以养先天无形之气，能使此气不衰，则生机不绝。六脏七腑十二经脉无不禀命门之火而生生不息。故命门之火，宜补而不泻。温补命门，陈士铎最常用的药物是附子、人参和肉桂。陈氏在《本草新编·凡例》中提到：“气运日迁，人多柔弱，古方不可治今病者，非言补剂也。乃言攻剂耳。故所登诸品，补多于攻。”可见陈氏非喜温补而用温补，乃当时人的体质与疾病病机特点的需要。
《石室秘录·急治法》治气喘不得卧，吐痰如涌泉者，陈士铎辨证认为乃因肾中之寒气。肾中无火，则水无所养，乃上泛而为痰，将胃中之水，尽助其汹涌之势。法当用六味丸汤，加附子、肉桂大剂饮之，则肾宫火热，而水有所归。水既归宫，喘逆之气亦下安而可卧。方中补其肾火，子安则母宁，肺金之气可归于肾宫，以养其耗散之气矣。又如《辨证奇闻·痹证》治肾痹，乃为下元虚寒，复感寒湿。陈氏认为法不必去邪，惟在补正。补正，补肾火也。用肾痹汤（白术、枣皮、茯苓、米仁、地骨皮、杜仲、肉桂、附子、防己、石斛）。此方妙在补水少，祛湿多，况并未补水，于水中补火，火无太炎；于水中祛寒，寒无太利。寒湿既去，风又安能独留？又有防己祛邪，故风寒湿尽去。再如《辨证奇闻·调经》治月经后期而量多，陈氏认为是血寒有余。经水本于肾，其流则脏腑之血皆归。故经来诸血尽来附益，以径开门启，不遑迅合，血乘而出也。血既出，则成不足。宜于补中温之。用温经摄血汤（白芍、熟地、川芎、白术、肉桂、柴胡、续断、北五味子）。此方大补肾、肝、脾之精血，加肉桂去寒，柴胡解郁。补中有散，散不耗气；补中有泄，泄不损阴。故受补益，收温功。凡经后来俱效，诚调经摄血妙剂。
五、结合脏腑，发挥经脉
在经络学说方面，陈士铎首次运用脏腑气化学说对十二经的循行络属进行分析。在《外经微言·考订经脉篇》用了约九分之一的篇幅对十二经的循行络属结合脏腑学说说明其原理和临床意义，如其论肺经：“肺属手太阴，太阴者，月之象也。月属金，肺亦属金，肺之脉走于手，故曰手太阴也。起于中焦胃脘之上，胃属土，土能生金，是胃乃肺之母也。下络大肠者，以大肠亦属金，为胃之庶子，而肺为大肠之兄，兄能包弟，足以网罗之也，络即网罗包举之义。循于胃口者，以胃为肺之母，自必游熙于母家，省受胃土之气也。肺脉又上于鬲，胃之气多，必分气以给其子，肺得胃母之气，上归肺宫，必由鬲而升，肺受胃之气，肺自成家，于是由中焦而脉乃行，横出腋下，畏心而不敢犯也。然而肺之系实通于心，以心为肺之君，而肺乃臣也，臣必朝于君，此述职之路也。下循臑内，行少阴心主之前者，又谒相之门也。心主即心包络，为心君之相，包络代君以行事，心克肺金，必借心主之气以相刑，呼吸相通，全在此系之相联也。肺禀天王之尊，必奉宰辅之令，所以行于少阴心主之前，而不敢缓也。自此而下于肘中，乃走于臂，由臂而走于寸口鱼际，皆肺脉相通之道。循鱼际出大指之端，为肺脉之尽。经脉尽，复行，从腕后直出次指内廉，乃旁出之脉也”。其论述自成特色，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六、组方用药，别出心裁
（一）组方出奇，多用大方、偶方
陈士铎突出“奇”字。生平足迹模糊不清，充满神奇色彩。所著之书又都假托岐伯天师等人仙传神授，使得其作真伪至今仍争论不休。其言辨证又常是独出心裁。其在《辨证录·自序》中就说：“今人所共知者，不必辨也，古人所已言者，不必辨也。必取今人之所不敢言，与古人之所未及言者，而畅辨之。论其证之所必有，非诡其理之所或无，乍闻之而奇，徐思之而实未奇也。”故其《辨证录》著录体例就是举其常而实言其殊。谈论治则更是自出机杼，引奇为傲。其在《石室秘录》开篇就言：“天有奇文，地有奇事，人有奇病，不可拘也。欲治其病，不可以常药治之。”其一百二十八法中多有奇思妙法。如《石室秘录·正医法》开篇首言治肺，却说：“治肺之法，正治甚难，当转治以脾……故五脏之中，除肺一经之外，俱可正治，独肺经不可正治。”最后又转回说：“虽前药乃治心、治脾、治肝之药，似乎隔一、隔二、隔三治法，其实乃正治肺金也。”如《石室秘录·反医法》中治发狂见鬼，陈氏认为是“正气虚而邪气犯之”，治法“似宜正治邪为是，然而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不治其虚，安问其余。此所以急宜固其正气，而少佐以祛痰祛邪之药为妙……方用人参一两，白术一两，半夏三钱，天南星三钱，附子一钱，大剂灌之，狂自定矣”。其于补气药中稍佐附子，起到“引补心消痰之剂，直入心中，则气尤易补，而痰尤易消”的作用。又如《石室秘录·奇治法》中治舌上生疮，难以进食，用冰片放入河蚌口内，所化之水用鹅毛敷扫其上可愈。而其理是以河蚌至阴之物攻至阴之邪，则邪自退走。如此不循常理之法，出于意表之治，在陈氏书中俯拾皆是。致有过激者批其“皆用隔治而弃直取，是以伐卫致楚为奇策，而仗义直言为无谋也，何舍近而求远，尚奇而弃正哉”。
陈士铎组方用药的特点，源于其对“七方”“十剂”的理解。七方，即大小缓急奇偶复，来源于《内经》。后人评论说他善用大方，而且用量偏大，这确实是陈氏组方的主要特点。陈氏认为七方是医家用药的方略，不可不讲。但他对七方的理解颇为不同。对大方，他解释说：“大方者，非论多寡，论强大耳。方中味重者为大，味厚者为大，味补者为大，味攻者为大，岂用药之多为大乎。虽大方之中亦有用多者，而终不可谓多者即是大方也。”又说：“或疑大方不多用药，终难称为大方，不知大方之义，在用意之大，不尽在用药之多也。”他指出，如用补法，大意在用参之多以为君，而不在用白术、茯苓之多以为臣使。如用攻，大意在用大黄之多以为君，而不在用厚朴、枳实之多以为臣使。推之寒热表散之药，都遵循这一原则。对偶方，说“偶方者，重味也，乃二味相合而名之也……二味合而成方者甚多，吾不能悉数，示以成方，不若商以新方也。人参与当归并用，治气血之虚。黄芪与白术同施，治脾胃之弱。人参与肉桂同投，可以治心肾之寒。人参与黄连合剂，可以治心胃。人参与川芎并下，则头痛顿除。人参与菟丝子并煎，则遗精顿止。黄芪与川芎齐服，则气旺而血骤生。黄芪与茯苓相兼，则利水而不走气。黄芪与防风相制，则去风而不助胀。是皆新创之方，实可作偶之证”。论十剂则提出：“有方必有剂，剂因方而制也。剂不同，有宣剂、有通剂、补剂、泻剂、轻剂、重剂、滑剂、涩剂、燥剂、湿剂，剂各有义，知其义可以用药。”其论泻剂：“或疑泻剂，所以治闭乎，抑治开乎？不知泻剂开闭俱可用也。不宜闭而闭之，必用泻以启其门，不宜开而开之，必用泻以截其路。”
（二）用药新颖，善用人参、银花
陈士铎除了在组方理论上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以外，在用药方面，亦特色鲜明。他不拘成法，不墨守陈规，用药“新”“奇”，即观点新，方法奇。但他的这种新奇，又不离乎辨证。如他在《洞天奥旨·自序》中说：“病已成而后药之，必非轻小剂可药也；乱已成而后治之，必非因循常法可治也。”这里仅就人参和金银花二药的应用，管窥陈氏在用药方面的特点。
陈士铎用人参次数多，用量大。《本草新编》起于人参，可见陈氏对人参的偏爱。据相关统计表明，《辨证奇闻》中有391方，用人参的方占21%，《石室秘录》中有227方，用人参的方占40%，《洞天奥旨》中有93方，用人参的方占20%。同时人参用量超过一两者接近半数，最多用到四两。《本草新编》中论人参：“可升可降，阳中有阴……乃补气之圣药，活人之灵苗也。能入五脏六腑，无经不到，非仅入脾、肺、心而不入肝、肾也……世人止知人参为脾、肺、心经之药，而不知其能入肝、入肾。但肝、肾乃至阴之经，人参气味阳多于阴，少用则泛上，多用则沉下。故遇肝肾之病，必须多用之于补血补精之中，助山茱、熟地纯阴之药，使阴中有阳，反能生血生精之易。”如《石室秘录·逆医法》中治肾虚喘逆的“安喘至圣丹”，人参用至一两，并配牛膝、熟地、山茱萸等。陈氏认为此方“妙在用人参至两许，使能下达病源，补气以生肾水”。对于阳明热盛，气阴两伤证，用白虎加人参汤，陈氏主张人参与石膏应并重。其认为阳明之火势，最盛最急，过用寒凉，必转伤胃气，胃气既伤，则胃火益盛，因此，须用人参以救胃气。他说：“石膏用一两者，人参必须亦用一两，或石膏用至二三两，则人参断不可止用一两，必须多加为妙。”而对于阳明腑证，谵语、发潮热，用承气不大便，脉反变为微涩而弱者，用人参一两、大黄一钱同煎，得大便而气不脱者即生。再如《辩证奇闻·中风》一节中的25首方中，有20首用人参，用量多在一两以上。陈氏认为：“中风之症，纯是气虚，而气虚未有不生痰者”，因此，其对中风症的治疗，常常用人参。并强调“中风等症，非大加人参以驱驾其邪，则痰不能开，而邪不能散。方中妙在用人参至一两，始有力量，否则，少用反为痰邪所使，又安能助制附子以直荡群妖哉。”
内伤不足，陈氏首推人参，而对外科痈疡，金银花则为不二之选。《本草新编》认为其“入心、脾、肺、肝、肾五脏，无经不入，消毒之神品也。未成毒则散，已成毒则消，将死者可生，已坏者可转。故痈疽发背，必以此药为夺命之丹。但其味纯良，性又补阴，虽善消毒，而功用甚缓，必须大用之。”《洞天奥旨》中有124方用到金银花，《石室秘录》中有47方用到金银花，而且用量都比较大。陈氏认为金银花“能补能攻”，“少用则补多于攻，多用则攻胜于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其用金银花的量就特别大。如治疗痈疽未溃的“英花汤”，金银花用至一斤。治脑痈生于头顶的“五圣汤”，金银花用至八两。凡疮疡初起而病势较重者，特别重用金银花。他在《洞天奥旨》一书中说：“无奈世人以其消毒去火，而不肯多用，遂至无功，而且轻变为重，而重变死也。若能多用，何不夺命于须臾，起死于顷刻哉。诚以金银花少用则力单，多则力厚而功巨也。故疮疡一门，舍此味无第二品也。”在论疮疡如何调护一篇中又说：“犯色欲之禁者，必用大补，乃用金银花，独非泻毒之物乎？何所取而用之？不知金银花虽曰化毒，实亦补气血之品也，诚恐余毒犹存，故尔用之，取其补而能敛，非取其泻而去火也，倘真信其无毒，而单用补剂，尤治疗之神，铎又何敢议哉。”他认为，金银花最善消火热之毒，而又不耗气血，故消火毒之药，必用金银花。他说：“攻夺之药，未有不散气者也，而金银花非惟不散气，且能补气，更善补阴。”其治疗大小肠痈的“救肠败毒至圣丹”，方中用金银花八两，煎水二碗，当归三两，地榆一两，米仁五钱，水十余碗，煎二碗，同金银花分作二服，上午一服，临睡一服，二剂愈。他认为：“肠痈必须内消，而火邪甚急而甚大，非杯水可救，必须大剂始效。然而大剂败毒，恐伤元气，惟有金银花败毒而又补阴，故可以重用，若少少用之，反而无效。”金银花世人认为是攻夺之药，而陈氏用之，则不论阴阳虚实，皆可酌情用之。
陈氏在用药方面的特点，集中体现在《本草新编》中，其中发明药物的功用甚多。突出的还有附子、白芥子、黄芪、柴胡、白芍等。这些都是陈氏的临证经验所得，大都立论新颖，值得深入研究。
七、寒温并用，善用药对
陈士铎临证应用对药，独具匠心。《石室秘录》中以下药对。
白术伍车前，健脾利湿水泻止。“湿盛则濡泄”，大凡水湿多由湿困脾土、脾失健运、水湿杂下而致，治疗当健脾利湿为法。然利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故有“利小便，实大便”之说，白术甘温补中，苦燥除湿，为治脾湿盛之要药；车前子甘寒滑利，性专降泄，通利水道。白术与车前子相伍，寒温并用，补泻兼施，各有专能，以能分助，用去水湿，奏效如神，故有“分水神丹”之美誉。
枣仁合生熟，安神定志治怔忡。外无受惊恐而自觉心中悸动不安、夜卧不宁，是谓怔忡。此大都责之心肝血虚，心神失养，酸枣仁甘酸性平，甘补酸收，既能益心之营血以安心神，又能收敛肝之阴血以通心气，所谓“心病治肝，乃虚则补其母”之治。酸枣仁为养心实肝、安神定志之佳品，陈士铎盛赞本品为“安心上不寐之圣药”。
银花并当归，解毒活血疗疮痈。金银花味甘性寒，为治毒疮痈之要药，且本药“败毒而不伤气，去火而以能补阴”。火热毒邪内盛外炎，败血腐肉而为疮痈，所谓“血不活所以生痈”。当归辛散甘补，苦泄温通，既能补血，也能活血，血活而痈自愈。银花与当归合用，互为佐助，功能解毒活血，为治疗各种火毒疮痈必用之对药。
黄连配菖蒲，清心泻火治口疮。舌为心之苗，心经郁火上炎则致口舌生疮，黄连味极苦，性大寒，有泻火解毒之功，为治火之主药，尤长于清泻心火。石菖蒲辛温芳香，其性走窜，主入心经而为向导之师，与黄连同用，苦直折上炎之心火，辛温发散内蕴之郁热，使心火郁热清泻无遗，何患口疮不愈。
牵牛偕甘遂，逐水消肿祛鼓胀。鼓胀为中医临床四大难治疾病之一。病人症见腹大如瓮，脐突尿少，下肢浮肿，气短不得卧者。法当泻水邪、消肿用以缓标急。牵牛与甘遂均为苦寒降泄之品，用之不当，祸不旋踵，人多疑弃不用。陈士铎指出：“此二味之中病源，妙在于猛也。牵牛性虽猛，得甘遂而迟缓矣，两相合而相成，实有妙用。”用治水肿鼓胀，二药“水煎一服即大泻水斗余，鼓胀尽消”，誉为“消肿神方”。然非壮邪实者，又“不可以此二味轻投以杀之也”。且告诫“服此二味之后，切不可食盐，食盐前病重犯，不可救矣”。
车前同肉桂，温通利水治尿闭。小便闭塞多责之膀胱气化失司。肉桂辛甘大热，性善下行，功能补命门之火以助膀胱气化。车前子甘寒体滑，其性降泄，功专通利水道，然“非肉桂不能引入膀胱”。二药同用，寒热相济，补泄兼施，标本同治，用治膀胱气化之尿闭有“水煎服即通”之良效。
此外，人参与麦冬同用滋肾补肺治虚喘；白术与葱仁同用祛腰脐之湿；栀子与白芍同用清心泻肝治心中卒痛；人参与萝卜子同用以治气虚胀满；生枣仁与山药同用补肾涩精治梦遗；贝母与半夏同用化痰软坚治顽痰成块而塞在咽喉之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