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章虚谷的学术思想
在医学理论上，章氏推崇张仲景辨证论治理论，对于《内经》和《伤寒论》有了深刻的理解，他颇受叶天士、薛生白等人的影响，因而对温病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尤其对王孟英编纂《温热经纬》影响较大，对刘河间、李东垣、朱震亨、张景岳等，善于撷取精粹，并能融会贯通诸家之论，有一定见地提出评论。后医术日精，熔铸百家，自成一家之言，对温病之说卓然独见，一时名震医坛。他强调伤寒与温病不同，对六经、六气等概念有所阐发，但也有不尽全面之处，如他把疾病机械地按四时分类，并有单从字推敲之弊。
一、以阴阳进退解释六气流行
章虚谷认为天地人身的变化都本乎阴阳太极。自然界的六气，名虽有六，实则只是阴阳二气的进退而已。他用《周易》卦象的阴阳爻变化结合时令节气，成功地解释了六气流行的特性和发病机理。《内经》所说的“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认为前者是有火无湿，后者是火湿相合。章氏认为前人“秋之前半截伤湿，后半截伤燥”的说法为臆说，也是从阴阳进退消长之理来分析的。他在《素问辨疑》中说，立秋后“火力微，则水不能沸，而湿气遂收，然火力虽弱，阳焰犹存，则反化燥，故秋为燥金主令”。根据章氏的主张，秋当主燥，但立秋后湿土司令尚有一月，因此，如按节气与六气相配则似不符，但如按阴阳进退之理，以审气候，则若合符节。
二、对脉诊学的发挥
章虚谷在《类编》中对四诊合参进行了阐释，脉诊约有十之七八，颇有心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在临床实践中的成就。指出：“本门最详者脉也，脉为气血流行之象，而有升降出入，故当与营卫经络、阴阳脏腑诸门同观。必得悟其神理，指下方能明其为和、为病、为虚、为实。”脉诊是四诊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内经》中有关脉诊方法的论述有四种：遍诊十二经动脉法，全身三部九候法，人迎、气口脉诊法，独取寸口法。其中独取寸口法虽然在《内经》中未明确论及，但是此法也是对人迎、气口脉诊法的再一次简化。自《难经》始，将寸口分为寸关尺三部。章氏在此提及的脉法，并不局限独取寸口，足见其对《内经》的精熟程度，书中“诊尺肤以合色脉”的论述更是给后世以启发。“尺肤者，卫气所行者也，故脉之缓急滑涩，而尺肤亦然，脉小则尺肤减瘦，脉大则尺肤贲起，贲起者，隆厚也。至其病变，则色脉与尺肤有不相应，是营卫气血偏驳不和，必审其微甚而调之。”全面继承才能更好地发挥、创新，章氏的发挥显然是在全面继承《内经》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一点正是今人所缺如的。
章虚谷以望色辨脉相结合，尤其体现在诊治热病中。《类编》书中为后世留下了记载，如“《素问·刺热论》曰：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也。此未病而色先现于面者，当先治之，其后虽发，亦必轻而易愈，是不可忽也。”今杨丹等研究认为章氏深知热病传变最速。面色变化出现于脉象变化之前，当先施治，这些阐释均来自临床，结合实际阐释了“治未病”的具体含义。
三、辨证论治之特色
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病的特色，章虚谷突出以辨证论治。
（一）辨病邪虚实深浅表里
《类编》全文凡提及辨证论治，均重辨虚实。章虚谷节取了《素问·通评虚实论》之言：“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薛生白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此二句为治之大纲……实而误补，固必增邪，犹可解救，其祸小；虚而误攻，元气忽去，莫可挽回，其祸大。”章氏引薛雪注释，并且多加肯定，但是以其自身所见病案反驳，阐述医理，更加让人信服。说“此篇之论，最为精当，学者宜三复焉。惟云误补增邪，犹可解救，其祸小，然余亲见有病伏暑发疟者，其人信景岳书，而用补气等药，其邪暂伏，疟止，不数日复发，更认为虚，而服熟地等剂，即变闷痧，邀余视之，不可解救，是夜而卒。盖风寒之邪在表者，误补犹可解救，虚人且当助内以托邪；若暑湿之邪，初由膜原而归脾胃，故虽虚不能用补法，而为难治，必须轻药从缓调之，急则生变也。是故虚而挟邪者，必辨其邪之浅深表里为要也”。强调若病体虚弱而夹杂邪气，必须辨清病邪深浅表里，再去施治。
（二）重七情内伤
对于七情内伤所致病者，章虚谷重视仓禀之脾胃。“凡七情妄动而伤本元者，为虚；饮食不调而有积滞者，为实。阴阳根于肾元，气血生自脾胃，其伤气血者调补脾胃尚易，伤阴阳者培其肾元为难。其有阴阳虽伤而脾胃尚强者，调理得宜，犹可带病延年；而脾胃先败者，则终归不起”。章氏继承补土派“补肾不如补脾”理论。在论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时，章虚谷认为“若由饮食、劳倦而伤脾胃，轻者可以调治，久伤不复，必至阴阳俱败，以无生化之源也。此皆内伤之大略也”。在辨证论治的过程中辨虚实，重脾胃，是章氏重要的学术特点。
（三）以实践为准绳
《内经》“形志苦乐”理论说明人体体质不同，施治时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素问·血气形志论》曰：“形乐志苦，病生于脉，治之灸刺；形乐志乐，病生于肉，治之以针石；形苦志乐，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嗌，治之以百药；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是为五形志也。”章氏节取此处，做出了创新，认为以形志判定异病异治，不能与《方宜》中同病异治相混淆，因地制宜固然重要，但是亦应该与因人制宜相结合，曰“审形志，则不可拘执《方宜》之论可见矣。人禀天地之气以生，赖天地之气以养。五方具五行之气，故五方之民，气质各异。以其气质各异，故为病虽同，而治法不同者，要必合其气质之宜，而不可犯其忌也”。章虚谷以此为例，对后世业医者谆谆告诫，临证需知常达变，读经不可拘泥文字。
四、对体质学说的发展
体质是人类生命的重要表现，由于先天禀赋的差异，饮食居处的不同，人们的体质特点也千差万别。不同体质的人，不论在发病或是病机转化方面，都不尽相同。章虚谷对体质学说论述精辟，多有发挥。
（一）体质差异
自《内经》开始探讨体质之先河后，历代医家对体质的实质均有所发挥。章虚谷继承前人研究的成果，在《医门棒喝》中明确提出：“人之体质，或偏于阴，或偏于阳，原非一定，岂可谓之常乎？”认识到人的体质存在明显差异，并进一步指出：“人禀质有偏胜强弱之殊，人生禀质南北不同……东南木火之方，则多热，西北金水之方，则多寒，酒客湿热内盛。”说明先天禀赋的差异、地理环境的不同、饮食习惯的区别是体质特征的重要因素。因此，他强调在辨别体质时应知天时，知地理，识人生禀赋源流、风土气化变异。
（二）体质分类
章虚谷体质特征因人而异，可据“营卫经络脏腑而详辨之”。章氏发现历代医家对于体质研究多用于讨论疾病发生、演变及治疗规律，而对体质本身无明确的分类方法，因此，他主张以营卫气血、脏腑经络的功能状态作为体质分类的依据。如阳盛阴虚之质，可见形瘦色苍，中气足而脉多弦，目有精彩，饮食不多，却能任劳，每病多火；阴阳俱盛之质，可见体丰肌厚，脉盛皮粗，食啖倍多，平时少病，每病多重；阴盛阳虚之质，可见体丰色白皮嫩肌松，脉大而软，食啖虽多，每生痰涎，目无精彩者，寿多不永，或未到中年，而得中风之病；阴阳两弱之质，可见形瘦脉弱，食饮不多，目无光彩，神气昏庸者，必多贫夭，常多病。
章虚谷的体质分类方法虽不完善，却具开创性，有着不容忽视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三）体质因素
章虚谷曰：“人体质不一，受邪虽同，而病变不同。”在实践中他也重视体质因素对疾病发生与转归的影响，认为邪气侵犯人体，其发病类型取决于体质特征。因此，在探讨暑病源流时，指出：“人身阳气旺，邪随火化而阳暑病；人身阳气虚，邪随湿化而成阴暑病也。”从而批判了以人之动静定阳暑、阴暑的错误观点。他在判断厥阴病预后时，即有“邪入之其人，阳旺则热多厥少，阳虚则热少厥多，阳胜则邪外出而愈，阴胜则邪内陷而死”等论述，认为阳气旺盛的体质，能够抗邪外出，疾病向愈。阳虚的体质，无力抗邪，邪气内陷，病深难解。
（四）依据体质遣药
章虚谷认为：“治病之要首察人体质之阴阳强弱，而后方能调之使安。”主张治则既要考虑邪气的性质及强弱，更应顾及体质的偏颇，指出：“病因症状虽同，而体质强弱不同，则治法自殊，此所以一药可以治众病，一病又不可拘一药治之也。”这种“一药治众病，一病不拘一药”的观点，也是现代中医体质治疗学极为重视的“异病同治，同病异治”思想。例如凡邪重而体强者，则伤太阳经，为麻黄桂枝汤证；体弱者，邪从太阳直入少阴，为四逆白通汤证。
确立治法后，遣药组方，章虚谷仍以体质为依据，如阴阳俱盛之质，禀厚，须用重药，如大黄、芒硝，干姜，桂附之类，寒热之药，彼惧能受，若用轻药，反不能效也；阴阳两弱之质，不能受大补、大泻、大寒、大热之药，宜和平之味，轻缓调之。阴盛阳虚之质，虽病热邪，药不可过寒，更伤其阳，阳微则防其脱，热退须用温补扶阳。阳胜阴虚之质，每病多火，须用滋阴清火。体质强弱不同，对有毒及峻猛药物的承受能力各异，所以章虚谷在使用此类方药时对剂量审度极为严，如通脉四逆汤注云：“干姜三两，强人用四两。”其意在此。
总之，章氏对体质学说的贡献，不仅在于其本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他以体质观认识前人的论点，亦对后世有所启迪。刘河间“六气皆从火化”，以寒凉主治；朱丹溪“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以滋阴降火主治；张景岳“阴非有余，阳常不足”，以温精补阳主治。同为博学大师，所论相去甚远，后人亦从其所学，各执己见。章虚谷认为：“人生禀质南北不同，景岳与河间、丹溪相去百数年，且其时气化、其地风土各不同，不可相非也。又如张子和，所治多藜藿中人，故其议论汗、吐、下为妙法；薛立斋为太医，所治多膏粱中人，故其方案多和平温补，以缓见其功……证随人之强弱而变，治法有先后缓急不同，必当审宜而施也。”由此可以看出医家的成功，以及偏执不足之所在。清代居士田晋元赞《医门棒喝》所论为“阳春白雪”并非没有道理。章氏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发展了古代中医体质学说，对于现代中医体质学说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五、对温病学说的发挥
（一）学术推崇叶桂
在众多的温病学家中，清代叶天士为温病学完整体系建立的杰出代表。章氏十分推崇叶桂，认为叶桂“实传仲景之心印”，并在《医门棒喝·二集》中对《温热论》做了较为详细的注释和深刻的发挥。如自序中云：“后读吴门叶天士先生医案，见其发明奥旨，如点龙睛，而镕铸百家，汇归经义。”在凡例中也提及：“惟吴门叶天士先生论风温二十则，分营卫气血，传变治法，最为精当。”在“附论伏暑”篇中又曰：“余于温暑提纲，已论其概，而《叶氏医案》，辨治尤详，皆当参阅。”时人多言叶桂用药轻灵，章氏则驳之，“不泥其方药而神明其理法，吸纳生所以传仲圣之心印也。且先生无暇著作以垂教，仅存临证之方案耳。有是证，则用是药；无是证，则无是药矣。”在后世相传为叶桂之书中，章氏时或有注解或有评论，如对“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章氏评说为：“救阴在养津，通阳在利小便，发古未发之至理也。”叶天士云：“纯绛鲜色者，为包络受病也。”章氏注解为：“纯绛鲜泽者，言无苔色。则胃无浊结，而邪已离卫入营，其热在心包也。若平素有痰，必有舌苔。”对叶氏敬仰溢于纸上，这对叶天士温病学思想的传播有一定的贡献。
（二）温病分温热与湿热
章氏治疗湿热病，以薛生白之治法为依据，对吴鞠通的理论则加以批驳。世人皆知吴鞠通在叶天士的学术基础上，于《温病条辨》中独创性地提出了温病三焦辨证，并制定出一套比较完整的治疗方法，与卫气营血辨证相辅相成。从而构成了温病学比较完整的辨证施治体系。章氏在《评〈温病条辨〉》一篇中首先肯定此书“宗叶氏大意，从河间三焦立法，引经正名，分析伤寒温病之异，多有发明”，但从温病分类及治法多加以评判，直论其不足。其评叶、吴，可谓一抑一扬，泾渭分明。
（三）温病与伤寒之别
温病学的发展过程，由于历代医家学术见解不同，对温病与伤寒两者的关系认识不尽一致，产生学术上争鸣。对温病新理论体系的确立和新治疗方法的创制抱有门户之见，从而导致寒温两大学派的激烈论争。与章虚谷同朝的伤寒学派医家陆九芝力辟温病学说，指出：“温热之病本隶于《伤寒论》中，而治温病之方并不在《伤寒论》之外者。”章氏则在《医门棒喝·初集》中认为温病的致病原因、邪入途径、病变部位、病机变化等均与伤寒不同，概念不容混淆，治疗必须严格区分。“缘伤寒之邪，自表入里，有一分表邪未尽，即有一分恶寒。故虽兼里证，仍当温散，先解其表。若表已解，而邪入胃，寒化为热，仍不恶寒而反恶热，方用白虎、承气等法，以清其里。是表寒为致病之本，里热为传变之标。若温病，由伏气者邪自内发，未病时，已郁而成热，一旦触发，势如燎原。故急清里，则表热亦除，是内热为发病之本，表热为传变之标。即或非伏气蕴酿，凡感温热，终是阳邪。故虽阳虚之人，亦须凉药清解，则与伤寒之邪，标本不同，阴阳迥异，岂可稍容牵混哉。”伤寒与温病由于感邪性质不同，其演变发展也有所区别，治疗上亦不同。伤寒为感受寒邪，其初起在表，表证自应解表，即寒郁于表则宜温散；温病虽有伏气温病与外感温病之别，但其治疗均应以清热之法为治疗原则之一。章氏认为《伤寒论》中所论的外感，只有风寒暑湿，论温病也只有伏气而没有谈到外感的温热，“仲景所云：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也。以其内热，故初病即渴；以邪非外感，故不恶寒。与风温之邪，由外感者，又为不同。”并用以药测证之法，指出“既用黄芩、白虎必非伤寒合病，实为内发之温热也。”对于寒温治法之别，章虚谷于书中数次着重提及“若温热阳邪伤人之阴，故初病即宜凉解。与伤寒初起治法冰炭不同矣。”此论重在避免临床误治，防止病情剧变。温病与伤寒，初起的证候表现和治疗方法，虽有区别，但病邪一旦由表入里，治疗方法又大多相同，因此章氏谓：“是以温病初起，治法与伤寒迥异；伤寒传里，变为热邪，则治法与温病大同”。如伤寒之邪传里化热之后，在治疗上也应凉解泄热，所以有“伤寒与温病始异而终同”之说。
（四）温病倡立外感与伏邪
从《内经》至《伤寒论》对温病病因都作了一定的探索，后世巢元方、刘河间等医家对温病病因说又进行了发展。明代吴又可提出“戾气”学说，扩大了温病病因学。至叶天士的《温热论》中才明确提出温病的病因是温邪。由于深受陈平伯“外感不外六淫，民病当分四气”之说的影响，传统上始终把“六淫”作为温病的主要病因看待。此种学说意即温病是因外感温热性质的六淫之邪所致，这对阐发四时外感温病有重要意义。章虚谷对外感六淫作为病因有自己的见解。如医家对外感六淫之暑邪的概念向来存在分歧，有暑热夹湿与暑中固有湿邪两种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术争鸣，而章氏坚持湿与热搏而为暑之观点，其定义暑的概念是“长夏湿土司令，湿土与相火合气，乃名为暑”。且章氏对外感风邪有风从寒化、热化之论，认为寒温同是外感，风因寒冷而使人成伤寒，风因温暖而使人成温病，其云：“风邪伤人，在冬令成伤寒病，春夏时成风温病，此邪随时令阴阳而变也。”伏邪与新感是温病发病类型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发病的病因较为复杂。两者都有力地推动了温病学的发展。但对伏邪有争论，吴又可对传统的“伏寒化温”提出了质疑，认为寒毒藏于肌肤之间，到春、夏季触动积热而发为春温必不可能；章氏则认为“当令冬归藏之候，其邪从经入络，气血流传于经，邪伏于络，则不觉也。即经所谓邪藏肌肤耳。”其坚持温病有外感有伏邪，反对随感即病而无伏邪的说法，强调人身经穴之渊深隐微，外邪内侵渐积而成伏邪，其伏藏于人体且过时而发。对于伏邪所藏部位，章氏认为在肌肤与少阴，云：“余方悟冬伤寒之邪，藏于肌肤之言为确，而辛苦之人尤多。”“此因贫苦之人，为食衣单，冬受寒冷，邪伏少阴，至春阳旺，邪郁化热，劫烁肾阴。”同雷丰之“肾虚之体，邪气伏藏于少阴，劳苦体实之人，邪气伏藏于肌肤”之论颇有相同之处。伏邪温病一般病情较重，病程较长，若伏邪不能外达或透邪不尽则病情反复，变证迭起，病难速愈，治疗颇为棘手，则章氏在书中“附论伏暑”中提及其治疗经验，为后人参阅之。
（五）详阐温病分类
温病分类随着温病学的发展而逐渐趋于成熟。如吴鞠通将温病分为九种（附疟、痢、疸、痹），章虚谷在书中对温病的分类及治疗有新的阐述：“兹细辨温病源流，当辨别而分治者有五：一曰春温，二曰风温，三曰暑湿，四曰湿温，五曰瘟疫。”并指出吴鞠通将风温、温热、瘟疫、冬温并为一类，不知瘟疫与风温见证大异，已属“辨证未清”。而初起恶寒者用桂枝汤，不恶寒而渴者主以银翘散。桂枝汤乃治风寒之方，用于温病，则以热助热；银翘散是治风温之药，以之治瘟疫，则病重药轻，病深法浅，又为“立法失当”。章氏还对风温的因、证、脉、治作了一定的阐述和补充。之前的观点认为，风温为感受风热病邪之温病，发于冬季的又称冬温。而章虚谷认为不论发于春季或冬季，盖可称为风温，其云：“风温者，冬至一阳来复，则阳进阴退，立春以后，阳气渐旺，由热而温。若又可所言温和之气，原不病人，殊不思《灵枢经》云：虚风贼邪，四时皆有，人感虚风，而当温和之候，即成温病，故方书称为风温……故四时皆有邪风，而春令温暖。又为风木主令，故风温之病较三时为多，若方书所称温热、冬温等名，皆可以用风温赅之。盖冬令温和，未必为病，必中邪风而成温病，温重即成热病，是以不须另分名目也。”此亦说明了风温之为病，因气候变迁人感温和之候而成温病，有因外感之邪无不兼风，故风温之病较三时为多。此种论说也为现代温病学教材采用。又如湿温是外感湿热病邪引起的热性病，由于湿邪属阴，性质重浊黏腻，湿与热相合，蕴蒸胶着难解，章氏书云：“热为湿遏，不能宣达，湿因热蒸，蕴酿胶黏，故最淹缠难愈。”
（六）温病的分类而治
章虚谷治温病别有心得。如对风温治以理肺气为主，且因时令季节不同，治疗上各有兼顾，如夏令宜凉以救肺。对春温之治，分为虚实两证，实证清内热并强调引邪外达，虚证总以甘凉滋润。养阴退热，不可用苦寒而伤正气。而湿温之治，宜苦温芳化，以宣三焦气化，使小便通利为法。再如暑温治疗，一般宗张风逵之说：暑病首用辛凉，继用甘寒，再用酸泄、酸敛；而对暑温之变证与坏证，章氏书中批注中云：“时医不识暑必兼湿，见热投凉，使湿闭热伏，变痢变胀，而至危殆。”
六、对金元诸子及张景岳的评说
章虚谷最初学医，不得其门。“虽从师请益，历览诸家，十年不知端绪”。后读叶天士医案受到启发。他认为叶氏能够“熔铸百家，汇归经义，与千百年前仲景心心相印”，较完整地继承了《内经》的学术思想，而不像金元诸子及张景岳，只不过从自己的阅历出发，或论外邪，或论内伤，或主补气，或主滋阴，发明《内经》理论的一个侧面，而非全经之旨。因此章氏著书的宗旨是：“洞见本源，救正阏失”。主张学医的人应从流溯源，全面掌握《内经》理论，如片面地强调某个方面，势必会产生偏见，甚至出现 扞格不入的情况。他认为河间论六气皆从火化，固然正确，但只可论六气之邪，其发病则根据人的体质而有变异，不能概用寒凉。在此，章氏特别强调外邪伤人，必须结合患者的素禀体质进行分析。例如感受暑邪，如人禀体多火，则暑随火而化燥，禀体多寒，则暑随寒而化湿，必须随病审察。关于东垣与景岳对于相火的不同看法，章氏认为这是他们看问题的角度有异所致。东垣言相火元气之贼，景岳言相火元气之本，东垣乃论其变，景岳论其常，两说皆各有理不可偏废。至于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引《内经》“一水不胜二火”为据，实则《内经》是论阴阳偏胜之病，非论阴阳之理，君火相火实即火之体用。景岳非之，言阳常不足，阴常有余，两家各有一偏。归根结底，六气皆阴阳所化，不能执枝叶之短长，即谓根本之有余不足。
七、辨证论治以药之偏救病之偏
治病贵在辨证论治。章虚谷认为“理有一定而法无定，法有定而方无定，方有定而病无定也”。认为仲景有是证用是药，必详辨脉证而后始立一方，又反复辨其疑似异同，则方药随宜变换。章氏提倡“每临一病，胸无成竹，唯审其虚实、阴阳、表里、寒热，设法制方，求其合病而止；药虽不同，古方法度，自然合古。如叶氏医案之所以为传仲景心印者，正因其善能变化而无丝毫执滞，仍不出圣道法度故也。学者必由是而学也，方为医道正宗，否则尽是旁门左道。”章氏在《医门棒喝·初集·卷二·方制要妙论》则认为，方药治病的奥秘在于以药之偏救病之偏，以药之性适人之表里、阴阳、虚实、寒热。“要妙者，药性气味也；配合制度，实不外阴阳五行之理耳”。“夫人禀阴阳五行之气以生，气有偏驳则病，药得阴阳五行之偏，是故以偏治偏，必归于平而后病愈。”“无不以药性气味之阴阳，合乎人身表里阴阳虚实寒热者，是故投无不效，而七方十剂之法，亦尽具于中。”
综上所述，章虚谷的学术观点及理论建树，既有继承传统的一面，又有融会新知的一面。对医学的重要问题，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实的，都能够立足于整体，敢于棒喝，研究得很透彻。他对《伤寒论》有所发挥，推动了温病学说的发展，有着较为严密的学术体系。
八、摄生重天人合一
《类编》第一类禀赋源流中，经解“始生之本”开篇即说明“天人合一之道”。章虚谷认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首明天人合一之道，“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人为万物之灵，而始生之气禀于东者，所谓帝出乎震也。帝者，吾人之灵明主宰。”万物开始化生，人也相应于阴阳五行之气，化成神智、身形，“由之生化循环不息，乃为禀赋源流，天人合一之道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章氏以“人为一小天地”为总结，论及人“与天地同造化”，“故调治其身者，不法天地之气化，则灾害必至矣”。强调以天地变化为法，同理可以用治于人身，“精神魂魄本天地”，“精气津液血脉由阴阳所化”。章氏在“摄养为本总论”中提到“人之寿夭不齐者，由禀气之厚薄，非关清浊也”。先天禀赋强弱是影响人身寿夭的先决条件。“故凡起居服食，必顺夫天地气化流行之序，随时防慎，以避外来之邪，惩忿窒欲，清心节劳，以免七情之害”。先天禀赋是条件，后天顺应天地气化之变，才能保全全身，即“一身气血，随心所使，心定神安，气血自固，虽有外邪，亦莫能伤。故经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虚者，虚其心，则神自清；无者，无其欲，则精自固。天真元气，从之生长，而精神固守于内，何病之有”。再次强调了“人为一小天地”，摄生的主要方法即天人合一，这是对《内经》养生思想的充分继承，反映出了《内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原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