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它们让人进一步了解印度[126]

企鹅出版社有一本“近期出版或即将出版”的书，是穆尔克·拉杰·安南德[127]的《苦力》，他还创作了《村庄》、《双叶与花蕾》、《剑与镰刀》和其他关于印度生活的小说。

安南德先生是以英语写作的印度作家小群体中的一员。过去二十年来这个群体的出现标志着英印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群体中还有艾哈迈德·阿里[128]、伊科巴·辛[129]、纳拉耶纳·梅农[130]和欧亚混血作家塞德里克·多弗[131]。

这些作家中有的人选择英语作为创作语言或许是为了能有更大的读者群体，但他们几乎将英语当成了母语，甚至有迹象表明一门独特的英语方言正在形成，就像爱尔兰英语一样。譬如说，艾哈迈德·阿里的《德里的早晨》的文风很精致，但你或许可以不用提示就能猜到它不是出自一个英国人的手笔。

这些拥有双重出身的作家的优势在于他们能够直接向英国公众介绍印度。那些曾经在印度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其实只占印度人口千分之一不到的“白人老爷”并不是他们的故事的主人公。

除了那些以英语写作的作家之外，还有其他作家——短篇小说作家普雷姆参德[132]就是一例——坚持以印度语创作，但深受欧洲作家如莫泊桑的影响。他们的作品译本英国读者一下子就能读懂。通过这个作家群体，你能了解到村庄和巴扎集市的生活情景，而从任何英国小说家或纯粹的印度作家那里你是无法了解这些的。

在吉卜林之前，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有时候会催生有趣的文献，例如印度兵变时期的日记，但很少有幻想式的文学作品。

吉卜林似乎是第一位注意到并描写印度独特风情的英国作家。他被指责带有势利而且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思想，这是公允的评价；但是，他最好的作品源自于事实上他并不真正属于侨居印度的英国人这个阶层。

他年轻的时候曾是拉合尔一个薪水微薄的报纸副编，《山中传说》和《三个士兵》这些作品的活力就来自于这一时期和他的童年回忆。但是，吉卜林的作品主要描写的是英国治下的印度。就连《金姆》这部讲述一个印度男孩的故事的作品——不是很有说服力——主角也是一个神明一般的英国官员。

在描写印度人时，吉卜林总是无法摆脱纡尊降贵的姿态，而在涉及政治问题时就蜕变为麻木不仁。弗罗拉·安妮·斯蒂尔[133]的才华远远比不上吉卜林，现在几乎被遗忘了，但她更加严肃地尝试去理解印度人的思想。

吉卜林之后的下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是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出版于1924年的《印度之行》。这本书仍然是，而且或许将是出自英国作家之手的印度题材作品中最好的一部。它是在机缘巧合之下写出来的，因为福斯特先生的经历不是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而是一个印度的小邦。但是，思想的改变体现了英国的变迁。

对白人的优越性的信仰已经不复存在，人们不再认为印度人是古怪的封建体制的遗民，甚至不再是遭受蹂躏的受害者，而是一个纯粹的个体。这本书的力量在于，虽然在政治意义上福斯特与印度人站在同一阵营反对英国人，但他并不觉得一定要表现他们在道德上或思想上的优越性。

几乎所有的角色，英国人和印度人，虽然遭到帝国主义的侵蚀，但仍有正派的思想，值得同情。

福斯特之后关于印度的“复杂深刻”的作品变得更加普遍，例子有爱德华·汤普森[134]的《印度一日》、约翰·斯图亚特·科里斯[135]的《缅甸的审判》[136]和一部非常“轻松”但展现了没有肤色意识的小说——乔·兰道夫·阿克利[137]的《印度假日》——而这在几年前是不可能发生的。

如果当代文学作品将流传下去的话，《印度之行》会是一部传世小说，但它的主题使得它被当成了一本社会纪实作品。它描写了在帝国主义体制下印度人与英国人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友谊。在那个时候（这本书的构思或许是在1913年）这个主题几乎被强加在任何要去描写印度的诚实的作家的身上。然而，在不远的将来，或许我们将会看到关于印度的写法不同的小说。

福斯特所描述的紧张关系不会再持续很久了。不用再过几年印度将会获得独立，与此同时，数十万名英国士兵来到印度，已经建立起了新的接触——他们不是以前那些目不识丁的雇佣兵，而是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应征入伍的士兵。或许下一批印度小说将会以他们的经历作为基础。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从那个以英语进行创作的印度作家小群体那里了解到关于印度的大部分事情。对于英国公众来说他们并不是太出名，而且他们几乎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扶持，因为英国政府从来没有意识到英语作为欧洲与亚洲之间的纽带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当中最有趣的人是《混血儿》的作者塞德里克·多弗，他是少数几个让外界了解到规模虽小但很重要的欧亚混血儿群体的作家之一。

事实上，我记得的关于这个题材的其他书籍还有彼得·布伦戴尔[138]的作品——《波尼奥的波德先生》等——它们是非常“轻松”的作品，但信息量很大。如果企鹅丛书能够在出版《苦力》之后出版福斯特和艾哈迈德·阿里描写旧德里的文集，将有助于改善英印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