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评莱昂内尔·詹姆斯的《被遗忘的天才：圣科伦巴公学与拉德利公学的瑟维尔》[140]

如果弗洛伊德没有为人类作出别的贡献，至少他打破了人们在早餐饭桌上谈论梦境的习惯。心理学知识的传播揭露了很多本被视为纯洁的思想。瑟维尔博士[141]是两所公学的创始人，并担任其中一所的校长。如果他在今天撰写回忆录的话，很难相信他还会信口说出像“时至今日，拉德利的鞭笞室带给我最美好、最有感触、最神圣的印象”这样的话。并不是说这番话透露了关于瑟维尔的真相——鞭笞是十九世纪中期的通常做法，但他似乎很少这么做。但是，它确实表明他并不完全了解自己，而这正是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伟人的优点和缺点。

威廉·瑟维尔是都柏林附近的圣科伦巴公学的创始人，后来又创建了拉德利公学，并从1853年到1861年担任校长。如果现在他被遗忘了，那么这本书并无助于改变这种情况，因为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难懂的文件，但作者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瑟维尔对英国公学的现状所作出的贡献比起阿诺德[142]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是圣公会高教会派的信徒和坚定的保守党人，热烈地坚信“出身的重要”，但他也是一个富于远见卓识的教育理论家，甚至在为贵族子弟规划学校时能够想到“创建并维系为穷人服务的类似的学校”。创建圣科伦巴公学的初衷就是为了培养英裔爱尔兰贵族，他们应该是忠于皇室的清教徒。瑟维尔意识到语言的差异是爱尔兰的麻烦的根源之一，创造性地将凯尔特语列为必修课。他在拉德利公学的活动影响更为广泛。

在十九世纪初期，各所公学情况都非常糟糕，那是它们能否延续下去的生死关头。即使是最有名的公学，那些男生身陷其中的混乱、肮脏和恶习以及缺乏照管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要不是有无数人证实了这些事实。结果，它们的学生人数迅速减少。詹姆斯先生列举了几个有趣的数字证实这一点。哈罗公学在1844年只有69名学生，而半个世纪前它有350名学生。威斯敏斯特公学的学生人数从1821年的282人下降到1841年的67人。伊顿公学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没办法招满70名拿国王奖学金的学生，1841年的35个奖学金名额只有两个候选人。与此同时，人口正在增长，新的有产阶层需要有学校让他们的儿子就读，严肃对待教育的大型日校开始出现。如果不是阿诺德、瑟维尔和其他几个人对旧式的公学进行改革的话，或许它们就会自此消亡。

瑟维尔在拉德利公学呆了八年，结局是灾难性的。詹姆斯先生说：“没有人会说理财是他的强项。”拜令人吃惊的奢侈所赐，学校一度陷入破产。但与此同时，他留下了自己的烙印，为其它学校树立了典范和影响。他的改革是推行更严格的管理，进一步发展模范生体系，更强调宗教教育和鼓励运动。他的目标是培养统治阶级，而且他是最早意识到需要为新建立的帝国培养行政人才的人。他的政治思想在某些方面很接近迪斯雷利，他的小说《霍克斯通》描写的是浪漫的贵族约翰·曼纳斯勋爵[143]。

詹姆斯先生努力将瑟维尔塑造成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但并不成功。除了花钱无度之外，他似乎是一个谨慎细心的人，但身边的人都不怎么喜欢他。在温彻斯特公学，他是没有加入那场出名的造反的七个学生之一；年轻时他曾订过婚，但后来解除了婚约，不愿意透露原因。在牛津大学他参加了牛津运动，但在90号传单[144]引起的风暴中时他精明地置身事外。在牛津大学他的绰号是“小猪”[145]，虽然是对他的本名的戏仿，但并不表示尊敬或友好。但詹姆斯先生说他是一个重要人物，这是对的。没有他的努力，强制参加的体育活动、模范生体制、鞭笞室或许在英国上流阶层的教育中不会占据那么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