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上海生态宜居城市演进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生态宜居城市建设的演进历程及其中所蕴含的启示或规律，需要置于这40年来上海城市发展的历程这一背景下加以解读方能有更深刻的理解。大致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市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9年，上海扮演了改革开放的后卫角色。

上海是中国最早工业化的城市之一，在改革开放之前早已积累大量环境污染问题。而在这10年中，由于中央担心上海在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将其定位为改革开放的后卫，其结果是上海经济体制机制的搞活慢于许多其他地区，经济发展较缓慢，且上交中央财政负担较重，没有能力偿还环境基础设施欠账（谢国平，2017）。

第二阶段，1990—2000年，上海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定位从后卫转变为前锋。

以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经过10来年的先行先试和观察，中央充分认识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对激活中国经济潜力、活力的巨大作用，也充分认识到将上海作为一张王牌打出去对推进全国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提速的重要意义，因而将上海定位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前锋）。这一时期因此成为上海经济的高速发展期，但与经济高速发展相伴的是环境代价的快速增加，且环境保护力度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在某些方面，环境欠账有扩大趋势。

第三阶段，2001—2010年，上海对自己的城市功能提出了更高定位（“四个中心”），而且，以筹办世博为契机，上海基础设施出现一波跨越式发展。

2001年，上海发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20”获得批复，对城市功能提出更高定位，要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四个中心”（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在此前后发生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上海正式决定申办2010年世博会并在2002年获得举办权，这意味着上海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都要对标世博要求有较大幅度提升。

这两个标志性事件给上海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带来诸方面积极变化：

其一，为更好发挥“四个中心”功能，工业比重显著下降，服务业迎来大发展、占国民经济比重显著上升，带来单位产出污染排放和资源消耗的下降。

其二，基础设施建设有很大飞跃，尤其是公共交通基础设施，轨道交通等公交设施的完善，使郊区新城到市中心的通勤变得相当便利，有力地促进了郊区新城和郊区大型工业区的发展，进而促进人口、工业等空间布局的优化。

其三，环境保护得到更大程度的重视，上海第一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就是从2000年开始的。

然而，经济机会的增多+轨道交通设施的完善，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来沪发展，他们在为上海做贡献的同时也让这座城市人口压力陡增。轨道交通设施完善使偏远郊区原先经济价值很低的土地变成经济价值很高的土地，是经济机会增多的主要原因之一。轨道交通设施的完善还使偏远郊区原先因通勤时间过长而不适宜居住的土地变成适宜居住的土地，其效应在于增加了面向外来人口的住宅供应。

人口大幅增加+消费能级提升给上海资源环境带来重负，如私人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给上海大气环境带来很大压力。

第四阶段，自2011年以来，上海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常态”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文明思想等指导下，加快向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转型。

自2011年以来，一方面筹办世博会期间的城市建设与管理升级为上海未来的城市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经济—环境矛盾比以往更尖锐（如雾霾发生频率更高）；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常态”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文明思想等指导下，不再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而是追求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包括提出要建卓越的全球城市，建设自贸试验区以求释放改革红利、开放红利，提出要建科创中心，以促进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型。

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建立，希望通过释放改革红利、开放红利来获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以替代原先依靠低成本劳动力、低成本资源环境的旧动能。

2014年，习总书记对上海明确提出要建科创中心的要求，2015年，上海发布“科创22条”，希望以科技创新这一环境友好的新发展动能替代以往资金、资源大规模投入的旧动能。

2015年，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提交市委全会审议，提出上海要在2040年前建成卓越全球城市的宏伟蓝图；相对于2001年发布的城市总体规划，上海的城市功能定位又跃上一个新高度。作为全球城市，上海未来的主要发展动能之一就是增强对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包括对高端人才和前沿技术的配置能力。

不管是建卓越全球城市，还是建科创中心，或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人才都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而建设生态宜居城市，则是增强对人才吸引力的必要条件。这就要求上海必须走上经济—环境良性循环的道路：优美环境引来优秀人才，优秀人才助力上海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使之与污染排放、资源消耗脱钩，甚至让它们负增长，进一步改善上海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