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伊戈尔远征记》：译者序
《伊戈尔远征记》是俄国古代的一部英雄史诗。这一焕发着斑斓光彩的不朽诗篇，一直为俄罗斯人民所传诵。史诗里洋溢着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和鼓舞着一切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们。
十八世纪末叶，俄罗斯社会对历史文献发生兴趣，纷纷搜集古代文物和古代文学艺术作品。《远征记》的手稿，就是俄罗斯古文物爱好者和搜集家穆辛—普希金[1]，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初在雅罗斯拉夫尔的救主寺所发现的。但这一手稿显然是十六世纪的抄写人依据《远征记》原稿所临摹的抄本。这个抄本一直保存在莫斯科穆辛—普希金的家中，于一八一二年莫斯科大火[2]时，连同他的全部藏书均被烧毁。但在这之前已根据这一手稿临摹下几个抄本，其中还有一份献给了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此外，手稿在穆辛—普希金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筹划下，早在一八〇〇年已经正式出版，开始流传。
穆辛—普希金伯爵吸收了当时最优秀的通人识家，来研究《远征记》的手稿，其中有著名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卡拉姆辛。《远征记》的第一个版本极不完备，因为手稿上的一些字还没有辨认出来，有的理解得也不够正确，所以正文中还留下许多晦涩费解之处。但其中的一些历史性细节，随后则不断得到新的阐释。到了十九世纪初叶，原来的那些晦涩语言日渐得到辨识和澄清。当时的一些文学家、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在孜孜不倦地研究《远征记》。著名诗人普希金就钻研过它，而且留给了我们一些研究准备工作的草稿。茹科夫斯基、迈科夫、梅伊以及十九世纪的许多诗人都曾翻译过它。无论过去或现在，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俄罗斯的语言大师没有写过关于《远征记》的研究文章。这一类研究著作，总数当在千种以上。还应该指出，《远征记》已被译成所有斯拉夫民族和西欧以至世界各民族文字。其在世界文学上影响的深远可以想见。
《远征记》写成于十二世纪末叶，据苏联著名学者利哈乔夫的考证，当为一一八七年，正值古代罗斯形成一个封建割据之势的时候。许多的封建公国彼此仇视不睦，相互争夺领邑与高位；为了王公一己的利益，经常在进行着骨肉残杀的战争。作为罗斯国家中心的基辅，其意义已日渐式微。
当时的加里奇、里亚桑、斯摩棱斯克、符拉季米尔—伏林斯基、符拉季米尔—节列斯基、罗斯托夫、诺夫戈罗德等公国力图谋取政治上的独立，极力逃避日益衰微的基辅宝座的影响，闭守着本土的一己私利；王公们连年争夺，陷入永无休止的兄弟阋墙的战争中。
王公的内讧，由于濒临在罗斯头上的波洛夫人入侵的危机，更加悲剧化、复杂化了。波洛夫人，一种突厥游牧民族，远在十一世纪中叶就占领了伏尔加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草原和克里米亚，并深入到巴尔干半岛上来。这个民族拥有一支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罗斯王公虽然在十二世纪初就屡次战胜过波洛夫人，但他们仍然不断破坏罗斯的城市和乡村，抢劫、残杀和平居民，甚至将他们掳去充当奴隶。因此，位于古代罗斯南部边疆的各罗斯公国曾不断同这一草原游牧民族做斗争。譬如，一一八四年，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对第聂伯河流域的波洛夫人就进行过一次规模宏大的征讨，并击败了他们，还俘虏了他们的汗柯比雅克。又如次年由伊戈尔率领的征战，也就是《远征记》里所反映的这一次惨痛的远征。
原来，伊戈尔公未能参加一一八四年罗斯王公在斯维雅托斯拉夫领导下的那次联合讨伐。第二年伊戈尔便同自己的亲属——兄弟符塞伏洛德、儿子符拉季米尔、侄子斯维雅托斯拉夫——一起召集了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没有同别的王公商议，便擅自向波洛夫进军了。伊戈尔面临着一个力不能胜的任务，即以自己的兵力冲过波洛夫草原，到达黑海海岸。编年史记述着伊戈尔军队进入波洛夫草原的行动，记述着初战的成功，以及继之而来的罗斯军队的溃败和伊戈尔公的被俘。再后，编年史还记述着波洛夫人冲进了罗斯国土。康恰克汗直逼基辅，包围了彼烈雅斯拉夫尔，攻占了许多的罗斯城市。另一个波洛夫汗戈扎（即戈扎克）则向普季夫尔进攻，破坏了许多村庄。这时候，基辅大公试图联合众王公，以便阻止波洛夫人的进逼。这一作为《伊戈尔远征记》构成基础的历史事件，便是这样。
但《远征记》的内容还不仅限于叙述伊戈尔的远征。作者只是把这次远征当作一个引线，其目的还是要描绘那由于国家政治上的分崩离析、王公间的连年内讧和游牧民族的节节进扰所引起的人民贫困的大幅画面。十二世纪古代罗斯的严重局势，迫使作者想起了不久以前的祖国的光荣及其政治上的强盛时代。在《远征记》里，还描绘了一百五十年以来——即“从昔日的符拉季米尔”到“今天的伊戈尔”——罗斯人民生活的整个风貌。
作者以伊戈尔·斯维雅托斯拉维奇的失败的远征为例，指出罗斯政治上的分裂已导致一个多么悲惨的后果。他时时打断自己关于远征及伊戈尔军队同波洛夫人鏖战的叙述，来回忆王公间的内讧，回忆他们怎样“自己给自己制造了叛乱”，而邪恶的游牧民族怎样侵入了罗斯国土，狂征暴敛，进行骚扰。“那时候罗斯国土上很少听到农民们的喊叫，但乌鸦却一面分啄着尸体，一面呱呱地叫个不停。”
伊戈尔远征的挫败、军队的溃灭以及接踵而来的罗斯国家的贫困——这一切，作者都认为是王公内讧和分裂的结果。王公们不与进扰的游牧民族去进行战斗，却彼此说着：“这是我的，那也是我的。”于是一个“忧郁的时代来到了”罗斯。
作者在《远征记》的第二部分，描绘了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罗斯国家热爱者的形象。斯维雅托斯拉夫对王公们表示，他们就是这一大家庭的成员，于是号召他们保卫罗斯国家。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给恩格斯的信中，在谈到《伊戈尔远征记》时，写道：“这部史诗的要点是号召罗斯王公们在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的进犯面前团结起来。”[3]
《远征记》有着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这体现在史诗的艺术形象上。最鲜明的形象自然是江山娇美的祖国。作者正是通过这个辽阔广大的罗斯国土的形象，才得以把祖国必须团结一致、必须消除政治上的分裂这一思想充分表现出来。
因而也可以说，《远征记》作者所着意抒写的便是罗斯人民和罗斯国家。作者对它表达了自己最美好的感情，并进行了广泛而生动的刻画。
作者描绘了罗斯国土的辽阔幅员。他感觉祖国是一个统一的宏大整体。整个国家都呈现在作者的视野中，吸引在自己叙述的周围。当他提及祖国的时候，他便想起基辅、波洛茨克、车尔尼戈夫、库尔斯克、诺夫戈罗德、加里奇、普季夫尔以及其他城市。所有这些城市都在过着共同生活，某一处的事变，势必会在别的地方引起强烈的反应。作者通过其中的一些人物，夸张地把祖国的那些辽远的地方联合起来。而风、太阳、那有蓝色闪电在跃动的乌云、朝雾、雨云、夜莺在夜里的鸣啭、寒鸦在晨间的哑啼、晚霞与朝暾、大海、湖泊、江河等等，构成了《远征记》事件所据以展开的辽阔而壮丽的背景，描绘出祖国的无垠无边的幅员。在雅罗斯拉夫娜的悲诉中，我们还真切地感到她的罗斯祖国大自然的辽阔，而且这些大自然也都分享着罗斯人民的喜悦和悲哀。祖国这一概念，在作者看来，那是一个把它的历史、城市、乡村、江河以及所有对罗斯人民表示同情的生动的大自然联合起来的整体。作者涉及的范围越广，它的形象也就越具体、越生动，连江河也复苏了，在开始同伊戈尔谈话；飞禽走兽也都赋有了人的智慧。作者用明睿的眼睛逡巡着罗斯的国土，他看见而且听见了在这片国土上所发生的一切。罗斯土地，作者认为那不仅是“国土”这个固有的概念，不仅是罗斯大自然，罗斯城市，而首先是定居在这个国土上的人民。作者提到罗斯农民被王公的内讧破坏了的和平劳动，提到那为罗斯而战死的军人的妻子们的恸哭，提到伊戈尔战败后全体罗斯人民的悲哀，提到罗斯人民财富的毁灭，提到伊戈尔归来后城市和乡村的居民们的喜悦。诺夫戈罗德—塞威尔斯基的伊戈尔公的军队，首先便是罗斯人民的子弟。他们为了保卫祖国，奔向了波洛夫草原；那是他们越过罗斯边境，要同祖国、同整个罗斯国土告别，而不是同诺夫戈罗德—塞威尔斯基、不是同库尔斯克或普季夫尔告别。“啊，罗斯的国土！你已落在岗丘的后边！”同样，伊戈尔的溃败，也使整个罗斯国家感到深深的悲痛：“弟兄们，基辅因悲伤而呻吟，而车尔尼戈夫也因遭劫在哀叹。在罗斯国土上泛滥着忧愁，沉重的悲哀在罗斯国土上奔流。”而当伊戈尔逃出囚禁重归祖国的时候，全体罗斯人民又是多么喜悦！
同时，作者认为“祖国”的概念也包括它的历史。在《远征记》的开首，作者说他的“故事”要“从昔日的符拉季米尔讲到今天的伊戈尔”。在叙述中可以知道，作者通晓一百五十年内的罗斯生活事件，而且不断从现代回溯到过去，将过去同现代相比拟。作者想起特罗扬的世纪，雅罗斯拉夫的岁月，奥列格的征讨，“昔日的符拉季米尔”的时代。
作者塑造了罗斯国家的异常生动的形象。当他创作《远征记》的时候，他善于将自己的目光投视到整个罗斯，并通过自己的描写，将罗斯大自然、罗斯人民和罗斯的历史联结在一起。多灾多难的祖国形象在《远征记》的艺术构思和思想意图上都是极其重要的，它激起读者对祖国的热爱，它煽起读者对敌人的憎恨，它号召罗斯人去保卫自己的祖国。而这也正是史诗的弥足珍贵、永世不朽的地方。
此外，作者把王公描写成罗斯国家的代表，同时又斥责了他们为整个国家制造贫困的分裂活动。作者对罗斯王公的这种双重态度，也表现在伊戈尔的形象中。他指出伊戈尔具有许多的优良品质：奋不顾身的勇敢，“战斗的精神”，军人的热情。当他出发远征的时候，无论邪恶的物象，无论大自然可怕的预兆，都不曾使伊戈尔有所畏惧。他的那一颗勇敢的心是“用坚硬的钢铸制，是在无畏的大胆里炼成”的。可是作者又谴责了他，因为他不与罗斯王公一起，却单独去征讨波洛夫人，结果招致了惨败。
伊戈尔的主要动机是追求个人的荣誉。也正是这种梦想把他和塞威尔斯基诸公引向了孤立的、注定要失败的对波洛夫人的进军。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谴责伊戈尔和符塞伏洛德：“你们给我这白发苍苍的老人做了什么好事？……但你们却说：‘让我们自己一逞刚勇，让我们自己窃取过去的光荣，让我们自己分享未来的光荣！’”
但是，在指责伊戈尔的举动给祖国招来致命灾难的同时，作者又满怀同情地描绘了伊戈尔的形象，指出伊戈尔是与罗斯国家紧密联结在一起的。罗斯人的大胆与骁勇在他对武士们和战士们的号召中可以听得更真切：“我的武士们和弟兄们！与其被人俘去，不如死在战场；弟兄们，让我们跨上快捷的战马，去瞧一瞧那蓝色的顿河吧。”
伊戈尔的兄弟，勇猛的“野牛”符塞伏洛德的形象，体现了英勇的罗斯军人最优秀的特征，使人想起了古代民歌中的勇士。他所率领的军队同他一样，都具有军人的美德，而且他以他们的战斗品质为荣耀。“我的库尔斯克人，”他说，“都是有经验的战士：在号声中诞生，在头盔下长大，用长矛的利刃进餐，他们认识道路，他们熟悉山谷，他们紧张起弓弦，打开了箭囊，磨快了马刀；他们纵马驰骋，好比原野上的灰狼，为自己寻求美名，为王公寻求荣光。”符塞伏洛德一听到自己兄弟的号召，立刻就出发参加对波洛夫人的征讨。他对伊戈尔表示了动人的热爱：“唯一的弟兄，仅有的光明——你，伊戈尔啊！”在激战中，符塞伏洛德甚至忘记了自己的生命，“忘记了荣誉和财富，和车尔尼戈夫城中父亲的黄金宝座，和宠爱的、美丽的戈列葆甫娜的爱情与抚慰”。
在当时的社会中，作者锐敏地察觉到一种新的进步的现象，即人民渴望团结一致，渴望消除国家的分裂。这种新的进步现象表现在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的形象中。斯维雅托斯拉夫是英明的，他号召王公们团结起来保卫祖国，抵御外侮。斯维雅托斯拉夫的形象体现了罗斯统一的思想，体现了十二世纪封建割据的罗斯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强烈渴望团结的意愿。那原来可以联合起来、保卫罗斯国土的王公们的强大力量，在史诗中也都以极夸张的形象表现出来。诗人大声地慨叹道：“符塞伏洛德大公啊！……要知道，你用木桨就能荡尽伏尔加，而你用头盔就能舀光顿河！”“加里奇的奥斯莫梅斯尔·雅罗斯拉夫啊！你高高地坐在自己的金制宝座上，你曾以自己的铁军顶住了匈牙利的高山……关闭了多瑙河的大门……”
作者同时也斥责了王公叛乱的体现者和内讧的教唆者。比如，他把奥列格·斯维雅托斯拉维奇叫作曾经“用宝剑铸成叛逆，并将箭镞播种在大地”的奥列格·戈里斯拉维奇。总之，《远征记》的作者将他自己所最珍视的感情和信念注入了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的形象，使他成为作品的中心思想的代表，成为那个时代的理想的王公。
《远征记》里还有许多别的形象，这些形象同样也提示了作品的思想内容。伊戈尔的忠贞的妻子雅罗斯拉夫娜的充满诗意的形象便是这样。雅罗斯拉夫娜“像一只无名的杜鹃在悲啼”。然而在雅罗斯拉夫娜的哭诉中，不仅可以听到一个钟情的妻子的哭声，我们还可以听到一个在沉痛地经受着全体人民的悲痛的、对牺牲在波洛夫草原上的罗斯军队怀念不已的爱国者的哭声。她所痛哭的，不仅是自己的丈夫伊戈尔的“创伤”，而且还有那与波洛夫人奋战而死的罗斯战士们。雅罗斯拉夫娜的哭诉是《远征记》中最富有诗意的情节之一，是作者以其人民口头创作气派所着意描绘的一个极美丽的画面。
雅罗斯拉夫娜的哭泣，紧接在那像狼似的在各城市奔走的、制造叛乱的符塞斯拉夫公的故事之后。可见，作者所强调的乃是罗斯军队的失败与各王公纷争之间的那种内在联系。
在史诗的开首，作者所刻画的人民诗人鲍扬的形象是有特殊意义的。他描写了“先知”鲍扬——“古代的夜莺”的形象，鲍扬是英明的雅罗斯拉夫时代的古罗斯人民诗人。他记得旧日的内讧，曾创作过歌曲颂扬老雅罗斯拉夫、勇敢的姆斯季斯拉夫和英俊的罗曼·斯维雅托斯拉维奇。作者对他的诗歌的奔放的想象和雄伟的创作气魄表示崇敬，但同时又强调指出，他将不“按照鲍扬的构思”，而要“遵循这个时代的真实”来创作自己的诗篇。鲍扬的形象，在《远征记》的思想意图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了强调作者在自己的叙述中所遵循的是真实事件，这个形象也是需要的。为了表明《远征记》忠于现实，对王公的功勋不做夸大的赞扬，这个形象也是需要的。作者对罗斯王公不采取否定的态度，就如同对鲍扬不采取否定的态度一样；但是他的诗篇却不是王公的赞歌，而作者自己也不是鲍扬式的赞歌的继承者。
《远征记》有着复杂的展示作者思想意图的结构。在这篇史诗中，除序诗和结尾以外，其主要部分显然可以分为三个篇章：首篇，描写伊戈尔的不成功的远征、他的被俘及罗斯军队失败的严重后果。第二篇，描写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号召团结起来，保卫罗斯国土。第三篇，乃是伊戈尔逃出波洛夫人的囚禁，重归祖国。
第一篇和第二篇是通过对照的手法来表现的。由伊戈尔的不成功的远征、罗斯军队的溃败、伊戈尔自己被俘的场面，慢慢转变为战胜波洛夫人的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的形象。在斯维雅托斯拉夫向罗斯诸公的呼吁中，他曾谈到罗斯国家的兵力。基辅大公的英明，则与伊戈尔的狂妄相互对照。第一篇与第三篇同样也是对照的。在第一篇里，描写了一些悲惨的事件，即伊戈尔的不成功的远征和由于罗斯军队的失败所引起的人民的贫困和灾难；但在第三篇里，作者又热情地描写了伊戈尔逃出波洛夫人的囚禁，归返祖国的情形。将罗斯生活的光明而愉快的情景和悲惨的场面对照起来，可以增强《远征记》的艺术效果，更可以强调出它的基本思想。作者激动地叙述那些历史事件，时而用高昂的声调，时而用真挚而深沉的抒情诗句。一幅幅光辉灿烂的画面代替了一场场暗淡悲惨的景象。
作者将现在同过去相比，并以抒情的笔触进行叙述。为了完成自己的艺术表现，作者常常改变编年的次序。比如，为了更鲜明地表现伊戈尔的无畏和勇敢，作者便强调描写在伊戈尔出发远征前，即于一一八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二），曾经发生日食。但我们从编年史得知，那次日食却是在同年的五月一日。那显然是在伊戈尔远征开始之后，即伊戈尔的军队到达了波洛夫草原边境的时候。
《远征记》与俄罗斯人民口头创作有着极密切的联系。最先指出这种联系的是普希金和别林斯基。作者使用了许许多多人民口头创作所特有的艺术手法。《远征记》中有大量的、广泛流行于人民口头诗歌中的极生动的反喻。比如，作者将诗人鲍扬的弹奏“古斯里”琴，来同十只苍鹰追击一群天鹅做过比拟之后，又继续写道：“弟兄们，鲍扬不是放出十只苍鹰去捕捉一群天鹅，而是把他那灵巧的手指，按抚在活的琴弦上，正是这些琴弦铮铮地向王公们唱出了颂歌。”作者还广泛地使用一些经久不变的、可以作为人民诗歌的特征的形容语，如：“勇敢的军队”“灰狼”“钢矛”“黑土”“快捷的战马”“旷野”等等。《远征记》中的那些战斗场面，也正如人民在“勇士歌”中所表现的那样。它的艺术表现手法之同人民诗歌的这种酷似，还不只是在表面上，而主要是在于它的思想内容。
俄罗斯勇士史诗中的那些可爱人物——勇士们的特征，就是勇敢和力大无比。在这些人物身上，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优良品质。《远征记》中的许多人物也赋有“勇士歌”中那些勇士的特征。首先，“……踏破了丘陵和山谷，搅浑了江河和湖泊，填干了激流和沼泽……”的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便是这样。作者也把符塞伏洛德公描写得像“勇士歌”中的勇士：“勇猛的野牛符塞伏洛德！你站在前沿阵地，把利箭喷水般向敌军射去，用钢剑劈击他们的头盔！野牛啊，你的金盔闪耀着，你跑向哪里，哪里就有波洛夫人的邪恶的头颅落地。”
加里奇的奥斯莫梅斯尔公、雅罗斯拉夫以及罗斯其他一些王公也都被描绘成雄伟有力的勇士。
所有这些形象，一如在“勇士歌”中，都是用夸张的手法刻画出来的。作者强调罗斯军人的力量，并以一些活生生的榜样鼓励罗斯王公们为保卫罗斯国土进行斗争。
《远征记》同人民诗歌的内在联系，也表现在对大自然的描写中。正像在人民口头诗歌里那样，《远征记》中的大自然也和人过着共同的生活。它同情人的悲哀，与人共欢乐，时刻警告人要预防危险。当伊戈尔正出发远征的时候，太阳用黑暗（日食）遮断了他前进的道路，夜以雷雨呻吟着等等，整个大自然都在预先警告着伊戈尔。而当他逃出波洛夫人的囚禁以后，太阳则在天空光辉地照耀着，啄木鸟用自己的叩啄声向他指引通向河边的道路，顿涅茨河以自己的浪涛拥抱着他，夜莺以愉快的歌唱宣告黎明的来临。
作者虽把大自然中的一切都当作有灵之物，但基本上还是表现了基督教思想，马克思说：“整首《远征记》具有基督教的英雄性质，虽然其中也有鲜明的异教因素。”[4]
作者从劳动人民所创作的诗歌中汲取比喻。他将大战比作播种、收获和连枷：“马蹄下的黑土中撒满了尸骨，浸透了鲜血：忧愁的苗芽已在罗斯国土上长出……”“人头像一捆捆庄稼铺在涅米加河畔，人们用钢的连耞打谷，把生命放在打谷场上，从躯壳里将灵魂簸出。”诗人借助于这些比喻，说明人民对待战争就如同对待一场巨大的灾难。
虽然《远征记》与人民诗歌有极密切的联系，可是它也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它不是人民群众的集体创作，而是一个既熟知口头文学又深谙笔录文学的作者独自一人所创作的。在史诗中常遇到一些可作为那个时代笔录文学特征的表现方法，比如：“思绪便立刻在树枝上飘荡”；还有演说艺术的方法，如：“啊，罗斯的国土！你已落在岗丘的后边！”“你，勇猛的留里克和大卫啊！那点点金盔在血泊里漂浮的，难道不就是你们的战士？在那陌生的原野上，被钢刀砍伤、像野牛那样咆哮的，难道不就是你们勇敢的武士？”等等。
《远征记》的作者是一个博学多识的人。他熟知自己的祖国的历史、王公关系的详情细节，广泛运用了可作为封建生活方式和武士特征的语言和表现手法：“用头盔掬饮顿河的水”，“踏上金镫”，“用钢剑铿铿地劈砍着敌人的头盔”，“翻下金色的马鞍、踏上奴隶的马镫”等等。
但作者究竟是什么人呢？历来的看法是：他可能是伊戈尔的亲近的人，因为他同情伊戈尔。他也可能是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的亲近的人，因为他也同情斯维雅托斯拉夫。他可能是车尔尼戈夫人或基辅人。他可能是一个武士，因为他不断使用“武士”这一概念。毫无疑义，他是非常博学的，而且从社会地位来考察，他未必就属于平民被剥削阶级。可是从他的政治观点上看来，他既不是廷臣、武士，也不是地方权益的保卫者，更不是什么属于王公、贵族或僧侣阶层的思想家。但近年来，苏联学者雷巴科夫根据他多年对编年史的研究，认为伊霞斯拉夫·姆斯季斯拉维奇公国的编年史作者，基辅的政治活动家大贵族彼得·鲍里斯拉维奇，就可能是《远征记》的作者[5]。雷巴科夫虽不能言之凿凿，但终系一家之言，不妨姑妄听之。《远征记》究竟是在哪里创作的呢，——在基辅、在车尔尼戈夫、在加里奇、在波洛茨克呢，还是在诺夫戈罗德—塞威尔斯基，——作品里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特征。所以这样说的理由，首先是因为作者坚持了自己的、不以封建社会的当权人物为转移的爱国主义立场。封建上层人物的地方利益对于他是无缘的，而那属于罗斯广大劳动人民的、渴望罗斯团结一致的阶层的利益倒是与他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远征记》以人民口头创作为基础，表现了要求罗斯恢复统一的愿望。作者在外来危险面前热烈地号召罗斯统一，号召保卫和平的、创造性的劳动。可见，作者是罗斯劳动人民的渴望和心情的表达者。虽然他本身大概既不是一个农民，也不是一个手工业者，而他最可能还是一个武士。
《远征记》作者本人的名字，我们是无从知道的了，而且任何时候也未必能够知道。
《远征记》的艺术价值，在十九世纪初叶的一些专家们看来，是这样的令人惊叹不置，致使一些作家怀疑它到底是不是十二世纪的作品。普希金曾坚决地维护他所一向推崇的《远征记》的真实性。他指出了那贯穿着整个诗篇的“古文献精神”，指出了在十八世纪谁也不能辨认的这一作品的古老语言；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他指出了这一作品的伟大的艺术价值。普希金认为，在任何一篇十八世纪的作品中，都没有像在雅罗斯拉夫娜的哭泣中，像在大战方酣和伊戈尔逃走的描写中所洋溢着的那种丰富而深刻的诗意。别林斯基把《远征记》称为斯拉夫人民诗篇中最美丽、最芬芳的花朵。
这是一篇逼真地、历史地、朴实地描写了罗斯人民生活画面的伟大史诗。这一史诗的辉煌的、生动的和具有独创性的语言，和那力透纸背的、贯穿在整个诗篇中的蓬勃的爱国主义感情，赋予《远征记》以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在《远征记》中体现了罗斯人民的思想和愿望——他们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为了保卫它，他们随时准备抗拒敌人，他们谴责王公们的专横恣肆和连年不息的内讧。在这位不知名的十二世纪爱国诗人的伟大史诗中，处处洋溢着的这种对罗斯国家的最美好、最富有鼓舞力量的感情，也正是这一古代罗斯伟大史诗之深为今天的俄罗斯人民和世界上一切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人民所至感亲切、弥足珍贵的原因所在。
《伊戈尔远征记》的充沛生命力是万古长青的，它将永远激励着善良的人们团结奋进。
最后，需要声明：写这篇序时，曾参阅了如下一些书：利哈乔夫的《俄罗斯文学的金言》（《伊戈尔远征记》序，儿童文学出版社，1955年）、布拉果依的《关于〈伊戈尔远征记〉》（国家文学出版社，1955年）和季莫菲耶夫主编的《文学》（劳动后备军出版社，1954年）。本书正文，乃根据利哈乔夫的诗体译文（儿童文学出版社，1955年）译出；至于注解，亦多系依据利哈乔夫注解改写而成，但间或也有参照《俄罗斯文学》（非俄罗斯中学文选第一册，1953年）、《俄国文学史》（上册，作家出版社，蒋路、孙玮译，1954年）和英文译本（牛津大学出版社，伦纳德·A.马格诺斯译注，1915年）的地方。地图与世系表系根据苏联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五〇年版的《伊戈尔远征记》复制的。
本书于一九五四年下半年译成，经过反复修改，于一九五七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二年再版时，正文和注释基本未动，只是将《译后记》改为《译者序》，并将其中个别段落和词句做了一些删改。此外，又将《顿河彼岸之战》附于篇末，作为俄罗斯文学教学的参考。从一九九五年五月至十月，对照原文，又做了一次认真校订，并反复诵读了多遍。最后又将《〈伊戈尔远征记〉漫笔》和《〈伊戈尔远征记〉在中国》列为附录，以期对读者在阅读与理解上有所助益。
魏荒弩
一九九七年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