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论

通过《左传》可知，春秋时代的谏诤制度内容丰富。首先，春秋时代的谏诤主体的范围非常广泛，主要是卿大夫；其次，等级不同的谏诤主体的谏诤方式不同，具体表现为当谏诤对象为天子、诸侯和卿大夫时，通常士以上阶层可以直接谏言，士以下（包括士）则须传言，当然卿大夫的家臣可直接向其谏诤；最后，职务不同的谏诤主体的谏诤方式也不同，作为公臣的史官、乐师等谏诤主体的职务与其谏诤方式相关，家臣则必须为家主考虑，而非国君。

[1]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250。

[2]现当代研究参见彭勃、龚飞，《中国监察制度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页12-32；赵映诚，《中国古代谏官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3期，页97-104；张晋藩，《中国监察法制史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页23-58；王谨，《中国上古谏政制度》，《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4期，页44-48。

[3]童书业，《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489 -

[4]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六十六，《四部丛刊初编》本。

[5]关于两汉之前所置谏官，参见《古今图书集成·官常典·给谏部·汇考一》卷三百九十一，第287册，上海：中华书局，1934；彭勃、龚飞，《中国监察制度史》，页12-32；张晋藩：《中国监察法制史稿》，页23-58。

[6]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1010。

[7]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1957。本文所引《左传》原文、杜预注、孔颖达正义皆自此本。

[8]参见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页452。

[9]《左传》中“大夫”有广狭二义：广义言之，包括卿；狭义言之，卿为大夫上层。在不强调二者区别时，常常用“卿大夫”一词统称大夫阶层（参见李新霖，《从左传论春秋时代之政治伦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页20-31；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页458-459） 。

[10]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157。

[11]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11-12。

[12]官师一职争议颇多，如杜预注：“官师，大夫。”竹添光鸿认为官师为官之师长，不只是大夫（参见竹添光鸿，《左氏会笺》，成都：巴蜀书社，2008，页1296）。杨伯峻认为官师为一官之长，其位不甚高（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1018） 。

[13]关于春秋时期的等级制度参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108-119；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页335-349。

[14]顾德融基于目前考古发掘出的春秋战国城市中存在不少空地，认为这些空地内有农业区，从而认为国都内也有农民，与童书业的观点稍有差异（参见《春秋史》页343-344） 。

[15]参见虞万里，《先秦动态称谓发覆》，见李圃主编，《中国文字研究（第一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页273-301。该文第一部分“先秦典籍中的动态称谓”主要依据文献《尚书》和《左传》。

[16]关于舆人的身份，历来存有争议。童书业认为“‘舆人’盖‘国人’中之从征从役者耳。以其地位较低，故用贱隶之名称之为‘舆人’也。‘舆人’可有田地，且可有‘衣冠’，并有能受教育之‘子弟’，其非城外务农之‘庶人’或奴隶可知矣”（《春秋左传研究》，页132）。顾德融则主张舆人是服杂役的奴隶或低贱的官役（参见《春秋史》，页346-347）。周苏平评析了国人说和奴隶说，并主张舆人属于国人中的士阶层（参见周苏平，《春秋“舆人”考辩》，《人文杂志》， 1999年第3期，页100-103）。晁福林通过考察舆人从周代制车者的含义到春秋为部分国人的含义的发展过程进一步支持和补充了童书业的说法（参见显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页495-511）。国人说似更加合理。

[17]参见徐复观，《原史——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见《两汉思想史》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页132-184。

[18]《左传》中，内史为周王室特有职官，诸侯国皆无。《左传》载录周内史有过、叔兴、叔服等人，至其职务，王国维说：“内史之官虽在卿下，然其职之机要，除冢宰外，实为他卿所不及。 自诗书彝器观之，内史实执政之一；又其职与后汉以后之尚书令、唐宗之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明之大学士相当，并枢要之任也。”（王国维：《释史》，见《观堂集林》卷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页271）此外，《左传》中内史职务可参见许秀霞，《（左传〉职官考述》，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99，页13-15。

[19]杜预注：“师旷，晋乐大师子野。”（《春秋左传正义》，页1958）

[20]许秀霞，《〈左传〉职官考述》，前揭，页95。此外，许秀霞认为师旷只是乐官中的一个特例（参见页258） 。

[21]关于《左传》匠职，参见许秀霞，《〈左传〉职官考述》，前揭，页42-43、 79、 109、 286。不过，许秀霞失考《左传·哀公十七年》所载卫国的匠与匠氏。

[22]关于春秋时期家臣只奉家主的观念论述颇多，可参见李新霖，《从左传论春秋时代之政治伦理》，前揭，页206-242；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前揭，页482-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