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之败：都指挥使高昂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九月，37岁的太子朱标去世一个月后，太祖将朱标的嫡长子、15岁的朱允炆册封为皇太孙。

《明史》描述的朱允炆“颖慧好学，性至孝”。太祖去世之后，21岁的他登基为帝，史称建文帝，亦称明惠帝。他很快就面临来自叔父燕王朱棣的挑战。

作为太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10岁就被册封为燕王，16岁娶魏国公徐达的长女为妻，20岁在北平就藩。

燕王体貌奇伟，“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极受太祖赏识。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四月，太祖听闻他击溃故元太尉乃儿不花大军的捷报后，十分高兴地对群臣说：“有能力扫荡北元余孽者，非燕王莫属，朕再无北顾之忧了！”（清沙漠者，燕王也！朕无北顾之忧矣。）然而在太祖的心里，燕王只是捍卫北部边疆的不二人选，却没有资格继承皇位；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只有皇太孙朱允炆。

为了确保后者顺利登基，太祖临终之前，还特地留下“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师”的遗命，禁止诸位藩王进京哭临，举国哀悼期间，诸藩所辖吏民军士，也全都要听朝廷节制。但这份遗诏似乎并未及时传到北平，因为据可信度比较高的史籍《国榷》的记载，得知太祖驾崩的消息后，燕王立即率军离开北平，赴京师南京奔丧。燕师即将行至距离南京大概只有200千米的淮安时，兵部左侍郎齐泰才收到情报。于是，建文帝立即遣使携带太祖遗诏迎阻燕王。燕王见到遗诏后，不得不返回北平。

毫无疑问，燕王在南京伏有眼线，因此可以在第一时间得知太祖已经驾崩或者足以预判太祖即将驾崩的消息，以至师行至淮安（北京至淮安的距离在1000千米左右）才被建文帝的探子发现。很难想象，要是没有太祖留下的这份遗诏，朱允炆可以在御座上安坐多长时间。

即位两个月后，建文帝采纳了兵部左侍郎齐泰以及翰林学士黄子澄等人的削藩建议。曹国公李景隆以备边为名，驰至开封，将燕王的同母弟、周王朱拘押回京。用黄子澄的话说，这样做等于是剪除燕王的手足。次月，朱被废为庶人；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等人则被拘押。建文元年（1399年）四月，湘王朱柏自焚而死，齐王、代王则废为庶人；两个月后，岷王也被废为庶人，并流放漳州。

对于那些仍然在位的亲王，建文帝以“富贵其身、不劳以事”为原则进行整顿，以削弱他们的自治能力。根据新制度，亲王的儿子如果被封为郡王，则“止食其禄，而不宾居其土”。这些做法严重违背了《祖训录》。

对于建文的削藩之举，燕王先是隐忍不发，继而装疯卖傻，继而铤而走险。待到时机成熟时，上书天子，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并援引“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的祖训，发兵“靖难”。时为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朱棣率军攻入京师，在奉天殿即皇帝位，并恢复周王朱、齐王朱榑的王爵。八日后，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族诛，坐奸党而死者无数。至于建文帝，既无确凿证据证明他死于自焚，亦无确凿证据证明他逃出生天，他的生死下落成为一桩悬案。

建文年间的可信史料不多。基于非官方史料及逻辑上的推理，史学家们已经认定，燕王登基为帝后，对官修史籍做了大量删改。例如，为了使自己的帝位合法化，他甚至否认䂵妃是自己的生母，改认太祖正妻马皇后为生母。因此，这个时期的锦衣卫也无法给人留下清晰完整的印象。

不过，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在京师城陷这一日，建文帝突然失去了对包括锦衣卫在内的亲军十二卫的控制，使得燕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进了京。《国榷》记载，六月十二日，燕军抵达南京金川门（北城门）,“谷王（朱）橞从城墙上望见燕钲鼓，与曹国公李景隆开门迎入”。

事实上，就在城陷前一日，建文帝似乎仍有能力控制京师防御，因为他在这一日将试图与燕王里应外合的左军都督府正一品左都督徐增寿（他是燕王朱棣之妻文皇后的兄弟）拘禁起来并且处死。基于徐增寿与朱棣之间存在姻亲关系，很难相信建文帝会授予他实权，也很难相信建文帝不会对他进行监控。

那么，建文帝到底是如何突然失去对亲军十二卫的控制力的？是主动舍弃还是被动放弃？如果是主动舍弃，那么，他当时是基于何种考虑，是否为了争取逃亡的时间？如果是被动舍弃，当时又是何种情况？

根据《建文年谱》，得知朱橞与李景隆开门迎燕王之师的消息之后，“帝知事去，遂纵火焚宫……（于六月十三日未时）从鬼门（可能是地道）遁去，从者二十二人”。如果这条史料属实，那么，在这22人中，是否有锦衣卫成员？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只能任人猜想了。

不过，依据事理以及现有史料留下的线索，我们有理由怀疑都指挥使高昂在导致建文帝失去对亲军十二卫的控制力的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根据《明太宗实录》的记载，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七月，即朱棣登基为帝的第二个月，赐“故都指挥使高昂之子真袭父旧职，为锦衣卫指挥使”。据此，我们可以推出两个结论：其一，高昂生前可能是锦衣卫都指挥使（正二品），且有世袭指挥使的恩典，否则“袭父旧职，为锦衣卫指挥使”之语无从解释；其二，高昂有功于成祖。

而高昂之所以选择效忠成祖，是因为他与李景隆有姻亲关系。根据《明名臣琬琰录》的记载，太祖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生有三子二女，长子为李景隆，小女儿的夫婿则是高昂。因此，当李景隆决定投靠兵临城下的成祖时，高昂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除了有关高昂的猜测，关于锦衣卫在建文年间的历史，还有其他一些值得一提的内容。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九月底，亦即建文帝登基四个月后，曾将一批殉葬太祖的宫人的父兄提拔为锦衣卫世袭千户（正五品）或者百户（正六品）。这些人包括张凤、李衡、赵福、张弼、汪宾、孙端、王斌、杨忠等，他们有的以前是锦衣卫镇抚（从五品），有的只是试百户（准百户）。他们有一个特殊的称谓——“女户锦衣卫”。

这种做法是对祖制的违背。太祖确立的制度是，可以授予宫人的父兄武职，但最高只能是百户。太祖本人曾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授予一位叶姓女官的父亲或兄弟锦衣卫镇抚的职位（级别与百户相当）。

由于王妃亦属“宫人”行列，因此，王妃的父兄，凡供职锦衣卫者，例如襄王朱瞻墡的妃子王氏（襄王第四个女儿的母亲）的家属王雄，也被称为“女户锦衣卫”。

至迟在宪宗成化年间，供职锦衣卫的官员，已经按照出身背景的不同，划分为十几类，例如皇亲、女户、保母、恩荫、录用、通事、勋卫、散骑，以及匠人、舍人、旗校、勇士、军民人等。

此外，早在洪武年间，捕盗已是锦衣卫的基本职责。根据《国榷》的记录，建文元年五月，锦衣卫千户徐斌，正是因为在常州捕贼有功，升任苏州卫指挥使。但是，锦衣卫提督五城兵马司主管京城巡捕的制度，似乎直到成化年间才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