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科学与民主

在科学与民主这两个方面，梁漱溟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加以比较，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比较看看梁漱溟对东方文化的认识。

梁漱溟指出，比起西方文化的“科学”来，“我们虽然也会打铁、炼钢、做火药、做木活、做石活、建筑房屋桥梁，以及种种的制作工程，但是我们的制作工程都靠那工匠心心传授的‘手艺’。西方却一切要根据科学——用一种方法把许多零碎的经验，不全的知识，经营成学问，往前探讨，与 ‘手艺’全然分开，而应付一切，解决一切的都凭科学，不在 ‘手艺’。……大约在西方便是艺术也是科学化；而在东方便是科学也是艺术化”^[1]。这是他对西方的科学精神的充分肯定。

梁漱溟进而指出：“科学求公例原则，要大家共认证实的；所以前人所有的今人都有得，其所贵便在新发明，而一步一步脚踏实地，逐步前进，当然今胜于古。艺术在乎天才秘巧，是个人独得的，前人的造诣，后人每觉赶不上，其所贵便在祖传秘诀，而自然要叹今不如古。”^[2]他说，中国所讲的道理思想，“句句都带应用意味的道理，只是术，算不得是学。凡是中国的学问大半是术非学，或说学术不分”^[3]。这是对中国文化缺乏科学精神的批评。

其次来看中国的政治意识与西方的民主观念的不同。他说，中国人的观念里，国家竟可不要皇帝，这简直是怪事，“他总想天下定要有个作主的人才成，否则岂有不闹哄的？闹哄起来谁能管呢？怎的竟自可不闹哄，这是他不能想象的，闹哄怎的可不必要有个人管，这也是他未从想象的。”^[4]在这里，我们怎么也找不到“崇拜中国固有文化”的影子。

“中国人看见西方的办法没有一个作主的人，是很惊怪了，还有看见个个人一般大小，全没个尊卑上下之分，也是顶可惊怪的。……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字。没有尊卑大小的社会，是他从来所没看见过的。”^[5]他更指出：“照中国所走那条路，其结果是大家不平等，同时在个人也不得自由。因为照那样，虽然原意只是把大家伙一同往前过活的事，由一个人去作主拿主意，但其势必致一个个人的私生活，也由他作主而不由个个人作主了。非只公众的事交给他，我们无过问的权，就是个人的言论行动，也无自由处理的权了。这就叫不自由。虽然事实上尽可自由的很，那是他没管，并非我有权。”^[6]所以，梁漱溟把中国的政治生活概括为“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他把西方政治生活的原则概括为“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作主的权”, “个人的事大家都无过问的权”。^[7]这些都体现了他对西方的民主精神发自内心的赞扬和充分肯定。

基于这种看法，他认为对中国人的传统政治意识加以改造，是非常急迫的事情，他指出，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以来，政治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民在此种西方化政治制度之下仍旧保持在东方化的政治制度底下所抱的态度。东方化的态度，根本上与西方化刺谬；此种态度不改，西方化政治制度绝对不会安设上去！”^[8]

由以上可见，说梁漱溟“反对科学与民主”如果不是根本误会了梁漱溟的思想，便是抢占政治制高点，以求在政治上把论辩对手压倒；这差不多成了20世纪文化激进派的常见态度，许多无谓的争论亦由此而起。事实上，梁漱溟不仅完全肯定了西方文化体现出来的科学与民主，而且对自由、平等、权利有着强烈的诉求。同时可以看出，欧化论对中国文化弊病的批评，与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批评也是基本一致的。此外，他对西方文化的伦理观念也有不少肯定，如他说：“西方人的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就与我们很不同了。最昭著的有两点：一则西方人极重对于社会的道德，就是公德，而中国人差不多不讲，所讲的都是这人对那人的道德，就是私德。……一则中国人以服从事奉一个人为道德。”^[9]

总而言之，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是：“西方的学术思想，处处看去，都表现一种特别的采色，与我们截然两样，就是所谓 ‘科学的精神’。”^[10]“西方人的社会生活处处看去都表现一种特别的采色，与我们截然两样的就是所谓 ‘德谟克拉西’的精神。”^[11]与对西方思想、政治的推崇相联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梁漱溟对中国传统学术、政治弊病的明确批评。

[1]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54—355页。

[2] 同上书，第355页。

[3] 同上书，第356页。

[4] 同上书，第362页。

[5]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63页。

[6] 同上书，第364页。

[7] 同上书，第365页。

[8]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37页。

[9] 同上书，第369页。

[10] 同上书，第362页。

[11] 同上书，第3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