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面目与路向

再来看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特性的认识。他说：“如何是西方化？但是我们假如拿此问题问人，大家仓卒之间一定答不出来；或者答的时候列举许多西方的政治制度、社会风尚、学术思想等等。无奈此种列举很难周备，即使周备，而所举的愈多，愈没有一个明了正确的 ‘西方化’的观念。因为我们所问的，要求把许多说不尽的西方化归缩到一句两句话，可以表的出他来。使那许多东西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跃然于我们的心目中，才算是将我们的问题答对了。”^[1]和当时许多知识人一样，梁漱溟喜欢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比，简化为“一句两句话”，从今天来看，这种做法难免不失之于片面，但在当时急欲对文化问题谋一解决的人来说，却成了必然的选择。

梁漱溟指出，以科学与民主为西方文化的特点和长处，“是人人看到的，并非我特有的见地。自这两年来新思想家所反复而道，不厌其详的总不过是这个，也并非我今天才说的”^[2]。我们在前面也指出，叙述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把握，一方面使人了解他对西方文化确有较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显示他的立场根本不是反对西方文化。但这还不是梁漱溟文化观的特异之处。

在了解了西方文化的特长在科学与民主之后，梁漱溟与其他文化派别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思考并未到此为止，在后续的思考中，他提出，人们都知科学与民主为西方化的特色，却没有人进一步去发问：“西方化——怎么会成功这个样子？……赛恩斯与德谟克拉西——是怎么被他得到的？……这样东西为什么中国不能产出来？”^[3]

首先，他之所以不以将科学与民主作为对西方文化的概括为满足，是因为，在他看来，以“科学与民主”来概括西方文化的提法，并未能把西方文化“征服自然”的特点表示出来，这是一个缺点。^[4]其次，出于他的“一句话”的思想方式，他希望能把“科学”与“民主”这两点归结为“一种精神”，而不是两种彼此关系不清的精神。^[5]

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中国人只是想把这两样东西“科学与民主”引进来，而他则认为在这两样东西后面还有更本质的东西。他说：

要知道这只是西方化逐渐开发出来的面目还非他所从来的路向。我们要去学他，虽然不一定照他原路走一遍，但却定要持他那路向走才行，否则单学他的面目绝学不来的。并且要知道西方化之所以为西方化在彼不在此。不能以如此的面目为西方化，要以如彼的路向为西方化的。^[6]

这就是说，科学与民主还是属于西方文化的“面目”，而不是“路向”。“此”指面目，“彼”指路向，他强调，西方文化之所以为西方文化者不在其“面目”，而在其“路向”。这“路向”才是西方文化最根本的东西。

梁漱溟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呢？照他看来，用科学与民主来概括西方文化，其方法实际上是“从西方各种文物抽出他那共同的特异采色”。而他所采取的方法，则是“从这些特异的采色寻出他那一本的源泉”。这种寻找一种文化的“源泉”的方法，也就是找出此种文化的“路向”，或者说，找出此种文化的“意欲”。^[7]

这就显示出梁漱溟的文化观是一种“深度文化观”，他所追求的不是一个文化外在的、可以归纳出来的“样法”，而是某种内在的、只能体会的“意欲”。从这里也就产生了他的文化哲学。他这样说明他所使用的文化研究方法：

我以为我们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有个方法。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通是个民族通是个生活，何以他那表现出来的生活样法成了两异的采色？不过是他那为生活样法最初本因的意欲分出两异的方向，所以发挥出来的便两样罢了。然则你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去看文化的根原的意欲，这家的方向如何与他家的不同。你要去寻这方向怎样不同，你只要 [由]他已知的特异采色推他那原出发点，不难一目了然。^[8]

所谓文化的根本或源泉，就是指文化的意欲之方向，由这意欲的方向才产生出生活的样法，不同的生活样法各具不同的色彩。

于是，他最后得出了一个关于“什么是西方文化”的答案，这就是：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或说：西方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赛恩斯”与“德谟克拉西”两大异彩的文化。^[9]

[1]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45页。

[2] 同上书，第370页。

[3]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70页。

[4] 同上书，第350页。

[5] 同上书，第351页。

[6] 同上书，第371页。

[7]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53页。

[8]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52页。

[9] 同上书，第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