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言人”王露露：用荷兰文写作的小说家
在荷兰家喻户晓、口耳相传的中国作家当数直接使用荷兰语写作的王露露。她90年代末在荷兰“横空出世”，掀起了一股热潮，荷兰乃至欧洲其他11个国家的近50万读者极为好奇地注视着这位神情略带忧郁的长发作家，倾听她用“王式荷兰语”讲述那个遥远而陌生的中国故事。王露露恰逢其时地成为掌握荷兰语、英语、汉语三门语言的作家，省去翻译中介带来的误读与拖延，站在了与荷兰读者接触的最前线。现在，她在荷兰已然成为中国话题的发言人。
王露露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爸爸是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妈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露露80年代取得北京大学英文系学士及硕士学位后便漂洋过海，到荷兰南部的马斯特里赫特市（Maastricht）教授中文。1997年，她出版了第一本荷兰语自传体小说《百合剧院》（Het lelietheater），一举攻下荷兰畅销图书榜的榜首位置，并斩获1998年荷兰文学新人奖（Golden Ezelsoor）。2001年，由Hester Velmans执笔翻译，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出版了该书的英文译本，再次成为英文畅销书。自《百合剧院》（Het lelietheater）一炮走红后，王露露以先快后慢的速度陆续出版了《致读者的信》（Brief aan mijn lezers）、《温柔的孩子》（Het tedere kind）、《白丧事》（Het Witte Feest）、《丁香梦》（Seringendroom）、《红喜事》（Het Rode Feest）、《明月》（Heldere maan）等11本著作。
在《百合剧院》这部可归类为“成长小说”的长篇作品里，主人公莲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她的“文革”经历。莲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文革”时爸爸被单位派到边远地区工作，妈妈则被送到劳改干校改造思想。莲的成长历程被搭建为故事的主线，在劳改干校里接受“私塾”教育、与同性朋友金若即若离的同性关系则被编织为故事的副线。
在作品开篇，因为一次“耻辱”的求情，莲得以跟随妈妈到了劳改干校。在求情过程中，莲的妈妈呵斥莲把衣服脱掉，好让党组书记看到她身上的白癜风。当莲扭捏地抗拒时，她的妈妈顺手就给了她一巴掌。如此“侵犯人权”的开篇后，年近14岁的莲被迫跟随母亲下放农村。她目睹了劳改干校里女性知识分子的窘迫。阴暗潮湿的狭窄居室，日复一日的单调劳动，难以果腹的饮食，让这些曾经高贵的女性如无望的囚徒般萎靡度日。莲的妈妈在高压之下，情绪极度不稳定，这种绝望让她时而温柔地细声细气，时而瞬间雷霆大发，骂声连连。在如此压抑的环境中，在妈妈向党组织的第二次求情下，莲得以向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学习，接受与学校正统政治意识形态教育不同的“私塾”教育。她听到了关于历史的不同讲述，历史观得以重塑。她如此渴望分享她学到的一切，但劳改干校里没有和她年纪相仿的朋友，她只能来到开有百合花的池塘，对着青蛙、蜻蜓等池塘生物诉说她想诉说的一切。
干校的故事成为作品的第一部分，其中掺杂着对莲的好友金的介绍。1973年以后的故事成为作品的第二部分，主要讲述莲和金的故事。金是来自穷苦农民家庭的孩子，沉默寡言，不修边幅，其外貌和智力都逊他人一筹，因此在学校里备受歧视。莲是唯一试图鼓励金好好学习、参加体育比赛的同学。她试图鼓励、引导金成为“三好学生”，但金的全部努力却因为家庭背景而毁于一旦。在莲渐渐受到异性关注的同时，莲和金之间发展出一种隐晦的同性恋之情。金最后却嫁给了一个地痞流氓，一段同性之爱匆匆而终。
来自各界的评论普遍认为《百合剧院》中社会背景的架设是真实感人的，知识分子被洗脑、羞辱、残酷对待的境遇，以及作者对于政治风云变化的描述，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本讲故事的书，毫无疑问，它成功地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残酷“文革”的印象。
《百合剧院》这本类似自传的书中，那个可怜的莲已经长大成人，成为一位作家。尽管作品中的她经历了这样的苦难，但她的乐观坚强为现实中的王露露赚得了同情分。在接受采访时，王露露说，“歌唱时，把自己视为最好的女高音；工作时，把自己视为世界运转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的自信使王露露赢得了不少女性崇拜者，被她们推崇到偶像的地位。
以坚强、独立、个性形象出现的女性作家总是容易赢得市场的青睐。卫慧、棉棉、尹丽川以及春树等女作家的作品都有了荷兰译本。然而，懂得荷兰语的王露露比这些作家更主动地参与到了荷兰的公共事务中，因而更容易成为关于中国的“代言人”。王露露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时常成为讨论的话题。在国人眼中属中等身高的王露露，在身材高大的荷兰读者看来，显得有几分瘦弱。读者们纷纷惊叹，如此瘦小的穿着高跟鞋的中国女人，竟可以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力量。
高深（Peter de Hoog）是一位荷兰退休律师，目前在莱顿大学访学。他谈及对王露露的印象时，给予了很正面的评价。他屡次提及王露露在与激进的荷兰人辩论时的精彩表现。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某些荷兰人在电视媒体前批评中国没有人权，号召荷兰人拒绝参加北京奥运会以示抗议。据当时看了现场直播的留学生描述，这些荷兰人批评中国一面冠冕堂皇地办奥运，一面不尊重人权。他们极端地宣称，“谁支持中国奥运，谁就是凶手”。王露露是在场的中国人代表，她用荷兰语与这些极端的荷兰人进行激烈的辩论。事后王露露承认当时有点情绪失控。据观众描述，她“言辞锋锐，声音尖利，手势颇多”。尽管不少人受不了王露露的尖嗓门，但有好些荷兰人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她：这个女人有点“强势”。荷兰人善辩，倾向于通过讨论甚至是辩论的方式来寻求问题的答案。他们印象中的中国人“总是不愿把自己的话说出来。中国人的表情让人猜不透”。王露露这位自信、乐观、敢言、穿旗袍的大嗓门女人以另一种略带暴力的方式改变着荷兰人对中国的传统印象。
在获得赞誉的同时，王露露作品中的故事结构、人物形象尤其是语言也引发了许多的争议。
王露露在采访中提到，“（对双语甚至三语写作者来说），用第二或第三种语言进行写作，像隔靴搔痒，像带着镣铐跳舞”。概括王露露的语言特色，第一是大篇幅地塑造意象，第二是大量地对中国成语进行直译和改编，王露露的这些语言创新虽然大胆，但也颇受争议。
意象的使用是王露露一直引以为豪的地方。王露露在采访中多次提到：荷兰人表达情感很直接，想说“我爱你”就会直白无修辞地脱口而出；而中国人喜欢说“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中文传达的不仅仅是一个语言信息，更是传递一种感觉，营造一种氛围。王露露对于意象的信手拈来，的确赢得了一批荷兰读者的喜爱。葛达（笔名）这位不懂中文的荷兰女性读者，在类似豆瓣的书评网站goodreads上，给王露露的每一本书都打了五颗星的最高评分。当笔者通过电子邮件对葛达进行采访时，她耐心且详尽地回复说，对王露露的文风极为欣赏。她对远东地区（中国、日本、东部俄罗斯、蒙古等）非常感兴趣。当她在书店偶遇《百合剧院》一书，对王露露作品的喜爱与追随便一发不可收拾。她尤其喜欢王露露的笔调，在她看来，一位荷兰作家会说“她的卷发很长”，但王露露会这样写——“她的头发，蜷曲，触到她的后背低低的地方”。这样的描写，给予葛达一个宽广的想象空间，她跟随着王露露语言的脚步，去想象一个她完全不了解的中国。
然而对于中文水平达到HSK6级的荷兰男性读者叶达安（Daan van Esch）来说，王露露这样慢条斯理的描述简直是他的噩梦。喜欢读王朔、棉棉、老舍、邓拓作品的莱顿大学汉学院研究生叶达安，因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对王露露的恶评，便决定去读一读她的作品。没读几页，他便认同了书评家的观点：作品写得过于夸张，繁琐得让人不愿卒读。叶达安举例说，作者不愿意简单地说“她哭了”，她必须用洋洋洒洒几页的篇幅，夸张地描述说“眼泪像瀑布一样从她的脸颊流淌下来，近乎像尼亚加拉大瀑布那样，但比尼亚加拉大瀑布更让人动情，让人感觉接近”云云。
另一方面，王露露大量地对中国成语进行直译和改编，既是出于塑造意象的考虑，也是意图给不了解中国的读者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她的这种举动，犹如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不仅使人怀疑她的语言能力，进而对她建构作品的能力也表示质疑。
荷兰的知名翻译家林恪（Mark Leenhouts）尖锐地批评王露露的语言实验。他举例说，王露露喜欢“无厘头”地改编中文及荷文中的短语，如汉语中“热锅上的蚂蚁”被她改为“蹦床上的蚂蚁”。而荷兰语中的“猫不在家，老鼠就乐得跳舞”，她改为“如果猫离开了垒，老鼠就乐得跳舞”；荷兰语里的“四只眼睛在场的”，她改为“六只眼睛在场的”。林恪认为这种语言实验产生的唯一效果就是荒谬，让人勉强苦笑。房儒本（Ruben Oosterhuis）是莱顿大学汉学院的研究生，他常常困惑于王露露的陌生化语言，需要将王露露的荷兰语转化为中文才能大概猜出作者的意思，但往往还是让人“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举例说，王露露在后记中将自己的作品比喻为夏日爽口的西瓜，这让他感觉非常地莫名其妙。
王露露的作品结构也颇受争议。在故事情节进行得很紧凑之时，她爱加入一段中国历史背景的介绍，时不时地突兀打断最戏剧化的一幕。除此之外，王露露的故事无悬念、虎头蛇尾、过多独白的问题也遭到颇多批评。2007年，王露露借小说《明月》获得了最差情色描写奖。这个奖为Humo杂志所设，意在消除小说中没必要的、单调的、糟糕的情色描写片段。
随着中国逐步走向国际，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国度，这位中国女人的神秘面纱渐渐被揭开，王露露的读者人数开始大幅度减少。读者对王露露的好奇度逐步下降，对她的异域情调也不再觉得新奇。然而仍有不少继续支持王露露的读者，这些人大多为30—50岁的荷兰女性，这个群体的人有学习和认识其他文化的强烈愿望，或者说得尖锐些，她们有这样的时间或闲情。虽然王露露的作品不再像之前那样热门，但她在特定的粉丝群心里，依然是一位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