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冷静与自由的日常艺术：中文诗歌的荷兰生态

王小龙曾在一首诗中调侃，在80年代的中国，随便往窗外扔一颗石头，砸中的极有可能就是写诗的人。1986年在四川成都，由诗歌刊物《星星》主办的“全国最受欢迎诗人”的颁奖礼上，北岛、顾城、舒婷等诗人着实见识了读者追星般的疯狂。然而，随着启蒙主义的失落，曾经自以为是救世主的诗人无奈地走向社会的边缘，只能在诗歌的一方小天地里，孤独而寂寥地坚守着自己的文字家园。写诗、读诗，不再成为一种全国的热潮。

在荷兰，似乎很少见到如此大规模的、变化的“诗歌热”，荷兰人对诗人和诗歌有着别样的期待。荷兰文学创作和翻译基金会会长亨克·普罗佩尔（Henk proper）指出，荷兰人的工作节奏快，每日上下班的机械生活让荷兰人或多或少地产生抑郁情绪。他们喜欢周五晚上泡酒吧，也愿意参加诗歌朗诵会，聆听诗人的声音。在他们看来，诗人对世界，对社会的态度、看法和他们不同，诗人的敏锐使他们不会聚焦于上班族那实际又物质的困惑与焦虑，而是会捕捉到生活中别的东西。在聆听诗人朗诵时，大家大可以把日常的琐碎扔在一边，感受诗人对世界的新看法和新认知。据北岛的回忆，他当年到荷兰参加鹿特丹诗歌节时，不禁惊叹观众的冷静。安静的听众安分守己，花钱购买朗诵会的门票，买份节目单或诗集，必要时鼓鼓掌，绝不会喊出“万岁”之类的口号。荷兰人读诗、参加诗歌朗诵会，似乎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活动。

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诗歌节之一。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都会汇聚于此。自1970年创办以来，几乎每年不落，今年已是第43届。在官方网站的资料库里，可查阅43年来获邀的来自81个国家的1074名诗人的简介和参加诗歌节的作品。诗歌节节目种类丰富，既有面向诗歌翻译爱好者的诗歌翻译工作坊，又有面向普通观众的诗歌朗诵会。中国大陆诗人何晓林、郑敏、北岛、马高明、舒婷、多多、顾城、杨炼、芒克、西川、翟永明、于坚、张枣、肖开愚、颜峻，中国台湾诗人洛夫、陈黎、叶觅觅等都曾受邀参加鹿特丹诗歌节。诗歌节创始人是马丁·莫伊（Martin Mooij）——北岛笔下的“马丁国王”,1930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曾是一名畅销书作家。他认为有着得天独厚的港口环境的鹿特丹，应该成为一个诗人的自由港，让世界各地的诗人能够写他们想写的东西，能够表达他们所要表达的东西。

柯雷（Maghiel van Crevel）是将荷兰诗歌翻译到中国、将中国诗歌翻译到荷兰的关键性人物。柯雷对多多、北岛的著作翻译最为全面，这两位诗人都出版过荷兰文的个人作品。在此基础上，柯雷1996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粉碎的语言：中国当代诗歌与多多》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勾勒朦胧诗的发展脉络，下篇对多多的诗歌做文本细读的个案研究。另外，柯雷还翻译了被列为第三代诗人的西川、韩东、于坚、孙文波、翟永明等人的作品。柯雷2008年出版的诗学著作《精神、混乱和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成为荷兰读者、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深入了解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诗歌的必读书籍。该书的中文译本已由张晓红译出。

80年代末在北京大学留学的柯雷，在首都剧场偶遇荷兰著名作家、出版商阿德里安·凡·蒂斯（Adriaan van Dis）以及马高明，三人携手促成了《荷兰现代诗选》的翻译和出版。1990年，既是学者又是诗人的汉乐逸（Lloyd Haft），与柯雷合作译出了1978年以来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的诗人的作品选，其中包括顾城、多多、北岛、芒克、王家新、柏桦、杨炼、琼柳等十位诗人。这本诗集由莫伊伦霍夫（J. M. Meulenhoff）出版社出版。自90年代以来，柯雷以及他的博士生张晓红、马苏菲（Silvia Marijnissen）、雨龙（Jeroen Groenewegen）等着力于中国诗歌的英文及荷兰文的翻译和研究，并协助举办位于阿姆斯特丹或鹿特丹的国际诗歌节。张晓红在翻译大陆女诗人作品、马苏菲在翻译台湾诗人如商禽、夏宇等的作品方面颇有建树。

荷兰的诗歌翻译家除了关注国内的知名诗人外，还关注了一些名字并不十分响亮的诗人，比如琼柳、陈黎、颜峻。这些诗人在荷兰有相当多的读者。

广西壮族女诗人黄琼柳，是广西乡土诗人黄勇刹（《刘三姐》的执笔者之一）的女儿。1980年以前，黄琼柳受父亲的影响，主要创作民歌体诗，如“明月跃山梁，/晚风拂面庞，/大队会一散，/踏月把路上……”（《踏月行》）1985年，广西民族出版社为一批势头正劲的广西青年诗人出了一套《广西青年诗丛——含羞草》。诗丛不仅收录了黄琼柳的《望月》，还收录了杨克的《太阳鸟》、林白薇（小说家林白）的《三月真年轻》等12位诗人的诗集。

对各种外文有广泛兴趣和了解的荷兰诗人Rein Bloem对黄琼柳作品评价极高。Rein Bloem和柯雷合作，一起翻译了黄琼柳的作品。她的作品不仅出现在1990年的多人诗集上，还结集为个人作品集。“一家很小、业余而绝对高雅的出版社（Amsterdam:De Ruysdael,1989）给琼柳出了一套五首的组诗的漂亮的双语小册子。琼柳还举办过好几次个人朗诵会、翻译讨论会、公开采访等。”

陈黎是一位台湾诗人，同时也是一名翻译家。他在2009年获邀参加鹿特丹诗歌节，因《战争交响曲》广受好评，赢得了不少荷兰读者的喜爱。诗歌通篇只运用了4个汉字——“兵、乒、乓、丘”。全诗共分三节。第一节中，“兵”字整齐排列，每行24个，共16行。第二节里，部分的“兵”字被“乒”和“乓”代替，零落且不规则地散落诗节各处。第三节恢复第一节时的整齐排列，“兵”字全部被“丘”字所代替。视觉上，陈黎巧妙地通过汉字字形和组合形状的变化，重现了战争的过程：战前整装待发的士兵，气宇轩昂；战争中变得缺手少腿，七零八落；战后齐齐捐躯，狐死首丘。听觉上，诗人通过四个汉字声音的重叠与变化，通过对音量与节奏的控制，绝妙地从另一维度重现战争。荷兰最大的报纸《NRC商务报》（NRC Handelsblad）曾以“诗人陈黎用方块字创造战争”（“Dichter Chen Li Creëert Oorlog Met Karakters”）作标题，报道诗歌节的朗诵情况。报道写道：“当你坐在观众席上，台上的异域诗人你并不认识，他们写诗的语言你也并不了解，你必须通过翻译才能间接了解诗歌的意思，必须花费心思才能与诗人进行心灵上的交谈。……坐在观众席上的你，往往会不知道在听什么，不知道为何在听。当然，灵光一闪的奇迹会出现，在某一瞬间你爱上了一首诗，一句诗，或是诗的语调，但奇迹并不经常发生。”这篇报道赞扬陈黎等诗人的努力，为观众“表演”既具地方特色又超越国界、语言的诗歌，大家可以通过视觉和听觉进行感受的诗歌。

颜峻出生在兰州，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他写诗、玩音乐，出版诗集《次声波》（2001）和《不可能》（2006）。柯雷将他的诗歌朗诵描述为“三个向度的诗歌表演”。第一向度的表演由图片构成。颜峻在大屏幕上投影一系列动态的、设计好顺序的图片。这些图片捕捉一个个社会事件，如英美入侵伊拉克、SARS爆发期间医院内部掠影以及强拆事件等。除了这些明确与意识形态相关的照片之外，还有静态的鸟儿的写照、船划过湖面的余澜、十字路口的车来车往等系列照片，光影变幻中传达一种复杂糅合的情绪：既疏远、压抑、萧瑟，又有忧郁、思乡以及怜悯。第二向度的表演是声音，有颜峻本人的朗诵，有时也有由敲击器皿发出的声音，还有一些电脑合成的声响。第三向度的表演则是配图文字。三个向度的配合，使得颜峻的诗歌表演别具一格。

当颜峻受邀参加2011年鹿特丹诗歌节时，他一惊一乍的表演让一些老年人提前退场，但赢得了大量青年人粉丝。在朗诵结束后，听众纷纷涌到前台与他握手，表示诗人启迪了他们，让他们对生活有了新的了解。前文所提到的荷兰文学基金会主席普罗佩尔先生的女儿是颜峻的忠实读者，据普罗佩尔先生接受搜狐记者采访时描述：“我自己女儿12岁就可以背他的很多诗歌，因为他的语言非常吸引人。跟荷兰作家一样，他非常关注社会问题，通过他的诗歌会讲一些政治或者社会各种各样的问题，他的文笔非常好，大家觉得他写的诗非常美，有时候非常浪漫，但是他的诗歌有时候会涉及一些比较重要的大家都面临的社会问题，所以我觉得他是个演员，也是搞艺术的，但是也有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且这个人很年轻，他的年轻观众（读者）特别喜欢听他的话，通过他的诗歌他们也会自己思考一些社会当中更重要的问题。”

诗歌节中，这些创新性的表演既形象地给不熟悉中国的荷兰观众“通报”了最新事件，又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中文的音乐美和建筑美，简洁有力地征服了荷兰观众。除诗歌朗诵外，诗歌作为一件艺术元素，被创新性地进行了艺术的融合和加工。创始人莫伊先生曾充满创意地在鹿特丹市超过400辆的城市垃圾车上写下各种精彩的诗句，把诗歌带入千家万户。2004年始，鹿特丹市政厅用两年时间，将鹿特丹新西区（Nieuwe Westen）的几条相邻街道打造为把诗歌公共艺术化的“诗路”。鹿特丹新西区的居民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此“诗路”的“原材料”是来自不同国家的诗歌作品。其中台湾诗人陈黎的诗作《墙》的最后两行“墙壁有耳/依靠着我们的脆弱巨大地存在”被荷兰艺术家布杰宁（Toni Burgering）再创造为结合诗与视觉艺术的公共艺术品，悬挂于位于马森尼塞街（Mathenesserplein）上的一座名为新马森尼塞通道大楼（Nieuw Mathenesserpoort-gebouw）的外墙。布杰宁将《墙》最后两行的荷译，和诗的标题——中国字“墙”，做成霓虹灯管，悬于该大楼入口的墙上。以黄色灯管构成的“墙”字，看起来仿佛是一间房子的平面图，有许多隔间，也有一些空地。两行荷兰语译诗，则以蓝色灯管成一列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