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文学理论和阅读经验为敌的困境

文学阅读，直接面对经典文本，本来赏心悦目，是一种审美享受。文学欣赏是一种精神的游历和提升，特点是并不需要什么专业的修养，就能够自发地为其艺术所感染，甚至达到如痴如醉的境界。因而，文学相比于其他读物拥有更广泛的读者。但是，人们对于自发的感性状态似乎并不满足，因为感觉到了的，并不一定正确可靠，就是正确可靠，也不一定能够理解。理解了才能纠正错误的感觉，使正确感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这就有了理论的追求，就有了文学理论，其目的本来是为了把自发的感受性阅读上升为自觉的理性解读，甚至还指望它能有效地指导文学创作。但是，理论本身带着超越感性的性质，既有上升为理性的可能，又有脱离文本，腾空而为空话，成为遮蔽的框框的可能。但是，人们对理论的这一局限缺乏起码的警惕，就导致了当前架空的文学理论，天花乱坠，流派纷纭，层出不穷。就其大多数来说，往往不能增加文学欣赏的情趣和智趣，相反，还可能破坏解读者的胃口。此等现象，滔滔者天下皆是，甚至包括那些专门从事文学理论研究，而且取得了世界性影响的大家。例如韦勒克和沃伦在他们的名著《文学理论》中就这样坦承：

由于对文学批评的一些根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多数学者在遇到要对文学作品作实际分析和评价时，便会陷入一种令人吃惊的、一筹莫展的境地。[1]

文学阅读惊心动魄的审美感受与文学理论为敌的窘境的普遍存在，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但是，这并不妨碍文学理论（或者文艺理论）在学术界成为显学。流派更迭频繁，新著日新月异，虽观念各异，而视野趋同，重复之屡见不鲜，水准之徘徊不前，已成常态。

文学理论作为理论，本当来自实践，一个是创作实践，一个是阅读实践。本来，文学理论的基础，第一是文学创作论，第二是文学文本解读论。在此两大实践基础上才能产生文学理论的系统建构。真正的文学理论，其前提应该是文学创作论，分析形象的细胞构成，审美价值与实用理性之分野，作家特殊心理、驾驭并突破形式规范、由风格形成流派，等等。但是，创作论这个领域却相当荒芜，从80年代以来不但专著寥寥无几[2]，而且，实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论，而是变相的文学理论，仍然未进入文学形象的深层结构，仍然是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自从罗兰·巴特宣称“作者死亡”以来，此项课题几成禁忌。文学作品产生以后，乃为读者所解读，文学理论的基础之一，应该是文学文本解读学。在上世纪末读者中心说甚嚣尘上之时，这本该成为研究之热门，然而，在中国的反响，却只有读者，并无解读。文学文本解读学著作，更为罕见。[3]然而，广大读者，尤其是对于成千上万乃至成亿的中学和大学文科教学，文学文本解读学之无效、低效甚至误效比比皆是，引起普遍的失望甚至厌恶。

创作论与解读论，在我国本来既有一定分工，同时又互相渗透。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叶燮的《原诗》大致可谓以创作论为核心，而诗话、词话、戏曲和小说评点，其基本精神乃是解读论。二者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直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可谓兼具创作论与解读论之优长，只是以词话形式呈现。当然，这种模式在逻辑的系统性和概念、论证的严密性方面有明显的缺陷，故“五四”以后，我们连同其精华一起废弃，接受了西方文论以严密的概念、系统演绎和论证为特点的模式。这种文学理论模式以其现代学科的规范，使我们的理论水准发生了历史性的突破。但是，西方文论并非十全十美，也有其不可回避的局限。那就是：第一，遵循西方经院哲学的传统，追求超越实践的形而上学，具体表现为以抽象度甚高的概念的严密为务，不厌其烦地在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领域里兜圈子，把本来简单的问题说得扑朔迷离。第二，把理论的自洽性放在创作和阅读的效益之上，这就导致了文学理论脱离甚至破坏文学创作和阅读实践。其极端者，出现了否定文学本身的“文学理论”。这就造成了文学理论封闭式的自我循环、自我消费。此等现状，有目共睹。但是，一来慑于西方文论的强势话语霸权，二来慑于国内学院派的所谓“学术规范”，文学理论自我窒息的严峻形势遂为国人所忽略。

其实，为了给文学理论以新生命，最切实的办法就是学科分化：从文学理论中把文学创作论和文学解读学分化出来，进行原创的独立建构，为文学理论提供丰富坚实的基础，衍生其固化的范畴，在许多根本问题上对之进行挑战，促使其产生突破。

以自然科学观之，学科分化乃学科发展提升的标志，如化学之分为有机与无机、生物化学与物理化学，如物理学之分为理论物理学与实验物理学、地球物理，等等，都推动了学术的飞跃发展。然而，文学理论却在近百年间一味拘守，可谓稳坐钓鱼台，毫无分化的自觉。固然，美国的韦勒克、沃伦和苏式的文学理论权威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把文学理论分为“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但是，这三个部分都缺乏文学创作论和文学文本解读学的基础。

文学理论学科一直处于混沌未分化状态，但从未遭遇挑战，这就容易造成误解，以为文学理论具有创作论、解读学的功能，遂以文学理论的一般性代替解读的特殊性。殊不知文学理论和文学文本解读学，在内涵和功能上具有莫大的差异。

[1]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156页。

[2] 据我有限的涉猎只有两部。一是杜书瀛的《文学原理——创作论》（80年代出版，2005年中国大百科出版社重版），另一是孙绍振的《文学创作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本世纪多次再版，2009年韩国学术情报出版社出版八卷本《孙绍振文集》，将此书列入第六、七卷。此外诗歌和散文均有少量创作论专著，如骆寒超的《新诗创作论》和张国俊的《艺术散文创作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3] 据我有限的涉猎，龙协涛先生所著《文学阅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最接近文学文本解读学，可惜并不着眼于文学文本解读的有效性，而是追随西方文论所谓作者中心、文本中心、读者中心之说，并未提出文本解读学的理论建构和操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