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煎熬

东方乍亮，云霞初染，看得出，这是个大好晴天。由于连着下了四天的雨，韩场长急得心里发跳，所以天色略明便催着大家出工。

昨天下午送别邱正良书记之后，韩场长与两个队长穿着蓑衣戴着斗笠到田里巡视一番，三个人还就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在现场开了个短会。林场水稻的早熟品种和中熟品种都已收割完毕，只有少量的迟熟品种有待收割，在下大雨的第一天，为了避免因禾田积水过多而导致早禾倒伏，他和两个队长将所有待割禾田进出水的缺口全部打开。但毕竟到了早禾成熟的季节，那些来不及收割的早禾最终还是倒伏了。考虑到禾杆已经变软无法打禾，倒伏后的谷穗在水田浸久了会发芽，而栽插晚禾也不宜延迟，所以经韩场长提议和两个队长赞同，林场便改变了抢收策略。具体来说就是打乱已在运作的各个“禾斛组”，将全体生产人员统一分成两组人马，由农业队队长夏冬生负责第一组，由林业队队长刘建华负责第二组，两组人马每天轮流承担割禾和担禾，直至完成抢收任务。

在这种时候，如果没有腰伤，相比较而言割禾要相对轻松一些，因为弯腰也有直腰时，可以稍事休息。但是担禾就要累得多了，因为一副重担在肩，不仅要跋涉在水田里，而且久雨之后路基松软，挑着重担的人即使走在路上也是泥泞难行，所以挑禾柬的人只要担子一上了肩，便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现在两组人马交替作业，有利于调整体力劳动的方式，这种安排确实是很有道理的。周士毅腰有旧伤，挑担勉强还行，但割禾肯定是不敢问津的了，所以就只能坚持打疲劳战，自始至终地去担禾柬。

挑担需要一副不怕重压的强健筋骨，周士毅就和绝大部分的下放知青一样，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挑过什么担，他们的肩膀细皮嫩肉未经磨练，根本经不起重压。尽管众人对挑担之事有点犯怵，但事到临头却必须面对。不过，周士毅并没有半点迟疑，他戴上草帽，拿起扁担和绳索，乘着熹微的晨光，毅然和室友们一道走向田间。

南方的农活是这样的，割禾、打禾乃至扯秧、栽禾，这些都有速成的可能，一个人如果很有悟性，心灵手巧，体质尚可，即使是初干农活，也很有可能因为掌握了技术要领而在当年“一战成名”，成为同伴里面的佼佼者，譬如乔晓娜割禾就是这样。而耕田、耙田、耖田、轧田、车水、播种等农活也大抵如此。但挑担总的来说是体力活而不是技术活，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个人的“扁担功”，只能依靠一步一步走和一担一担挨，没有经历长期的顽强磨练，没有付出大量的辛勤汗水，其“扁担功”是不可能练得出来的。

周士毅在装禾柬时有点迟疑，他想尝试着比照着别人的分量装，但许春伟听说他此前并未挑过担，就提醒他不能操之过急，劝他先要熟悉挑担的方法，再循序渐进地增加担子的重量，以免过早地把人累垮。周士毅觉得许春伟言之有理，就接受了他的忠告，比早来林场的其他知青装得稍少一些。

尽管禾柬装得不是太多，但在担子上肩以后周士毅这才明白，挑担这事看似简单实则不然。起步后，他用一双手使劲地抓住扁担，想努力保持担子的大体平稳，但这时扁担不是前高后低，就是前低后高，弄得担子起起落落，身姿摇摇晃晃，脚步跌跌撞撞，冤枉消耗了许多体力。实在没有办法，他只好放下担子来看别人是如何挑担的，通过现场观摩和自己揣摩，尤其是通过重新起步的亲身实践，他才终于窥到了一些门径。原来，挑担的关键是必须找到扁担的平衡点，要使前后的重量保持一致。在平衡点找准之后，两只手就无须去费力地抓住扁担，只需一前一后分别抓住扁担头或绳索，以控制担子不致晃动就可以了。周士毅还知道，扁担在那边的肩膀，那边的手就放在前面，而另一只手就放在后面。

终于能挑着担子快速迈步了，周士毅心里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子。但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这时他觉得，担子虽然勉强可以挑得平衡，但是老是压在一侧的肩膀上，这侧的肩膀久而久之就有点受不了了。周士毅又留心观看着，他看见那些经验丰富的老知青们，在挑禾柬时会利用扁担的弹性，在行进时突然将担子一颤，以适当加大扁担的弹幅，然后乘此机会将担子转个向并转换到另一个肩上，双手也随之前后换位。周士毅见这个方法可以让左右肩膀交替休息，很是开心。当然，真正达到转换自如的地步，则是好多天以后的事。

在来林场报到的那天，当周士毅看见章汉杰挑着一担稻谷步履沉稳地向前迈进时，他心中确实是蛮钦佩的，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既然身在农村，挑担这道关迟早都是要闯过去的。现在周士毅已经掌握了挑担的一些基本要领，便开始试着为自己加压了。每次装禾柬时，他总是尝试着为自己多装一点，他想用硬逼的办法，让自己尽快成为一条真正的庄稼汉。

不过，情况并不让他乐观。在扁担的重压下，他的肩膀先是又红又肿，继而渗出血丝，再后来竟皮破血出，衣服和鲜血黏在一块，以致每当扁担重压在肩，就让他痛彻心扉。无奈之下，周士毅就学着别人的办法，试着将担子横在两肩的背后，改以双掌左右分开在两肩侧面帮助托举重担，以便让两个肩膀得到同时解脱。在这样行进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姿势需要前倾，腰部又觉得难以承受，只好重新将担子放在肩上。他这样不时地调整着压担部位，但每个部位又都不堪重负，可以说，只要重担在肩，无论是如何挑法，其实每分每秒都是对其意志和毅力的严峻考验。当然，尽管每天肩上血迹斑斑，尽管时光过得非常艰难，尽管每天都是步履踉跄和汗流浃背，但周士毅依旧一天天咬牙硬挺下来。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段话是儒家“天命论”的具体体现，意思是，如果老天爷预先安排谁以后担当重任，就一定要提前让他饱经磨难，得到锻炼。这就给了那些正处于艰难困苦之中的人一分美好的希望，让他们安贫乐道，为了日后的“大任”而咬牙坚持，至于吃苦吃到最后能不能得到期望中的“大任”，也只能听天由命了。但道家却不是这样看问题，道家不承认所谓“天命”，认为人的命运不是天定的，而是后天际遇的总和，认为人们所经受的艰苦磨练，有可能构成他日后成功的基础，但这绝不是因为老天爷要让某个人成功，所以让他先吃苦。道家还就吃苦与成功的关系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人必先自助而后天助”，进而概括为“天道酬勤”。清朝道家的代表人物文学家袁枚，更是认为人的命运可以由自己把握，并直率地主张“我命在我不在天”。

此刻的周士毅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刻苦磨练，既不指望“天降大任”，也不期盼“天道酬勤”，他只是认为，人既然走到这一步，就必须勇敢面对，要努力把这步走好，走踏实。不管何时何地，不管境况如何，“做最好的自己”，这是周士毅始终秉持的人生信念，以前他是这么走过来的，以后他还会这样走下去。至于由此会带来什么，他至多只是把它当做生活的副产品，而不是当做人生的追求目标。有时候他甚至觉得，一个人如果做人做事企图心太强了，说不定其结果还会适得其反。

在“抢种”期间，周士毅由于腰伤的原因不能拔秧和插秧，所以只能干些不太需要弯腰的活，比如先是轧田（将割过禾的水田用轧耙把已经浸泡松软的田泥轧得更稠一些，同时也把禾兜轧下去用作有机肥）、洒石灰（用于消灭田里的害虫并中和土壤的酸性），然后是挑秧（也就是将别人在秧田里拔好的一只只的秧挑到需要插秧的水田里去）、抛秧（按照栽禾使用秧苗的情况，将一只只的秧苗合理地分抛在已经轧好的水田里），大家都看得到，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周士毅还是干得相当出色的。

江南的平原地区一般在七月底以前就要全面结束“双抢”，因而当地在农事上有句“不栽‘八一’禾”的口头禅，但山区由于同期积温偏低，早禾的成熟收割期乃至晚禾的栽插期较之平原地区一般都会相应地推迟几天，更何况今年在“抢收”期间还下了四天雨，所以尽管“抢收”与“抢种”做了适当的穿插安排，尽管后来起早贪黑地赶进度，但庙山林场“双抢”进度还是比往年慢了几天。

经过一个星期的苦战，“抢种”终告结束，至此，周士毅对于最难最苦的一段农活总算是有了一回切身体验。

在整个“双抢”期间，章汉杰的表现是很显眼的，他无论是割禾、打禾还是插秧，都可谓是一把快手，而且他挑担的功夫也能进入林场的前五名，所以他在林场知青里的威信还是很高的。不过也有人指出了他的美中不足，就是少了点正义感，如果在那次“读报事件”中，他能像周士毅那样勇敢地站出来发个声那就好了，因为这些远离父母的知青们，身处危难之时，更需要这样有担当的“主心骨”。

事过境迁，乔晓娜的情绪倒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在大家眼中，乔晓娜不仅是林场割禾的能手，而且扯秧也不落人后。这样一个年仅十八岁的漂亮文静的上海姑娘，不仅能干愿干，而且心态平和、做人低调，大家都对她发出由衷的赞叹。尤其难得的是，许多上海人为了彰显自己优越的地域身份，即使面对的不是上海人，也往往会有意无意地说上几句上海话，或者露出一些上海口音，以表明自己的与众不同，但乔晓娜却从不这样，除了与上海同乡说话外，她只是用规范的普通话与人交流。当然，她性格恬淡，少言寡语，不太愿意与人交往，大家对此多少还是有点遗憾的。

为了圆满完成“双抢”任务，远离城市下放到庙山林场的知青们，他们起早贪黑，奋勇争先，付出了极其艰辛的劳动，一场恶仗下来，大家不仅脸晒黑了，人也变瘦了。平心而论，对于庙山林场的知青来说，他们每完成一次“双抢”任务，就好像是从肉体到精神全面过了一次“火焰山”，让他们比较欣慰的是，在此期间，大家因为艰苦的磨练而在精神上获得“凤凰涅槃”般的升华。

如果说“双抢”是场恶仗，庙山林场的知青其实并非都是勇士，其中有些人的表现无疑是不尽人意的。

首先是“老三光”的偷狗闹事。“老三光”是孙子发、茅山虎、柴火旺三个人的代称，因为他们都是一九七二年从金城市下放来场的老知青，资格比较老，三个人又都剃了光头，老爱合起来与当地农民寻衅滋事，所以便在当地群众中得了这个绰号。“双抢”后期，他们为了偷懒，竟然都说自己病了，要去枫岚公社卫生院看病。韩场长无可奈何，只得由他。谁知他们三个竟在去枫岚集镇路边的夏家村偷猎了人家一只狗，并将这只狗抬到公社饭店去委托加工。没想到消息传得很快，他们被闻声寻来的夏家村的五六个后生围了起来，不是公社的公安特派员来得快，差点就打了起来。为了这事，三个人不仅被强制罚了款、写了检讨，而且公社的邱正良书记还在“双抢”总结大会上乘机对庙山林场进行了点名批评，指责林场领导对不愿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管教不严，放任自流，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其次是杨风清的消极怠工。杨风清也是金城市下放的，分在农业队。时年二十的他，居然在嘴唇上留着一道毛茸茸的小胡子，头发也留得格外的长，让人觉得是那样的特立独行，与众不同。在众人看来，杨清风是个性情孤傲不惧权威的人，譬如上次邱正良在会场上胡说八道，当时他一觉得恶心，就故意石破天惊地重咳一声，以致在会场引起了一连串的“咳嗽”反应；还有一次县知青办的领导下来检查知青点的工作时，杨清风拦住他们问了五个问题——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基本形式是不是只有劳动？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阶段性还是终身制？城市知青如果愿意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是否可以不下乡？老一辈的知青没有上山下乡是不是不适合干革命？晚一辈的“知青”以后还要不要继续上山下乡？因为这些问题太过尖锐很难回答，竟把知青办的领导急出一身的汗。特别是一到农忙时节，杨清风总要给自己放上几天“病假”，弄得加重了其他知青的劳动负担。或许他也知道自己有些不合时宜，所以平时少言寡语。常常拿起画板和画笔自顾自地作画，有时候还会到山林里放声长啸，由于他行事怪异不拘一格，所以庙山林场的知青们有的将他视作“高人”，有的则将他视为“怪人”。

日子过得很苦，但也过得很快，即使是历尽艰辛，韩场长桌上的台历还是翻到了“一九七四年八月五日”这一天，至此，庙山林场的“双抢”终于宣告结束。

“双抢”过后，庙山林场林业队的人有的去搞幼林抚育，有的去维护防火道，而农业队则开始耘晚禾。

水稻产区的人都知道，为了清除杂草和疏松土壤，不管是早禾还是晚禾，通常都要“耘禾”三次。江南省长平县一带的耘禾，是人跪在田里，胯下夹着两兜禾，左右两只手各管两兜禾，每人横向共耘六兜禾。耘禾时，人们手脚交替并用，一边耘着，一边慢慢地爬行前进。其时如果发现禾田里有草，便用手把它连根抓起来，再把它捏成一团，重新塞进深深的泥土里，对于没有杂草的田泥，也要横向与纵向全部搅动抹平，这样有利于根须发达，促进禾苗生长。

耘禾时，还有一个令人觉得温馨的细节。因为在耘禾者左右边界禾之外，有个与人相邻的“灰色地带”，这是个要么“都不管”要么“都得管”的地方，为了体现友谊，那些耘禾较快的人，往往会主动伸长手将边界的“灰色地带”主动地耘了，而得到关照的人为了表示感谢，往往会向对方报以友好的微笑。

虽说周士毅此时还没有耘早禾的体验，但耘晚禾却给周士毅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耘晚禾时，恰好处于酷暑难耐的“三伏”天，耘禾时，如果田里有少量的水，这样虽然可以减轻耘禾的劳动强度，但当室外温度达到甚至超过四十度时，水温也会使人烫得难受；假如田里没有水，耘禾时又须使出很大的力气，时间久了，会让人筋疲力尽，所以周士毅切身感受到，无论田里有水没水，耘晚禾都是很不容易的。此外，周士毅觉得最难熬的还是耘二遍和三遍禾，因为此时禾苗已经长得三四十公分高了，人跪在里面耘禾时，手臂与面颊常常会被带锯齿形的禾叶割伤，这时烈日曝晒大汗淋漓，带着盐分的汗水刺激面颊与手臂的伤口，其持久的疼痛滋味真是难以言形。尤其是当带有盐分的汗水模糊双眼时，如果听之任之，则眼睛会被盐分刺激得很疼，如果要以手臂抹去汗水，一不小心，便会让手上的泥巴糊住双眼，其时双眼难睁，有苦难言。由于耘晚禾非常辛苦，有些人宁肯不赚工分，也会制造理由不出工。

知青每天出全勤可以赚10个毛分（其中早晨2分、上午与下午各4分），如果打晚班则可以多赚2个毛分。除掉统一安排的休假和个人请假，考虑到雨天在室内有时候也有活可干，一人最多可以出勤大约330天左右，再加上打晚班的话，大抵可以赚到3300至3500个毛分。年底视每人当年的劳动能力与贡献情况，由全体劳动者开会公开评定各人的底分，最高的定为10分，然后以不小于0.1分的级差依次评定，譬如一个人被评定的底分是9.5分，当他出工赚了3000个毛分时，他实际参与分红的底分就折合为2850分。由于公社着眼于使知青安心生产不闹事，所以特意给了庙山林场一些优惠政策，譬如，林场知青不仅没有承担当地农民需要完成的粮棉油猪上交任务，而且公社还将三成的林业纯收入拨付给林场。因此，通常一个赚10分底分的人，每天可以赚得0.7元至0.8元左右的工钱，这比周边的农村生产队要高出一大截，比其他地方知青的收益也要高出不少。一个月除去休息时间，一个人平均可以赚到大约二十元左右的人民币。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勤奋能干的男知青，除了他们自己的吃穿用，多少还是有些余钱的，勤奋的女知青由于所评底分相对要低一些，所以总收益大致可以养活自己。而那些害怕吃苦或消极怠工的人，由于毛分赚得少，底分评得低，也可能自己赚的工分钱连自己都养不活，弄得经常要从别人那里借饭菜票，然后再从父母那里拿钱来还账。

耘晚禾虽然很苦，但季节更替很快就可以让人得到补偿，使人产生苦尽甘来的愉悦感。和林场里的其他知青一样，周士毅觉得一年里最让人开心的农活当属“秋收”，其时蓝天高远，白云悠悠，稻浪翻滚，金风送爽，让人感到煞是惬意。况且，晚禾收割全都是在旱田里完成的，时间又不那么紧迫，所以大家可以比较轻松地一边干活一边聊天，相对于“双抢”那样高度紧张特别劳累的状况，大家觉得这日子居然也过得不无滋味。

让周士毅充满温馨回忆的，是韩场长对一众知青颇有人情味的关怀，其时，每当干活干到半上午或半下午，韩场长都会让大家休息十几二十分钟，并将从林场甘蔗田里采折的甘蔗定量分发给大家，让大家在休息时既解渴又解乏，当然，林业队那边也享有同样的待遇。其时，久战疲劳的知青们，躺在松软的带着芳香的禾草上，一边仰望湛蓝的长空，一边吃着甜甜的甘蔗，其甜蜜舒适、优哉游哉的感觉，仿佛神仙的日子也不过如此。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在《论真理》一书中，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他认为万物的存在与否，事物的形态性质等，全部取决于人的感觉。这个观点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淡化了三维实体的客观性，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但在主要依凭人的主观感觉来界定非实体事物的性质时，这个观点还是不无道理的，譬如人们对于日子的评价就是如此。

所谓甜日子与苦日子，这是相对而言的，其本身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同样的生活，在一些人看来是甜日子，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是苦日子。此外，由同样的人来评判同样的生活，可能在某个时间会认为是甜日子，但换个时间则会认为是苦日子。评判结果之所以如此相差悬殊，究其原因，就在于不同的人或相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对生活期望值的不同，或者说是对生活所持心态的差异。这就譬如庙山林场的知青们现在躺在禾草上吃甘蔗时感到非常的惬意，很有一些幸福感，但在若干年后，当他们追忆此情此景时，或许会认为这是艰苦岁月而不堪回首。不过，有一点应是毋庸置疑的，就像土地通常不会辜负辛勤的耕耘者一样，生活也笃定不会辜负积极的参与者，庙山林场的知青们在艰苦岁月所经历的种种磨练，必将成为他们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并惠及他们此后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