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刀杀人得“红利”，强化统治施汉法

恭顺的后晋太祖石敬瑭，在割让了燕云十六州后，对耶律德光更加恭顺有加。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契丹可以帮助他灭掉兵强马壮的后唐，同样也可以对他造成致命的打击。

于是，石敬瑭采用了完全臣服的态度，对契丹可谓卑躬屈膝、有求必应，兢兢业业地履行着自己“儿皇帝”和臣子的职责。

拿到燕云十六州的耶律德光，在兴奋之后是莫名的恐惧和惆怅。喜悦自不必说，一个出身游牧民族、一直被视作蛮夷的契丹人，居然瞬间拥有了无数对自己顶礼膜拜的汉族臣民，和平坦、广阔、肥沃的中原土地，这种感觉实在太美妙了！这曾经是耶律阿保机的梦想，但也是其一生最大的遗憾，更罔论契丹为得到中原王朝一个象征性册封而费尽周折的无数先祖们。

但是，如何有效管辖和统治数量庞大的、拥有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并且在骨子里对游牧民族有一定“偏见”的汉族臣民呢？耶律德光不由联想到随父亲灭掉的渤海国，那高度汉化的渤海国民——靺鞨人，虽然在契丹人眼里非常羸弱，军事上不堪一击，但是在国族灭亡后，面对征服者那不屑和轻蔑的眼神，耶律德光永生难忘。

手持燕云十六州清册的耶律德光，一定常常透过上京府皇宫那巨大的木窗，向着朝阳、向着蓝天寻问答案。

他想起了自己的皇兄、曾经的皇储耶律倍。在被太祖册封为东丹王后，耶律倍和其他契丹人不一样，他严令自己的部属稳定渤海国各州县秩序，不得擅自抢掠，同时礼贤下士，亲自邀集一拨拨前渤海学人和官员，了解风土人情，掌握仪轨制度，向耶律阿保机谏言献策，力主维持渤海国原有的官僚体系并获得批准。

耶律倍还经常与渤海当地耄耋、垂髫一起吟诗作赋、挥毫泼墨，模仿唐人互相和对。耶律倍没有辜负父皇的信任，他不仅成功稳定了比契丹人多得多的靺鞨人的情绪，而且比较顺利地执行了契丹国对靺鞨人分而治之、分批迁徙的强制任务，使东丹国继续保持了原渤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态势，为契丹国提供了大量粮食和其他财富，成为契丹国坚定可靠的东部藩篱。

耶律德光延续了先祖和太祖的汉制策略。我们知道，“契丹自唐太宗置都督、刺史，武后加以王封，玄宗置经略使，始有唐官爵矣。其后习闻河北藩镇受唐官名，于是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与部族。太祖因之。”（《辽史·百官志》）

先是定制都城，将皇都明确定为上京，府名临潢。将石敬瑭所献之幽州升为南京；原来的南京改名东京；改新州（今河北省涿鹿县）为奉圣州，武州（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为归化州等，以明确的中原州县制度继续治理。

耶律德光开始在南、北二院基础上建立南、北面官制。耶律德光将南、北二院和乙室部夷离堇称谓改为“王”，即所谓的“南面大王”“北面大王”。北面大王主要统治主要按照部落聚居方式生活的契丹、库莫奚、吐谷浑、回纥、室韦、女真、阻卜等，以及部分被强制内迁至契丹本部的渤海靺鞨人等。南面大王主要管辖州县制的汉族或者汉化的突厥等族百姓。即所谓的“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辽史·百官志》）

部落组织中引入汉式官名，是契丹国的一大进步，使其在奴隶制国家基础上向封建制国家又迈了一大步。不仅如此，耶律德光还完全参照中原朝廷的官制称谓来管理州县，并且在南、北二院官僚机构中增设了负责政务监督、宫廷礼仪、对外交往的岗位和官员，并且在燕云十六州延用中原的科举制度招贤纳才，是为契丹开科举之始。科举选拔出来的仕人，也为契丹国及其官僚系统所用。

此外，耶律德光深入、全面地参与了中原“五代十国”的各项事务，不仅是因为他拥有了北中国辽阔的疆土和强大的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契丹国在太祖、太宗两朝，已经基本实现了皇权的汉化。契丹国这时虽然还没有勇气和信心，将自己当作正统的中原王朝，但是潜意识和实际行动已经充分证明，契丹国在当时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中国边疆政权。或者在获得燕云十六州以后，基本可以被称作分裂的中原政权之一了。

恭顺有加的“儿皇帝”石敬瑭，无疑是耶律德光与其他中原政权之间的重要纽带。由于有“君臣”和“父子”这双重关系，后晋国土成了契丹国与其他数个割据政权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的通道，这就使得契丹人不必像后梁、后唐时期那样，只能与南方进行往来了。

契丹与吴越政权的交往具有强烈的“对价”意义。契丹主要通过吴越海路的天然优势，开辟与南洋等地的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往来和奢侈品交易。而吴越则以承认为中原王朝的名义，获得契丹人控制的东北地区的山珍、毛皮等。吴越甚至在使用唐朝、后梁、后唐年号的基础上，也曾短暂使用过契丹国年号以示敬意。饱受后晋军事压力的南唐政权则希望与耶律德光建立兄弟般的关系，从而减轻对后晋的恐惧。耶律德光还多次在皇宫正式接待后唐、南唐等政权的使者，其仪制完全同于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