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原腹地“水土不服”
太宗耶律德光得到了燕云十六州，但是他并不满足。他希望自己能带领契丹人走得更远，能够实现一个人口较少民族统一中原、统一中国的梦想。
后晋王朝在高祖石敬瑭病故（942年）、其侄石重贵（后晋出帝）即位后，与契丹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石重贵不甘心长期受制于契丹，并且深深以“儿皇帝”的称号为耻。出帝可能认为自己羽翼丰满了，他开始慢待契丹国使者，并且不断向太宗发出不同的声音。辽太宗会同六年（后晋出帝天复八年，943年），石重贵下诏废除了契丹国商人在开封的贸易和税收特权，没收了大量财产，还示威般地致信耶律德光以示决裂。
这个时期，与石敬瑭当年的割据极为相似的是，同样在太原盘踞的后晋节度使刘知远，此人一直暗暗积攒实力，明里暗里与契丹人打得火热，完全不把自己真正的主子石重贵放在眼里。
积怨就这样爆发了。辽太宗会同七年（后晋出帝开运元年，944年），耶律德光的军队在燕云十六州快速集结后便向后晋发兵了。打头阵的是主要由燕云地区组建的部队，而主力军则是以耶律皇室的亲兵，和以契丹、库莫奚、女真为主的精锐部队。
经过石敬瑭、石重贵两代人发展起来的后晋军队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这支部队的精锐是沙陀突厥人，既有汉化文明的特征，也保留了先祖强悍的斗志。
战争先后持续了三年，基本呈现大范围的拉锯战。战场主要在后晋的地盘，因为拥有了燕云十六州，契丹国境已经深入长城以内，向南就是一望无垠、无险可守的河北大平原了。
石重贵的军队曾经打了几次漂亮仗，有一次甚至险些可以生俘耶律德光。但是后晋没有把握住机会，军队在长期的消耗战中日渐丧失战斗力。
此时，致命的打击在内部发生了。后晋全军统帅杜威抵抗不住契丹军队的连续打击，阵前投降了！
杜威是石重贵的亲舅舅，原名杜重威。在外甥石重贵即位后，为避帝讳，而改名杜威。早年追随高祖石敬瑭起兵，在高祖建国后，以军功由州刺史擢升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杜威后期居功自傲、品行不端，搜刮民脂民膏，引得怨声载道，后晋军纪也随之败坏。正当后晋与契丹交战正酣之时，杜威却贪生怕死，阵前率十万后晋大军倒戈，投降了契丹，并被耶律德光安排在邺地（今河北省临漳县西）驻守。
契丹军北撤后，后晋被后汉取代。后汉高祖刘知远拜杜威为后汉太尉、归德军节度使。但杜威深知自己投降契丹，剪灭后晋为世人所不齿，恐惧、心虚，不敢受命，固守城池不出。刘知远遂以此为借口多次派兵攻打。后因城中粮草用尽，杜威被迫投降。刘知远死后，杜威及其全家被后汉众臣所杀，尸体弃于市，惨不忍睹。
杜威的投降直接导致了后晋的陷落，耶律德光在几乎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就顺利进城了。辽太宗大同元年（947年）初，契丹国在原后晋朝的宫殿内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庆典仪式，太宗和文武百官都身着汉服。耶律德光不仅将年号改为“大同”，以示天下大同之意，还宣布天下大赦，采用后晋的历法。后晋军队被遣散，石重贵被降为负义侯，与其皇室被迁至上京。耶律皇族已经成为北中国名副其实的“主人”，太宗也成为北中国的皇帝。
契丹国改国号为“大辽”，升镇州为中京。
辽太宗耶律德光非常受用中原皇帝的衣冠，他接见后晋原官吏，深入了解中原王朝治国之道。辽廷任命赵延寿为大丞相兼政事令、枢密使、中京留守，原后晋官张砺为平章事，李崧为枢密使，冯道为太傅，和凝为翰林学士等等，完全一个汉人的朝廷！
辽军尽管攻陷了都城、俘虏了皇帝，不等于完全控制了后晋的全部疆土，各藩镇分别割据各地，手中都实际控制着当地的军政大权。远在太原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辽军剪灭后晋军进程中没有对任何一方有何动作，但是，作为后晋属臣，这等于变相帮助了契丹人。刘知远很“低调”，他在等待时机自己建国。
辽军见识了比燕云十六州还要富庶数倍的汴都之繁华，数年冗长的战争也让耶律德光默许了手下的劫掠行为。当然，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比如搜集历代大家的书法、绘画作品来鉴赏，徜徉在宫廷的藏书阁中寻觅经史子集，或者漫步饱览汴都美丽的中原风光。
以“打草谷”为名四处烧杀抢掠的辽军可没有太宗那么文雅，他们滥杀无辜的青壮年人丁，迫使老弱为躲避而不得不藏身于阡陌沟壑之中，大梁和周边广大平原地区百姓财富被劫掠殆尽。占领中原腹地、灭掉中原王朝，太宗的压力更大了：契丹贵族对中原财富的贪婪及其游牧民族的本性从骨子里迸发出来了，他们不仅自己大肆抢劫，还带给太宗本人以直接的压力，比如后方的契丹贵族听说辽军在中原获得财富无数，于是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要求太宗封赏等等。
太宗遂以军队灭晋有功宜加赏赐为由，令三司使刘昫以朝廷名义广征钱帛。经过辽军的反复劫掠，都城和各州县百姓已近赤贫，而征括又甚为急迫，各地于是纷纷揭竿而起，袭杀契丹官兵，使辽的统治陷入困境，有些州县局面已经难以控制。太宗感慨道：“我不知中国人之难治如此。”（《资治通鉴·后汉纪一》）
石重贵后晋政权被灭后，一直紧张关注局势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恰当地利用了契丹人的“水土不服”。他一边煽动或在物质上支持各地百姓愈演愈烈的反抗，使得原后唐境内各州县的契丹监军、使者和各级官吏纷纷被杀或被驱逐，不得不归附河东；一边在太原称帝，是为后汉，即“五代”的第四个朝代。刘知远占了中原朝廷，拥有了中原的富庶，借鉴了汉人的文物制度，也有了曾经梦想的皇帝威仪。刘知远即后汉高祖，使用后晋出帝年号“天福”。
此时的辽太宗和契丹人已经全然没有了当初灭晋时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汉服穿上了，龙椅坐上了，固然可以攻城掠寨，强占他人的土地甚至国家，征服百姓甚至他们的家园，但是最难征服的则是人心。
辽太宗想不明白，那些曾经被无能的后晋出帝统治过的百姓，曾经箪食壶浆、像欢迎解放者一样欢迎过自己的人们，为何恨不得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敌人？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军队在太宗初期遣散后晋军队中毫发未损，此刻他磨刀霍霍，不仅拒绝去大梁觐见，而且根本不承认太宗是“皇帝”，他的沙陀突厥军队也是一支虎狼之师，对陷入“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太宗虎视眈眈。
不管怎么说，中原腹地的日子越发难过了，太宗于947年春夏之交召集百官，决定北还。当然，理由是充分的：天气过于炎热，而且要探望几年没见面的母后述律平。消息迅速传开，原本已经归降辽朝的各地节度使又纷纷叛辽而去，一时间，后汉都城太原人声鼎沸、摩肩接踵，大家都来向刘知远表示效忠。契丹人的撤退比进入更加艰难，沿途各地百姓以各种方式袭扰携带大量粮秣财富的辽军，各州县的统治立刻土崩瓦解，绝大部分地区很快被北汉（951—979年，五代十国中的“十国”之一，都太原府）统治。
北归后的辽太宗冷静反思了此次中原之行之得失，他说：“朕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民私财，二也；不遽遣节度使还镇，三也。”在与三弟耶律李胡的交谈中，太宗也痛心疾首：“河东（指刘知远的后汉）尚未归命，西路酋帅亦相党附，夙夜以思，制之之术，惟推心庶僚、和谐军情、扶绥百姓三者而已。”（《辽史·太宗纪》）
今天观之，太宗的检讨确实深刻，也切中要害。民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朝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法宝。民如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契丹人抓住了天时——后晋出帝荒淫无道且不断挑衅，给予辽朝进攻的口实；坐拥地利——自燕云十六州南下，是一望无际的中原大平原，无险可守、无处躲藏；初期拥有人和——三年征战中，各地无论是因忌惮契丹军队的虎威、还是厌倦后晋的统治，胜利的天平不断偏向契丹，助其顺利攻占后晋都城大梁。但是，胜利的喜悦冲昏了契丹人的头脑，他们久已消失的肆无忌惮地劫掠百姓的基因瞬间复活了，全然没有刚刚拿到燕云十六州时的那份荣幸，那份小心和精心，那份诚惶诚恐。
“治大国如烹小鲜”，后晋100多万户、500余万民丁被纳入辽朝治下，本来是契丹人求之不得的“天运”。试想，已经基本征服并夷平了东北、漠北、西北各部的契丹人，挟燕云十六州之势，以中原腹地为大本营和支撑，统一中国、重现大唐盛世，未必是遥不可及之事！
造化弄人，世事难料。值得一提的是，辽军对后晋政权的灭亡战争，其实“费力不讨好、两面不是人”——到手的疆土丢了，中原百姓和契丹贵族都不支持自己，辽太宗以一次不可思议、虎头蛇尾般的“旅行”方式，完成了辽朝中原腹地之行。虽有收获，但相信更多的是遗憾、懊悔与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