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专职接待使节团的那位长官的情形——赠送各种粮食——中国人在食物方面的粗野习惯——关于中国航船的描写——英国大使及使团人员所乘各船的顺序
1793年8月6日，星期二
这天整个上午都忙于转运行李到接载使团的中国帆船上。这些船是由王大人[1]为大使团雇用来的。王大人是一位高级官员，由皇帝指派来专职处理关于使团事务的大员。凡有关使团人员的起居、饮食和交通等一切事宜统由他主理。
这位人物，我们对他很感兴趣；当我们在中国期间，他被指定接待大使团。他身长约五英尺九英寸，身材结实、端正，微黑色的皮肤，容貌怡悦而诚恳。他的举止风度既有礼貌又很自然。派遣这样一位合制适而又定能完成他的特定任务的人，让我们对中国政府的英明一种非常良好的印象，足以鼓励我们对这个卓越的使团此行完成任务增加成功的希望。
这天中午，我们从翻译员柏仑白先生陪同的王大人乘属官船上接到一批生牛肉和面包[2]，还有水果。这牛肉虽则不很肥，但质量很好。但这些面包，虽是很好的面粉所制，但不合我们口味；因为中国既不用酵母，又不用烤炉，因此这面包实质上和普通的面团差不多，样子宛似普通的洗衣皂切成两半。它不过是面粉和水的混合物，把它放在圆底铁锅里的蒸笼上，锅子里放一些水，然后把锅子放到泥灶上；当锅子里的水煮沸时罩上一个同木盆一样的锅盖，等它几分钟；这就是烤面包的全部过程，如果可以称之为烤面包的话。像这样的面包我们必须切成片以后再加烘烤，才能合于我们的胃口。赠品中一部分是水果，内有很美味的苹果、桃子、朱栾和橘子。
下午我们又接到一些食物馈赠，内中有牛肉、羊肉、猪肉、全猪和各种家禽，熏烤的和烹煮的都有。
熏肉的外表很别致，它是用油处理过的，表皮光泽有如油漆。它的味道不合我们口味，不如我们欧洲厨房里所预备的清洁而简单的菜肴。不过，他们烹煮的猪肉，由于没有烤肉那样油腻，却更为适口。
但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不放心，我们曾听到中国人吃的东西是不加甄别的，不但所有兽类的肉他们都吃，而且即使是病死了的动物的肉也不肯抛弃。因此同伴中有人对待他们的食物很小心，遇到切细了的杂拌或者缓火蒸熟的肉往往不敢进口，担心有不卫生的肉混在里面。当然，这不单是因为我们听到别人这样说中国的烹饪，我们自己还亲眼看到中国人在食欲上的粗野表现。在“狮子”号舰上的生猪患了致死的病，我们把其中几只丢出船外；中国民船上的那些船工看见了，他们立即跑出船外拖起这些有病的死猪，马上剖开，取出一部分煮了就吃，看来是一顿很舒服的美餐，还带着些对英国人过分的考究的嘲笑。
我们起初以为这种食欲上的粗野仅限于下级人民，因为他们大多都是如此节俭，遇到上述的情形，他们就欣然就食了。后来我们知道即使是比较经济能独立的阶层的人士，甚至政府官员们，在家庭经济上也不是没有这种习惯。这种习惯即使是饥饿的欧洲人也不会干的。
在炎热季节，这地方蚊虫成群。这种使人困扰的小虫，在热天危害真是不小。
1793年8月7日，星期三
这天早晨，我跑到“印度斯坦”号船上麦金托什所乘的中国民船上。麦金托什先生是要陪伴大使上北京的。正在此时，我们的舰队接到通知，要我们回到舟山港去，在那里等候命令。
我记不起世界其他地方曾见过类似中国民船的构造形式。它是用木和竹建造的，平底；船身大小有好几种，长度从三十英尺起到一百英尺的都有，最大的船的宽度有二十英尺到三十英尺，较小的船按比例缩小。
在这种船上，船面的这层有一排很精致舒适的舱房，收拾得很清洁，还用绘画加以装饰。内中有三间卧室一间餐室，还有厨房和两间仆役住的房间。它的地板是活动的，可以提起。船四周都有活动舱板，每一块板有一个铜环。舱板底下是空的，可以装木料；大量货物可以储藏在内，几乎不能令人相信。
房舱的上层又是一排有十四五间小房间。这是船上工作人员住的。另外一间是船长或船的主人用的。
在下面这个舱里，有木窗，很小的方洞，糊上一种油光透明的纸。窗架格一分为四，可以取下，以便空气流通，使房间消毒。外面有一个彩色的幕，从船头起一直到船尾，在很热的天气把幕撑开遮蔽强烈日光。窗外还有一层百叶窗用来抵御寒冷气候的侵袭或任何季节性的严寒。
船的两边各有一条走道，大约三十英寸宽，人在走道上来往可以不通过任何房舱。这种船很多可以载运两三百吨货物，而船的吃水不到三英尺，因此可以安然轻便地航行于最浅水的河内。有些船有两根桅杆，但一般只有一根桅。船舵都是很笨重的。我所描述的这种比较雅致的船只是在内河航行。它的结构并不这样坚实，难以抵挡大风和恶劣的气候。
在中国内河航行的船只都挂起一盏灯，一到天黑灯内点蜡烛，悬在桅杆顶上，预防那些在内河航行中常易发生的冲撞事故。这些灯是用透光的纸糊成，灯上写上字样，表明这是什么船或者船上乘的人的身份；如果这位乘客是个显要人物，则通常挂上三盏灯。船的其他部分也有挂上灯的，特别是在船舱的四周。灯的多少一般和乘客身份的高低成比例。夜间挂灯所起的作用与白昼悬挂丝质的旗帜类似。旗上标着的字同样用来表明船上乘客的品级身份等等。这条河上航行船只异常之多，景色相当悦目，有时简直是一种壮观——这么许多丛集在一起的灯光沿着河水远近移动。
我并没有资格来断定：是由于中国对内政策，或是由于一种偏见，老是固执着旧有习惯不肯放弃，或者由于对机械学的无知，而使得航海技术方面的科学一无进展；今天所见的船只与一百年前的显然是同样的，没有任何科技进步的显示。
为英国使团人员晋京所备的许多船只照下列顺序安排：
中国的大官员和他的随从人员乘五只船
第一号船马戛尔尼伯爵
第二号船斯当东爵士和公子
第三号船中文翻译官柏仑白先生
第四号船本松、巴瑞施和克卢三位副官
第五号船“印度斯坦”号船长麦金托什先生、马克斯威先生、吉兰医师和赫脱南先生
第六号船巴罗先生、温得先生和培林先生（培林先生是佛兰西斯·培林爵士[3]的儿子）
第七号船斯科特医师、丁维提医师、希基先生和亚历山大先生
另外，还有几只载士兵、机工和仆役的船，组成这一个航行队伍。
[1] 原文为Van-tadge-in，据北京图书馆藏《乾隆五十八年英机黎国人贡始末》清抄本，此人名为王文雄。
[2] 指的是“馒头”，北方人称“悖悖”。
[3] 原文为Sir Francis B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