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会谈重点及纷歧

会谈约可分作四个阶段：最初四天的连续谈话，是第一个阶段。9月4日起，谈实际问题，从4日至21日共有8次会谈，这可说是第二阶段。27日再启商谈，到10月5日为止，共有4次会谈，这可说是第三阶段。会谈纪要公布之前的几天，可以说是第四阶段。⁽⁸²⁾以下为国共双方9月4日以后的交涉过程与主要内容分析。

（一）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的交涉

9月4日晚上9时起，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中山四路德安里第101号的尧庐进行首场正式谈判。谈判由邵力子开场：“今天是谈具体问题？抑任意提出问题？”周恩来随即回答以中共所提的十一项具体建议，进行商讨。周恩来显然希望以9月3日中共所提出的十一项要点为本，来主导谈判议程。邵力子指出中共提案的症结点，并限缩其议题范围，认为第九、十两项，实令政府为难，应重新考虑。张群表示双方既有诚意，所提条件距离不可太远。周恩来也释出善意，以缓和谈判桌上的对立气氛。

邵力子将讨论的焦点再拉回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两项议题上。张群亦表达国民政府方面的困难：“如认解放区为国家内部另外一种政权，致将国家领土分割，人民分裂……切不可在一个国家范围之内，某些地区可通行某种法令，某些地区又另外通行一种法令。倘然如此，则根本与国家政令之统一背道而驰了。纵如兄等所议，重划省区而治，亦是各行其政，互不相谋，非导致国家于分崩离析之局不止了。”⁽⁸³⁾张群把国共双方的矛盾，即议题所涉及之军队改编与解放区的处置办法，明白地指出来。

周恩来表示中共已对国民大会的选举方式做出让步，但邵力子认为中共要求承认解放区的做法，将被社会评论为有如南北朝。王若飞则一面强调中共以“和平、民主与团结的方法来求得统一”的原则，一面答复“此次会谈，我们要解决一切问题，首须承认事实，……今日我党客观之事实为何，即拥有一百二十万军队，十九个解放区政权，此种事实如不承认，而要用武力解决，则不仅为今日之国情所不容许，而且为我党所坚决反对”。⁽⁸⁴⁾王若飞表示承认国民党政权和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同时要求国民政府方面承认中共拥有军队与占领地盘的事实。周恩来接着也提出几个省与几个市的人事安排。

双方在军队整编、解放区问题上，各持己见，会谈并无结论。9月8日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在尧庐继续进行第二场谈判。周恩来一开始就表明共产党方面已建议十一项谈判要点，并且“此次建议之精神，在承认国民政府的法统，与蒋主席的领导地位……我方已为很大的让步，其他军队驻地与省区问题，我方皆提出切实之方案，而兄等认为不能考虑，尚无明确答复，究竟政府对于这些问题如何想法，我方亟愿知道”⁽⁸⁵⁾。周恩来希望国民政府方面能提出具体的谈判议题与内容，使己方得详加考虑。

张治中就中共所提方案，认为有如割据地盘，所要求的16个军48个师，数字太大，借此质疑中共的诉求，以压低中共的期待。面对国民政府方面的批评，周恩来干脆把问题抛回，他回答：“如政府不能承认我党现有之地区，即可实行普选，如不赞成普选，又不能同意我方建议，则政府尚有何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兄等总不能要求我方一概让步，一概退出。”⁽⁸⁶⁾

张治中以“现代化国家”的标准，批评中共军队扩充的速度。周恩来表示并不反对军队缩编。王若飞则将中共拥有军队的事实再作一番陈述：“今要解决国共两党问题，必须承认现实——即两党皆有军队（中共有军队一百二十万人），皆有政权（中共有十九个解放区），……现在抗战结束，国家需要统一，不容两党从事武力内争，而且要想武力统一，已不容许。……兄等要求军队减少，地区缩小，我方亦可承认。故已由一百二十万军队缩编为四十八个师，何能谓为扩充部队。解放区乃既成之事实，只求中央承认，并非要求中央新划地区。”⁽⁸⁷⁾双方你来我往，仍无共识。

（二）政治主导权与国民大会的争议

国共双方于9月10日下午3时至6时半在尧庐继续展开商谈。周恩来一开始就明白指出双方攻防的焦点，“在军事、政治、党派三大项目中，最重要者为政治与军事，而政治方面所包括者有三大问题：（一）政治会议，（二）国民大会，（三）省区。军事方面所包括者有两大问题：（一）重划受降区，（二）缩编军队。至于党派问题，彼此意见，略相接近，易于解决”⁽⁸⁸⁾。周恩来把话题围绕在政治会议上，就政治会议的工作重点、组织、人数等问题，分别作了界定。⁽⁸⁹⁾张治中则建议把会议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不必称为“党派会议”，其参加人员可由两党协商名单，送请国民政府召集之。

双方接着就国民大会的问题交换意见。周恩来主张重选代表，并延期举行，但在双方协商未臻一致以前，暂时不公开，并对国民大会的职权提出看法。针对周恩来的主张，邵力子把国民大会的职权、选任方式等，作不同阶段的区隔，以要求中共的让步。张群为求周延，建议“倘今日商谈尚不能作一决定，则拟留待明日继续商讨，并可请国民大会负责主持之叶楚伧、张厉生两先生参加说明”⁽⁹⁰⁾。此外，双方就各党派参加政府、复员善后等问题交换了看法。

9月11日下午4时，张群、邵力子、叶楚伧、张厉生和周恩来、王若飞，针对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继续商谈。在张群开场介绍后，张厉生先陈述希望双方以客观态度讨论，以缩短彼此间的距离。叶楚伧接着就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名额与方式，进行详尽的说明，他统计，“区域与职业未选出及国府遴选未定之代表名额共计尚有四百八十名”，而且“如期开会，恐冀、察、平、津等省市亦来不及选举”。⁽⁹¹⁾张厉生补充说明国民大会的职权与办理全面选举的困难。

周恩来见国民政府方面不愿举行全国性的选举，改提议国民参政会中有人主张之就各区域内代表名额再增加三分之一，以为补救。叶楚伧及张厉生都认为不可行。国民政府方面坚守底线，未让共产党方面得到便宜。国共双方接着在代表名额上打转。张厉生建议“我等今日之讨论，可先就此四百八十名额中研究办法，即如何使各党各派之人士参加。将来以选举或遴选之方式产生之，均无不可”⁽⁹²⁾。面对国民政府想把谈判议题限缩在剩余的480席代表的选举办法上，王若飞质疑已当选代表的选任方式与超过六年的任期，认为他们欠缺代表性，最好能重行选举；但选举需时，故大会必延期召开，可先召开政治会议，使各党派参加政府，然后再行普选。

周恩来对国民大会的任务，包括制宪、行宪与选举总统，表示赞同，但对“国民大会之代表不经普选，则我党一贯的不敢茍同。固要我等承认已选代表，殊为困难”。周恩来以民主原则，反对国民政府方面不举行普选的主张。张群试图再把议题拉回，主张不如在承认原有代表的原则之下另想补救之法。

周恩来接着询问国民大会的组织法与选举法可否修改，张群答以协商的方式为宜，不宜让问题复杂化。周恩来改向叶楚伧索取相关资料，请国民政府方面提解决方案。谈判仍无具体结果。

对于连日谈判进展缓慢，蒋介石于心中盘算：“余今日对俄、对共，惟有以诚与敬对之，未知果能收效否？”⁽⁹³⁾因此蒋介石在9月12日中午出面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在林园用餐，张群等人作陪。⁽⁹⁴⁾双方谈判代表张群、邵力子、张厉生和周恩来、王若飞，接着在下午3时半就国民大会、政治会议、共同施政纲领、参加政府和解放区等问题继续商讨。

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周恩来释出善意，对于重选代表部分，表示谅解政府的困难，但希望修改国民大会的组织法与选举法。张群主张在承认已当选代表的原则之下，国民大会之组织法与选举法，亦可酌予变通办理，以期双方愿望皆可达到。

在政治会议问题的攻防上，周恩来先主张：“国共双方之人数不妨减少一点，而保留较多之名额延揽各党派与无党派之人士参加，其协议之事项，须事先由两党商得一致之结论，再由政府提出政治会议，经会议决定一致而执行之。”⁽⁹⁵⁾接着双方就各党派参加的方式与名额作讨论，张群归结：“对于政治会议之意见，归纳言之，不外（一）政治会议之组织，（二）政治会议之地位，（三）政治会议协议之范围。今天所讨论者，可为下次进一步商谈之根据。”⁽⁹⁶⁾至于在参加政府、解放区等问题上，国共双方交换看法，但并无具体共识。

（三）政令统一与划地分治的僵局

9月15日下午3时至6时半，张群、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在尧庐谈判。张群采开放议题的方式，让共产党方面先发表意见。周恩来则就省区问题，请国民政府方面提方案。张群把议程的主导权又让给了共产党方面。周恩来见状提出，省县行政人员“或由下而上，根据民选之结果，呈请政府任命，或由中共推荐人员，请政府核委”⁽⁹⁷⁾。张群请周恩来举例说明，又询问中共驻军与县治的关系。

张群表示基于国家政令统一的原则，无法接受划定何省由中共任主席，何省由中共任副主席。王若飞则回应划定省区是“就既成之事实协商解决办法”。张群则依据蒋介石的意见，主张“各省地方用人，应由中央政府依照法令规章办理，……不能以此作为谈判条件，以此条件限制政府”，并且“凡国境以内，不容有两套相反之法令制度，同时并行”。⁽⁹⁸⁾张群从制度面与法治面，来回绝共产党方面把划定省区等同于既成事实的做法。

王若飞以中共党内未必接受新主张来回避国民政府方面的强硬态度。由于双方均不肯让步，周恩来要国民政府方面多考虑中共的立场。对于地方政权的问题，双方各说各话没有交集。张群把话题转到军队整编的问题上，周恩来表示如果中央军队缩编，中共军队亦将缩编。张群接着询问中共军队、驻地和解放区的关系，周恩来说：“军队与解放区并无绝对的关系”，“改编以后之四十八个师，当然驻于现在之‘解放区’，不能驻在他处”。王若飞则表示：“我方之军队，将集中于淮北及黄河以北，湖北与广东等地之军队皆须退出。”共产党方面以中共军队北退，作为在此议题上的让步。⁽⁹⁹⁾

邵力子接着提出要中共军队依中央之规定，编为12个师。周恩来回答说：“我方一百二十万军队，若要一旦即裁减为十二个师，实不可能，故必须分期实施。我等盼望本月份内，双方谈判能将问题解决，问题解决之后，执行时间至少必须三个月。此三个月之过渡期间，我等如能将军队裁去一半，亦可使国内人心大安矣。”⁽¹⁰⁰⁾张群指出两周来双方谈判的症结所在，并认为授权不足，不能再做任何主张，最好由蒋介石与毛泽东直接商量。

面对张群的摊牌，周恩来与王若飞则轮番表示共产党方面已让步，张群表明国民政府方面也已让步，然“现在兄等要求四十八个师，而政府只能允许十二个师，相去实在太远”。周恩来回答：“我方所提方案乃第一步在国民大会以前将一百二十万军队裁为四十八师。将来随国军之缩编而缩编，自可再为减少。”⁽¹⁰¹⁾周恩来把军队缩编的时间拉长，一方面作为让步，另一方面也给自己更多空间。

张群随后建议“将军队驻地与解放区问题合并讨论，拟具具体办法，作一次解决。由军队数目之协定，而议定其驻地，由驻地而议定解放区，如此即可将问题简单化”⁽¹⁰²⁾。周恩来表示可以考虑，邵力子则要共产党方面提出解放区的确切范围。当天最后张群请周恩来和王若飞转告毛泽东，希望就军队驻地与解放区问题，能提出修正案。对于共产党方面在军队数目和地方政权问题上的议案，蒋介石分析，中共“近来从容不迫，交涉拖延之故，其必等待美国政策之转变，期望国际共同干涉内政也”⁽¹⁰³⁾。而为了塑造会谈和谐之形象，蒋介石仍在17日中午约毛泽东和赫尔利等人照相供媒体报道。但蒋氏对于张群回报双方在整编军队上的谈判情形，心中已略显不耐，其在日记中载道：“据岳军言，恩来向其表示者，前次毛对余所言，可减少其提军额之半数者，其实为指四十八师之数。”⁽¹⁰⁴⁾

（四）互不相让的军事问题

9月19日下午3时，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和周恩来、王若飞继续交涉。双方的谈判由周恩来开场。周恩来首先表示在和毛泽东讨论后，中共愿让步，将中共军队的比例调为中央军队的七分之一，以后中央军队裁减缩编，中共军队亦依此比例裁编；其次中共为争取东北，采“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故提出将中共军队撤退至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¹⁰⁵⁾对于共产党方面在形式上的让步，张群不敢大意，要周恩来明确界定范围，并询问中共军队的调动方式和军饷粮秣的后勤事宜。张群并表示“此新方案，甚难考虑，余等亦无何意见，候转呈蒋主席请示”⁽¹⁰⁶⁾。张群不直接答应共产党方面的诉求，以请示为由，争取考虑的时间。

双方接着就发表谈判公告的内容进行初步讨论，并就国民大会的问题继续商讨。对于国民大会的问题，周恩来建议可留待政治会议讨论，并主张必须邀各派共同商讨。

张治中将议题转到军事方面，语气强硬地表示：“关于军队问题，兄等要求太过，不必再讨价还价。余认为此一问题，非距离之大小问题，而为根本观点之不同的问题。中共之观点，总以为必有军队，有地盘，控制军政机关，始有保障……兄等试思中共军队悉数撤退至黄河以北，而据有黄河以北之地区，是无异分疆而治，欲二分天下有其一。……兄等去年尚只说所有官兵不过40余万人，今则忽增至一百二十余万人，未及一年时间，而中共之军队何来如许官兵？”张治中对共产党方面的军队规模、划地自治，提出强烈的质疑。王若飞未就张治中的问题直接回答，但亦坚决地指出：“现在我方官兵都极愤慨，汉奸军队都已获得中央之委任，而中共抗日部队，反不能得到中央之承认。须知中共军队即令不获中央之承认，不获中央之接济，亦必能生存发展。”⁽¹⁰⁷⁾此日的谈判就在双方各自坚持的情形下告一段落，双方的谈判也陷入僵局。

对于谈判迟迟未有结果，唐纵判断中共所持谈判的策略为：“拖延时间和缓各方空气，以期转移兵力于华北，乘势进入东北造成新割据局面。”⁽¹⁰⁸⁾唐纵建议国民政府向美国大量接洽飞机船舶，将国军运送至京沪平津东北各地，以抑制中共军事之发展。为了使双方互不相让的军事问题能有进展，张群在9月21日的谈判开场白后，即请负责军事议题的张治中先行说明。张治中首先肯定共产党方面的让步，但也对中共的要求深表不满。张治中以日本军队之规模及军费负担为例，要中共军队编为12个师，或增加几个补充师，但至多不能超过5个军16个师，且不应依比例来决定。⁽¹⁰⁹⁾国民政府方面除在军队数量上做让步外，在军事指挥权上则不愿让步。对于中共军队驻地的问题，则要中共明确指出地点，把军区和省区问题划分开来，间接拒绝中共推荐省主席的诉求。

王若飞认为中央要消灭中共军队，周恩来先肯定双方追求解决问题的态度，并再次声明“今日我党已承认蒋先生之领导地位，已承认国民党为中国之第一大党。……但国民党却不能以领导者自居，而以被统治者视我党，否则，此种观念一经表露，必惹起我党之愤怒……我党所有军队政权，并非不愿交出，倘依去年我党之提案，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成立联合统帅部，则我党一切军队与政权皆可交与政府处理。……政府今日欲求达到统一全国军政之理想，必须采取民主之方式，循一定之步骤，而非可一步登天，一蹴即就”⁽¹¹⁰⁾。周恩来对于军队整编，则仍是坚持依比例，以相约束。张群干脆请周恩来提出军队整编的最后数字，但周恩来又将话题转到要求另设北方行营。

双方在军队整编数目和地方政权上存在歧见，几经交涉，未有共识，因而谈判气氛渐趋僵硬，王若飞甚至握拳击椅。邵力子反驳中共以非民主来形容国民党的统治方式。双方在谈判气氛稍缓和后，仍在地方政权和军队数目上打转。邵力子在当天谈判结束前，询问共产党方面对发表公告的看法。共产党方面强调要说明双方坚决避免内战的努力，张群则认为应等赫尔利大使自沪抵渝后再与商量。本次谈判在双方表示同意发表公告下，宣告结束。

谈判至此，蒋介石在21日晚间与赫尔利商谈国民政府的让步底限，“以军额最大限为廿师，如其仍要求华北各省主席，则不再谈矣”⁽¹¹¹⁾。而赫尔利为了力促国共双方在重要原则上达成协议，原定9月18日返美的行程，也因此延后到22日才启程。不过唐纵在26日收到加拿大大使欧德伦（Victor W．Odlum）与陶希圣谈话的记录：“赫尔利回国系受国务院之攻击，此次国务院远东司之改组，对中国政府实为不利，赫氏为彼等所牵制故不得不回国，其再来中国之希望甚少；并称，倘蒋主席此刻采大胆之步骤，成立一临时协议，对中共予以让步，必能改变美国舆论。”⁽¹¹²⁾此事对国民政府方面的谈判代表造成不少压力，但蒋介石判断国民政府当时在政治和军事上握有主动权，因而已不愿再做让步。

（五）议而难决——另设军事小组

9月27日上午10时，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和周恩来、王若飞改在重庆中山四路德安里103号宋美龄的住宅，就未取得共识的部分继续商谈。张治中一开场就谈军队整编的问题，为解决此一争执不休的议题，他提议：“中共之军队要缩编至规定数字，尚须经过相当之程序与步骤。此中技术上之问题可否由军令军政两部及兄等派员另组小组会议，以提供材料，交小组研究解决，共同商讨。”⁽¹¹³⁾张治中建议另外成立军事小组，研究解决军队整编的问题。周恩来先表示考虑接受张治中的新提议，但也留下要国民政府方面提出计划、派员参加及共产党方面商讨三阶段的伏笔。

周恩来说明共产党方面历次的主张，但也保留弹性，希望交由政治会议解决。周恩来有意把地方政权的问题，延至日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再解决。张群反驳周恩来提出的论点，认为如重划省区，则必须涉及全国，变动过大，此时不易实行；若干省由中共推荐主席，若干省市由中共推荐副主席与副市长，亦与中央之意见不相符合；重选加委办法，现在宪法尚未颁布，省的法律地位尚未确定，亦未便施行。邵力子则对中共妨碍中央军队接收表示批评。周恩来态度强硬，并表示中央如要利用铁道运输，中共军队也可以利用铁道运输。因中共已占领有利的交通要塞，所以双方在省县的治理问题上，有暂时维持现状的共识。

（六）异中求同下的共识——召开政治会议与发表公告

9月28日上午10时，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和周恩来、王若飞，继续努力寻求双边的共识。张治中先询问共产党方面派何人参加军事小组会议，周恩来说毛泽东主张派参谋长叶剑英参加。张群接着把议题导入政治会议的名额分配上，主张：“政治会议之人数，我主张为二十五人，国民党为七人，共产党为六人，其余十二人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各占六人，名额上如需伸缩余地，则可规定为二十五人至二十九人。”对于代表数额的问题，周恩来先是主张要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但随后则主张要多延揽社会贤达，改主张以“三十六人加主席三十七人为宜”。⁽¹¹⁴⁾

双方还就参与政治会议代表的身份、党派界定、无党派参加人员、讨论事项及范围、会议的协议方式等问题交换看法。张群最后总结：“在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以前设政治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之，各党派领袖及社会贤达为会员，协议和平建国方案与召开国民大会问题，名额暂定为三十七人。”⁽¹¹⁵⁾

10月2日，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在中山四路德安里103号就政治会议、解放区等问题继续进行商讨。周恩来首先提出，目前政治会议现有尚未解决的会员人数、协议一致、召集日期等问题，表示中共在代表名额上，愿由9人减至7人，在会议召开日期上，中共主张于本月10日举行。国民政府方面则未表同意。

接着针对解放区问题，张群提到根据延安6月底之地图，解放区仅60余县，范围甚小。周恩来回应：本来是60余县，然在日人投降前后已增至80余县，截至现在为止，已增至280余县矣。张群质疑中共在短期内如何办理选举，周恩来表示系分区办理。双方还就避免冲突、受降、进兵等问题有所讨论，最后双方同意将一个多月的谈判做一记录公开发表。⁽¹¹⁶⁾不过就在双方谈判代表打算公开谈判结果时，蒋介石对于共产党的评价却愈来愈负面，其于日记中表露：“共党反盗为主，其到重庆，在军事政治上作各种无理要求犹在其次，而且要将国民政府一切法令与组织根本推翻，不加承认，甚至实施宪政之日期与依法所选举之国民大会亦欲彻底推翻重选，而代之以共党之法令与组织，必使中国非依照其主张，受其完全控制而成为纯一共党之中国，终不甘心。”⁽¹¹⁷⁾

不过蒋介石并未把内心对共产党的不满显露出来，国共双方于5日续就政治会议的有关问题及解放区问题再行讨论。在解放区问题部分，张治中提出用“行政专员区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周恩来表示仅部分地区可行而已。张治中又主张“解放区原是战时的产物，现在战事结束，该当取消”。周恩来表示可将张治中的建议向毛泽东转达，并宣布毛泽东将于下周返回延安。⁽¹¹⁸⁾共产党方面此做法，设下期限，把时间的压力加诸国民政府方面。

双方在8日就《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进行确认，晚上张治中在军委会礼堂举行欢送毛泽东的晚会。⁽¹¹⁹⁾10月9日毛泽东向蒋介石辞行，并在蒋介石官邸就两党合作问题商谈约一小时，蒋介石说：“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¹²⁰⁾双方由于互信不足，很难就军事问题真诚讨论，更遑论做实际的让步。有关重庆会谈前后，国共双方阵营对各项议题的主张，汇整如表1-3。

资料来源：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29—30、39—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