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综述

（一）大陆地区研究综述

李提摩太集传教士、政客和学者于一身，对晚清社会变革、历史进程和文化转型的影响可谓沦肌浃髓，一直都是历史学、宗教学、翻译学、社会学和文化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笔者以“李提摩太”为关键词搜索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发现共有近千篇相关研究论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7篇，硕士学位论文59篇⁽¹²⁾，成果十分显著。现将历年研究论文统计如下（表一），从中清晰可见李提摩太研究的轨迹和态势。

表一：1951-2015年李提摩太研究论文统计表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外，李提摩太研究论文呈明显上升趋势，表明其人其事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现分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以来三个阶段，对部分重要研究成果进行具体述评。

由于特定的国情和时代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陆学术界一直视来华传教士为“十字架上的殖民主义毒瘤”，对李提摩太也概莫能外，有失公允。丁则良的“马关议和前李提摩太策动李鸿章卖国阴谋的发现”（《历史教学》1951年第2期）和林树惠的“戊戌变法前后英帝在华人员的操纵干涉”（《历史教学》1952年第10期）都把他定性为“帝国主义的帮凶”，郭吾真“李提摩太在山西的侵略活动”（《历史教学》1964年第4期）则把他描述成“披着羊皮的狼”。这段时期有两本研究李提摩太的专著。一是丁则良的《李提摩太——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开明书店1951年），文本简薄，只评述了李提摩太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些政治活动，李提摩太被戴上“侵华急先锋”的帽子。二是李时岳的《李提摩太》（中华书局1964年），挖掘了一些新史料，内容包括李提摩太的赈灾宣教、传播西学和参与政治诸方面，总体仍是批判他以乐施好善之名行文化侵略之实，认为他的西学著译活动是一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传教士群体的研究专著增多，评价也渐趋客观全面。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首开新时期传教士研究之先河，以传教士推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为主线，对他们参与军事、外交、政治、慈善和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阐述，其中对李提摩太的评论仍集中为殖民主义的帮凶。1982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读《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文，是官方首次对传教士进行肯定评价，也为其后的传教士研究指引了客观方向。顾长声的另一本著作《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在专章论述李提摩太时，总体上批判之意溢于言表，但也肯定了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进步作用，认为他大量地向中国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情况，在客观上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和一部分官吏起过程度不等的启蒙作用。徐士瑚的《李提摩太传略》（山西大学出版社1992年）对李提摩太生平事迹进行了描述性介绍，但多摆事实，鲜有评论，自称既无涂脂抹粉之意，亦无文过饰非之心。袁伟时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年）认为李提摩太推动和参与了具有积极意义的维新变法运动，因而是晚清中国社会进步力量的朋友，进而肯定了李提摩太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主张对待这样的人物，即使是来华传教士，也绝不应该不问青红皂白地予以谴责。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对李提摩太做了创新性研究，既能看清李提摩太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企图，同时也肯定了他在西学传播和维新变法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对他主持广学会期间的西学著译进行了细致梳理并对代表性作品进行了具体介绍。邹振环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4年）评论并比较了李提摩太的《大同学》与傅兰雅的《佐治刍言》对自由、民主和平等思想的宣传，剖析了《百年一觉》中的乌托邦梦想。邹著还以前人所言“最乏味的残余与最风行的读物”为副标题评述了《泰西新史揽要》，认为传教士不会主动提供真正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但历史运动的结果往往与动机不甚一致。这一时期也有较多研究李提摩太的学术论文。施宣圆、吴树扬的“李提摩太与戊戌变法”（《复旦学报》1988年第4期）指出，究竟如何看待李提摩太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影响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敏感问题，但又是一个值得直面的研究课题，接着具体讨论了李提摩太在晚清政治变革中的历史贡献。研究这一主题的论文还有雷绍锋的“论戊戌时期的李提摩太”（《江汉论坛》1993年第9期），郭汉民的“李提摩太来华初期的社会改革思想”（《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王立新的“传教士与洋务运动”（《南开学报》1995年第4期），段晓宏的“李提摩太的社会变革主张对维新派的影响”（《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以及张伟良、姜向文、林全民的“试论李提摩太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和影响”（《清华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从历史学和宗教学视角交叉研究的论文中，论及李提摩太的有罗志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夏明方的“论1876至1879年间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对华赈济事业”（《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和王立新的“英美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会通”（《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2期）。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从翻译学和传播学视角交叉研究李提摩太的论文，如袁荻涌的“论清末政治小说的译介”（《贵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和刘树森的“李提摩太与《回头看纪略》——中译美国小说的起源”（《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¹³⁾，视角新颖，观点明晰，总体描绘了李提摩太“中华良友”的身份特征。

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传教士的研究视角更显多样化，研究成果更加丰硕。2004年5月北京大学曾举办“传教士与翻译：近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1840-1950）”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及其成果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从文化传播学视角研究晚清西学著译及其对社会历史进程的作用。2006年11月北京大学和美国旧金山大学联合举办“基督教在中国：比较研究的视角与方法”青年学者研讨会，从历史学、宗教学和比较文学视角探析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这两次学术会议促成传教士文化使者身份进一步由隐趋显，传教士西学译介研究蓬勃兴起。杨代春的《〈万国公报〉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和王林的《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都从传播学视角论及李提摩太著译的《八星之一总论》《救世教益》《大同学》《新学》《回头看纪略》《新政策》和《生利分利之别论》等重要著作，肯定了李提摩太西学传播的积极作用，后者还梳理了李提摩太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书史料。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近代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社会、文化与教育活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考察传教士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既承认传教士传播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和参与促进中国改革的积极作用，又指出他们试图按照基督教的意志干涉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其中多处论及了李提摩太对中国近代教育、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影响与作用，尤其对他的“综合融会说”文化教育观进行了开拓性研究。邹振环的《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考察了《泰西新史揽要》的原本、译本和改编本，分析了李提摩太编译该书的缘由，剖析了该书作为“世纪史”的新内容和新形式。何绍斌的《越界与想象——晚清新教传教士译介史论》（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从翻译学视角讨论了传教士译介活动的内容、影响因素、策略和本土回应等诸多方面，论及李提摩太另一代表性译著《百年一觉》中的创造性叛逆。该书是专以译介为鹄的研究，借译论史，视角新颖，对近期翻译史研究有重要的借鉴参考意义。宋莉华的《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从历史学和文学交叉视角论述《回头看纪略》演化成《百年一觉》的历程，指出该书开启了晚清士人写作理想小说的先河。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关注了中国社会的内部特点对来华传教士的影响，并以“维新事业的同道者”介绍过李提摩太，比较客观地论述了李提摩太与维新运动的关系。何菊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李提摩太在华宗教与社会实践研究（1870-19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以李提摩太为例，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考察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关系，认为李提摩太一方面将外部世界的要素带入中国社会，使之与中国内部的变革要素相结合，另一方面因为身处中国社会之中又使自己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一种内部力量。这些专著资料宏富，史论相辉，评述深入，学术价值丰厚，但除何著外，由于追求论述传教士群体全貌，对李提摩太的研究不够全面，有的只算泛泛而谈。

这一时期研究李提摩太的学术论文陡增。以变法维新为主题的有孙邦华的“李提摩太与广学会”（《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及李海红的“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的变法思想”（《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等。以赈灾传教为主题的论文有王一普的“试析李提摩太的传教策略及其特点”（《历史教学》2009年第5期），赵英霞的“‘丁戊奇荒’与教会救灾——以山西为中心”（《历史档案》2005年第3期），高鹏程、池子华的“李提摩太在‘丁戊奇荒’时期的赈灾活动”（《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李海红的“试析李提摩太的基督教思想——以其在《万国公报》上的言论为例”（《安徽史学》2006年第6期），张大海的“互动与博弈——李提摩太‘丁戊奇荒’青州赈灾分析”（《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1期），以及许艳民的“‘丁戊’赈灾对李提摩太传教方式的影响”（《汕头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等。以教育革新为主题的有史降云、申国昌的“李提摩太与山西大学堂”（《山西师大学报》2006年第4期），以及王李金、段彪瑞的“李提摩太的教育主张及参与创建山西大学堂的实践”（《高等教育研究》2011年第3期）等。以西学著译传播为主题的论文有刘雅军的“李提摩太与《泰西新史揽要》的译介”（《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张绍军、徐娟的“文化传播和文化增值——以《泰西新史揽要》在晚清社会的传播为例”（《东方论丛》2005年第4期），陈绍波、刘中猛的“李提摩太与《泰西新史揽要》”（《沧桑》2006年第4期），以及何绍斌的“从《百年一觉》看晚清传教士的文学译介活动”（《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4期）。另外，近年来还有数十篇专以李提摩太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视角涉及历史学、宗教学、传播学、翻译学和教育学等，大多数论文视角新颖，学科交叉，分析客观，论证了李提摩太不仅是传教士和政客，更是西学著译和文化传播的学者。

（二）台湾地区研究综述

台湾地区对李提摩太的研究也有一定成果。姚崧龄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以传记形式介绍过李提摩太西学传播对维新变法的推动作用。胡光漉的《影响中国现代化的一百洋客》（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肯定了李提摩太的历史功绩，称赞他虽为客卿地位，却敦劝变法维新以御外侮而图自存，并认为虽然“戊戌变法”事败垂成，但经李提摩太与康、梁等人的鼓吹，为后来的革命运动助添了力量，因而也算功不可没。李志刚编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宇宙光出版社1989年版）中论文“戴德生与李提摩太宣教方式之比较”和“广学会之发展与中国时局转变之关系”分别研究过李提摩太的传教士和政客身份。王树槐的《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指出了李提摩太殖民中国的幻想，同时探讨了他参与维新变法及其对晚清社会的冲击影响。

（三）国外研究综述

由于李提摩太的“正统”身份是新教传教士，国外相关研究基本立足于他传教、赈灾和参与政局等“匡时救世”活动，如Benjamin Reeve的专著Timothy Richard：China Missionary，Statesman and Reformer（S．W．Partyidge ＆ Co．Ltd.，1911）和Edward W．P．Evans的专著Timothy Richard：A Narrative of Christian Enterprise and Statesmanship in China（Garey Press，1945）都介绍了李提摩太作为传教士和政治家在华活动的具体轨迹与历史贡献，多是溢美之词。William Soothill编著的Timothy Richard of China：Seer，Statesman，Missionary ＆ the Most Disinterested Adviser the Chinese Had（London Seeley Service，1924）梳理了李提摩太的在华经历，类似李提摩太传记，重描述，轻评议，后由关志远等译成《李提摩太在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952年华人学者钱存训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完成硕士论文“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整理后发表于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远东季刊》1954年第3期），后译成“近代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发表于《文献》（1986年第2期），其中第二节《新教传教士与译书》和第三节《政府和私人的译书机构》都对李提摩太的译书作了历程梳理介绍和文本统计分析。Bohr Paul Richard的专著Famine in China and the Missionary：Timothy Richard as Relief Administrator and Advocate of National Reform，1876-1884，（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介绍了李提摩太在“丁戊奇荒”中的赈灾事迹和其后的改革主张，评价较为真实客观。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的专著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论及了李提摩太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肯定了他对晚清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上卷第十一章《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保罗·科恩著）在传教方式、促进西学、参与变法等方面论及李提摩太，下卷第五章《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1890-1898年》（张灏著）肯定了李提摩太在主持广学会期间《万国公报》对于维新时期思想激荡的贡献。最近则有Johnson Eunice的新著Timothy Richard's Vision：Education and Reform in China，1880-1910（Pickwick Publications，2014）探讨了李提摩太的教育革新思想以及创建新式学堂（山西大学堂）的实践努力，肯定了他在废除科举和提倡新学中的作用。

综观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李提摩太的研究存在两个趋势。一是有关李提摩太研究的主题内容从片面趋向立体，对他的评价从偏颇趋向客观。二是研究视角从历史学、宗教学和社会学扩大至语言翻译学和文化传播学，由单学科趋向跨学科，不同视角的专题性研究增多。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究简单地将他冠以“侵华急先锋”，之后二十年的研究多以他探寻“救国良策”为主线阐明其是中国益友，论证他在晚清社会变局中的历史贡献。21世纪以来以西学著译和文化传播为主题的论文明显增多，研究已不再囿于宏观综述，立足微观文本的考察越来越受重视，论证了李提摩太的“文化使者”身份。

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对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研究方兴未艾，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有不足之处。一是关于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史料挖掘还有较大缺门，原始文本有待进一步梳理。尽管熊月之和王林等人的著作里列举了李提摩太著译的主要文本，但除《泰西新史揽要》和《百年一觉》外，对其他文本只是简单介绍，有的只闻题名，不知内容，还有的从未见诸报端，导致相关研究付之阙如或浅尝辄止。二是研究成果基本集中在历史学、宗教学和社会学领域，多是宏观描述西学著译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影响，较少有立足文本的诸如著译模式和语言特征的微观研究。西学著译属于文化传播和交流，文化是语言的土壤，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两者相互写照，文化交流史研究不能脱离文本泛泛而谈。三是研究成果相对零散，对西学著译未形成系统性的综合分析。笔者多方查询，近三十年来专以李提摩太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仅一部（上述何菊著作），主要立足于宗教学和社会学视角，未见以语言翻译学和文化传播学为主要视角聚焦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专题研究，可见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与他的著译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不对称。鉴于此以及题旨和篇幅所限，本书将尽量少触及李提摩太在赈灾传教和参与政治方面的活动，而着重研究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历史背景、阶段历程、策略模式、语言特征、主题内容、社会影响和现实评价等层面，亦即研究他的学者及文化使者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