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贯穿在不同人类世界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立足点

要以政治经济学为学科背景规划未来，除了需要对作为学科起点的基本假设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创设目的做出分析，对于学科建设来说，更为关键的是对研究立足点的认知。

认知的不同将直接影响一个学科对其研究对象的解析及由此而来的推断，换言之，随着研究立足点的变化，对于前述分析中讨论的对起点假设和制度创设目的的解释及其在学科架构中的作用会出现显著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不同时期的人类历史演化脉络进行分析，第五章以“封神演义”为载体讲述社群进化，而为了解析人类世界构筑的脉络，我们将在第六章“FATE”中构建人类世界两条最基本的、彼此纠合又存在分歧的逻辑脉络；随后我们将展开《哪吒闹海》的悲喜画卷，看看“天理”是如何灭了“人欲”，看看“天理”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看看孔子认知的“礼”是什么样的，看看孟子为什么要“取义”。

透过对人类世界不同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立足点的分析，除了可以归纳出不同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立足点的变化，更可据此来透析在这些研究立足点的变化背后的根本原因，并以此为基点来重新规划政治经济学科的研究立足点，进而推演出在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后的未来世界中可能适用并能用来预测和分析未来人类世界的政治经济学。

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起步的古希腊时期，当时的学者并未关注政治经济的物质基点，而是在对政治和经济在作用领域上做了分工之后，着重论证了政治作为人类谋求“善的生活（A GOOD LIFE）”的唯一途径的功能 [19]，其研究立足点是业已存在的不同政体间的比较分析，进而推论出最理想的政体形态。

古希腊时期的立足于政体差异的比较的政治学研究在罗马帝国大一统时期，面对除罗马帝制外无其他可参照政体的现实，政治学在失去立足点后陷入衰退。此后，随着基督教在日耳曼人统治下的分裂欧洲中崛起，宗教成了政治的主体。与其前辈类似，宗教神学政治同样不关心物质基点，但也同样将宗教作为人类达成终极目标的唯一手段 [20]，而其研究立足点则转变为对世俗政体与宗教神权政体的比较分析，这一研究立足点虽然在宗教改革后的现代化时期遭遇了极大冲击，时至今日却依旧存在。

从文艺复兴开始，学界对古希腊时期的政治经济研究进行了再发掘，最终将政治与经济的分野定义为自我实现和生存两种不同意义的人类活动，并由此将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而在研究立足点上却再次回到了对不同政体的比较分析上。

在不同政体间经历多场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政治学研究者注意到了传统政治研究中理论与现实脱节的问题，部分学者转而将研究的重点从相对脱离实际的政治问题转到了实在的经济问题。这一变化除直接引发了现代经济学的诞生之外，还使得政治学研究也开始关注资源的配置与生产问题。此后随着政体在实质上的趋同，现代学者在接受了“资源稀缺”这一研究起点的同时，也显著减少了对通过参与政治活动达成自我实现的宣扬，转而把研究立足点定位在具体的制度安排对于解决实际的政治经济问题的有效性之上。

透过上面对政治经济学科的发展演化历程的综述，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在人类世界的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假设、研究目标和立足点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其中可归纳出的规律性的特征包括：

（1）在起点假设方面，直到现代政治经济学兴起，“资源稀缺”才成为研究的起点，在此之前凡牵涉政治的研究均把脱离物质生产作为其研究的起点；

（2）在研究目标方面，虽然曾经被用“善的生活”、“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等不同的词组来描述，但不难看出，其追寻的均是个人充分发展其全部潜能的可能性，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的终极目标却是一以贯之的，虽然其推崇的达成目标的手段存在显著差异；

（3）在研究立足点上，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作为参照的政治体制不同，但是现代以前的研究均是建立在不同政经体制比较的基础之上，只有罗马帝国的大一统时期和冷战结束后的短暂时间内政体间的比较淡出了研究者的视野，随之而来的则是在这两个时期中政治经济研究中对于政治部分的研究的衰落（政治体制的大一统必然带来以政体比较为研究立足点的政治学研究的衰落，在失去了比较的参照物后，政治要么让位于伦理，要么就堕落成经济 [21]，这也刚好解释了为何中国古代的大多数时间中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学研究，兴盛的反而是以伦理为核心的各种主张）。

透过这些不断变化的比较对象，我们发现，这些比较能够成立的原因是，虽然不同政经制度差异巨大，但是它们在根本层面上是可以被衡量的，即在同样的投入成本上，哪种制度能够更好地推动终极目标的实现。这个隐含在各种比较之后的原因的内涵可被拆解成“效率”和“公平”两个部分，而具体到研究中则被表述为：一方面是一定物质生产技术水平上民众能够负担的制度交易成本和追求的制度能够容纳的个人全面发展程度；另一方面是制度架设、运营及更迭所需的交易成本及其能够容纳的个人全面发展程度。

如今，虽然政治经济学的终极目标依旧指向人的全面发展，但具体研究中讨论的大量主题已经围绕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等问题展开，“效率”和“公平”也成为衡量某一具体主张的标准。而研究立足点也正逐步从不同政经制度间的比较，深化到更为中性的“交易成本”和“个人全面发展程度”的均衡分析之上。这种一般性的研究立足点的出现，为我们对政治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进行更加科学的推演提供了基础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