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望远镜下的慈善事业
我们到了肯奇先生的办公室后，他才告诉我们，我们要到杰利比太太家去过夜。接下来，他又转过身对着我说，他认为我一定知道杰利比太太是什么人。
“我实在不知道，先生，”我回答，“也许卡斯通先生——或是克莱尔小姐——”
但是，不，他们对杰利比太太也一点儿不知道。
“真——的吗！”肯奇先生说，他背对着炉火站在那儿，两眼向下瞅着那张灰蒙蒙的炉边地毯，仿佛那张地毯代表杰利比太太一生的经历似的，“杰利比太太是一位个性非常坚强的女士，完全献身于公众。她在不同时期，专心致志地研究过种种不同的公共问题，目前（在没有其他事情引起她注意之前）正致力于非洲这个问题，目的是为了普遍种植咖啡豆——也是为了培养当地的土著——同时为了使我们本国过剩的人口到非洲各条河流的两岸去定居工作。贾戴斯先生一贯非常乐意帮助所有他认为是有利于公益的事情，慈善家们全都常常去找他。我想他也十分看重杰利比太太。”
肯奇先生整理了一下他的领带，然后又望着我们。
“那么杰利比先生呢，先生？”理查德问。
“啊！”肯奇先生说，“杰利比先生是——一个——我想关于他，我对你们只能说，他是杰利比太太的丈夫。”
“这么说，他是一个不相干的人啰，先生？”理查德扮了一个鬼脸，说。
“我可没有这么说，”肯奇先生一本正经地回答，“真格的！我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我对杰利比先生什么也不知道。据我记得，我从来没有得到机会，结识杰利比先生。他也许是一位很出色的人，不过我们可以这么说，他是给自己太太更为出色的品质掩盖住了。”接下去，肯奇先生着手告诉我们，在这样一个晚上到荒凉山庄去，路程很远，天色很黑，一路上又很无聊乏味，尤其是我们全已经走了很长的路，所以贾戴斯先生才作出这样的安排。明儿一早，有辆马车会到杰利比太太那儿去，接我们离开京城。
接着，他摇了摇一只小铃，那位年轻的绅士就进来了。肯奇先生管他叫格皮，问他萨默森小姐的箱子和其他的行李“送到”了没有。格皮先生说，已经送到了，而且还安排好有辆马车，随时准备把我们送过去。
“那么，”肯奇先生说，一边和我们握手，“最后容我来表示，我对法院今儿所做的安排非常满意（再见，克莱尔小姐！），我非常希望（再见，萨默森小姐！），这种安排在各方面全都能给所有的当事人（卡斯通先生，有幸结识你，十分高兴）带来快乐、幸福和满意！格皮，你照料着，送他们平安地到达那儿。”
“格皮先生，‘那儿’是指哪儿？”我们下楼的时候，理查德问。
“不远，”格皮先生说，“你知道，就在撒维斯宿舍附近。”
“我可不知道那在哪儿，因为我是刚从温彻斯特[1]来的，对伦敦完全不熟悉。”
“就转过那个拐角的地方，”格皮先生说，“我们只要拐过法院胡同，沿着霍尔本大街往前走上四分钟就到啦。小姐，如今，这不正是伦敦的特色，是吗？”他似乎为了我的缘故而很喜欢这一特色。
“真格的，这雾实在大！”我说。
“不过，我想，这对你肯定没有什么影响，”格皮先生说，一边把踏板收起来，“相反地，从你的外表看，这雾似乎反而对你有好处，小姐。”
我知道，他这样恭维我是出于好意，因此，当他关起车门，爬上马车夫的座位时，我开始感到，自己刚才脸红起来实在可笑。我们三人这时都笑起来，说着自己多么没有经验，而伦敦又多么奇怪陌生。后来，我们穿过一个拱道转过去，来到了目的地。那是一条狭窄的、两旁都是高大房屋的街道，看起来像一个盛满了雾的长方形水槽。有一小群慌慌张张的人，主要是儿童，聚集在我们车子停下来的那个房子前面。那个房子的门上有一块已经毫无光泽的铜牌，上面刻着“杰利比”这个姓。
“别害怕！”格皮先生朝车窗里望望说，“杰利比家的一个小孩儿，把脑袋夹在地下室前边的栅栏里了！”
“噢，可怜的孩子，”我说，“请打开车门，让我下车！”
“请你多多留意，小姐。杰利比家的孩子们总是在顽皮捣蛋。”格皮先生说。
我朝那个可怜的孩子走去。他是我所见到过的一个最最肮脏的可怜孩子，我发现他的脖子卡在两根栅栏铁条之间。他又急又怕，大声哭泣。这时候，一个送牛奶的和一个教堂执事怀着满心可怜他的好意揪住他的两腿，想把他拉出来。他们两个大概都认为，通过这种方法他的脑壳可以压缩进去些。我安慰了他一番后，发现他是一个身个儿很小的孩子，不过生着一个大脑袋。我想，他的脑袋能伸进去，他的身子或许也过得去，于是我就对他们说，要搭救他，最好的方法还是把他的身子朝前推。送牛奶的和教堂执事非常赞同这个办法，于是使劲儿推他。要不是我拉住了那孩子的围嘴儿，理查德和格皮先生又从厨房里跑到下面地下室门前那儿去接住他，那么他很可能会被推出去，摔到下面那儿。最后，他平平安安地脱险了。紧接着，他却发疯般地用一根滚铁环的钩子打起格皮先生来。
除了一个穿木套鞋的女人，那个屋子里似乎没有人。那个女人原先一直在下面用笤帚揍那孩子。我不知道她那么做是为了什么，我想她自己大概也不知道。因此，我以为杰利比太太没在家，接下去，等那个女人脱去了木套鞋，出现在过道里来领艾达和我走上二楼，到了楼后边的一间房里，高声说：“杰利比太太，有两位小姐找你！”这时我实在感到惊异。我们上楼的时候，又经过了几个孩子，在黑暗的地方要避免踩到他们是很困难的。等我们来到杰利比太太面前时，有一个可怜的小家伙，轰隆隆地滚下楼梯——在我听来，好像整整滚了一大段楼梯。
那个可怜的孩子每滚下一级，脑袋就嘭的一声撞在梯级上，这样记录下了自己的进程。后来，理查德说，除了着地的那一下不算外，他一共记了七下。这时，我们禁不住流露出了不安的神色，可是杰利比太太却十分平静地接待了我们。她的身个儿很小，不过很丰满，人也很美，年龄大约四五十岁，一双眼睛很漂亮，尽管它们有一种奇怪的习惯，老似乎在望着很远的地方，仿佛——我又要引用理查德的话了——那双眼睛看不到比非洲更近的地方似的！
“有幸接待你们，”杰利比太太用一种动听的声音说，“真感到很荣幸。我非常敬重贾戴斯先生。凡是他关怀的人，我总热诚接待。”
我们对此表示了谢意，随后便在门后一张一只脚坏了的破沙发上坐下。杰利比太太生着一头很美的头发，但是因为过分忙于她的非洲事务了，没有工夫去梳理。她起来接待我们的时候，那条松散地披在肩上的披巾，掉到了椅子上。她转身重新坐下时，我们禁不住都注意到，她的衣服在背后几乎合不大拢，开口的地方用紧身褡的带子交叉地扎了起来，很像凉亭上的格子。
房间里四处都扔满了纸张，一张大书桌占去了大半个房间，桌上也放满了杂乱的东西。我得说，那屋子不但很乱，而且很脏。我们的目光不得不注意到这些，尽管我们的耳朵同时还听到那个孩子一路滚下楼去，大概是滚进后面那间厨房里去了。那儿似乎有人在堵住他的嘴，不让他哭。
但是最使我们吃惊的是，一个满脸病容、十分疲惫而又相当俏丽的姑娘坐在书桌旁，咬着鹅毛笔的羽毛，一面睁大两眼望着我们。我想，从来没有人像她那样弄得浑身都沾满了墨水的。再说，从她那乱蓬蓬的头发到她那双纤巧的脚（那双脚由于穿着一双后跟已经勚了的缎子破拖鞋而显得很难看），她身上从别针算起，实在似乎没有一件衣服穿着得很合适、很恰当。
“亲爱的，你们瞧见我，”杰利比太太说，一面把两只锡烛台上办公室用的大蜡烛的烛花剪了剪，蜡烛在房间里散发出蜡油燃烧的强烈气味（炉火已经熄灭了，壁炉里只有一堆灰烬、一捆劈柴和一根通条），“亲爱的，你们瞧见我和平日一样，非常忙，不过这一点你们会原谅我的。目前，那项非洲规划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我必须和全国各地那些关心自己同胞福祉的公众团体和个人通信。我很高兴，这项规划正在一步步取得进展。我们希望，到明年这时候，就会有一百五十到二百个健康的家庭在尼日尔河[2]左岸从事咖啡种植并教育博里奥布拉-加的土著了。”
由于艾达什么话也没说，就望着我，我只好说，这一定是很令人快慰的。
“确实很令人快慰，”杰利比太太说，“由于我的能力有限，所以我只好全力以赴，不过只要事情办成了，那也算不了什么。现在，一天天，我越来越有把握，取得成功。萨默森小姐，你知道吗，我几乎感到诧异，你竟然从来没想到非洲。”
这样谈到这一话题，确实是我意想不到的，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是好，只好含含糊糊地讲到非洲的气候——
“非洲的气候是世界上最好的！”杰利比太太说。
“真的吗，太太？”
“当然啰，只要时时当心，”杰利比太太说，“你上霍尔本大街去，要是不小心，也会给车子撞倒。你上霍尔本大街去，要是小心，永远也不会被车子撞上。上非洲去也是一样。”
我说道：“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是指在霍尔本大街上。
“你们要是乐意，”杰利比太太说，一面把几份文件放到了我们面前，“不妨看看这些有关气候的评论，以及有关一般问题的评论（这些评论已经广泛地传播出去了），同时我也可以把我正在向我大女儿口授的信结束掉，她就是我的听写助手——”
坐在书桌旁的那个女孩儿不再咬鹅毛笔了。我们向她招呼的时候，她也向我们还礼，只是样子有点儿害羞，有点儿不乐意。
“——写完这封信，我今儿的工作就算结束了，”杰利比太太带着愉快的微笑说下去，“尽管我的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你写到哪儿啦，卡迪？”
“‘斯沃洛先生台启，承来函——’”
“‘承来函，’”杰利比太太口授说，“‘询及非洲规划一事，务请告知——’——不成，皮匹！这样可不成！”
皮匹（这是他自己起的名字）就是刚才滚下楼梯的那个倒霉的孩子。他额头上贴着一块膏药，这时候走过来让妈妈看看他那受了伤的膝盖。这一来打断了杰利比太太的写信。艾达和我看看他的膝盖，不知道该可怜膝盖上的伤呢，还是该可怜那上面的肮脏。杰利比太太只是带着平时说话的那种沉着镇静态度补充了一句道：“走开，你这顽皮淘气的皮匹！”接着又把那双漂亮的眼睛注视着非洲规划了。
然而，由于杰利比太太顿时又口授下去，而我就算把皮匹抱在怀里也不至于妨碍谁，我于是趁可怜的皮匹往外走时，就大胆地悄悄拦住他，把他抱了起来，爱抚一下。这使他显得很惊奇。艾达吻了他一下，这也使他感到惊奇，但是他那断断续续的哭声间隔得越来越长，很快就完全停下。他很快就在我的怀里睡着了。我当时全神忙着照料皮匹，根本没有听完那封信的详细内容，只获得了一个一般的印象，知道了非洲的重要性，所有其他的地方和其他的事务都是无关紧要的。我因为自己过去简直不大想到非洲而感到十分惭愧。
“已经六点钟啦！”杰利比太太说，“我们吃饭的时间按规定是五点钟（我们随时都可以吃饭）！卡迪，你领克莱尔小姐和萨默森小姐去看看她们的房间。你们也许想换换衣服吧？我就不领你们去啦，请你们原谅我。噢，这个坏孩子！萨默森小姐，请你把他放下吧！”
我诚恳地说，他压根儿并不麻烦，请杰利比太太允许我就抱着他。这样，我就把他抱上楼去，让他躺在我的床上。艾达和我的两间房全在楼上，中间有一扇门相通。两间房里并没有什么家具，里边乱七八糟，我房间那扇窗的帘子是用一柄叉子夹着的。
“你们要点儿热水吗？”杰利比小姐边说，边四下寻找一个水罐，但是没有找着。
“要是不太麻烦的话，就要一点儿。”我们说。
“噢，问题倒不是麻烦不麻烦，”杰利比小姐回答，“就是不知道有没有。”
那天晚上实在相当冷，那两间房里又有那么一股潮湿味，因此我必须承认，实在不太好受，艾达几乎要哭出来了。不过过了一会儿，我们又不禁笑起来，忙着打开行李。这时候，杰利比小姐回进房来说：她很抱歉，没有热水；他们又找不到那只水壶，而且锅炉也坏了。
我们请她不必在意。接着，我们尽快把东西拾掇好，这样好回到楼下去烤火。但是这时候，所有的小孩儿都上来了，站在外面楼梯口，望着躺在我床上的皮匹这一特殊的现象。那些小鼻子和小手常常突然一下出现，随时都有被门上的铰链夹住的危险，这一下分了我们的神。两间房的房门全都关不上，因为我房间的门上没有圆把手，似乎得用什么东西扎起才好关上；艾达门上的把手虽然非常容易转动，但对那扇门却已经不起作用了。因此，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叫孩子们进来，乖乖地待在桌子旁边，我一边换衣服，一边给他们讲《小红帽》[3]这篇故事。他们全听话照办了，个个安静得像耗子一样，就连皮匹也是如此。他在我讲到那头狼出现前正好醒了。
我们下楼的时候，发现楼梯的窗台上有一只有柄的大杯子，上面写着“滕布里奇-韦尔斯”[4]字样，杯子里点着一根浮动的灯芯，照亮楼梯。客厅里（有一扇门通进杰利比太太的屋子，这时候正敞开着），有一个年轻的女人，用绒布绷带包扎着的脸肿了起来。她正在吹炉火，呛得非常厉害。总之，客厅里满是烟，有半小时我们全开着窗子坐在那儿，又是咳呛，又流眼泪；可是这段时间里，杰利比太太还是那么心平气和，口授着关于非洲的信件。我得说她那样一心一意地办事，倒使我感到很宽慰，因为理查德方才跟我们说，他在一个馅饼盘里洗了手，又说他们发现那个水壶原来就在他的梳妆台上，他逗得艾达哈哈大笑。我看见他们那么乐，禁不住也十分滑稽地大笑起来。
七点刚过，我们就下楼去吃饭。我们遵照杰利比太太的告诫，走得很留神，因为楼梯上铺的地毯没有嵌条，已经磨得破破烂烂，绝对成为陷阱了。我们每人有一块美好的鳕鱼，一块烤牛排，一碟肉片，还有布丁。倘若烹调得好，那可是一顿绝佳的晚餐，可惜全都烧得半生不熟。那个用绒布绷带包扎着头的年轻女人在一旁侍候。她把东西随意往桌上一放，就不管了。直到我们吃完，她才把盘子碟子收走，放在楼梯上。我先前看见的那个穿木套鞋的女人（我猜想她大概就是厨子），常常到门口来和这个年轻女人争吵上几句。看起来她们之间是有恶感的。
那顿饭吃的时间由于种种意想不到的事情而拖得很长——例如一碟土豆给错放到了煤桶里，瓶塞钻的把手掉下来，打着了那个年轻女人的下巴等——但是杰利比太太却始终保持着心平气和的态度。她告诉了我们许多有关博里奥布拉-加和当地土著的有趣事情。同时，她还收到了许多信件，因此坐在她旁边的理查德看到有四封信一下子掉到肉汁里去了。有些信是妇女委员会的议事记录或妇女会的决议。这些她全都念给我们听了；有些信是人们的申请书。那些人从种种不同的方面对种植咖啡并对当地的土著感到兴奋激动；有的信需要立即答复；对这类信，杰利比太太有三四次让她的大女儿离开餐桌，立即去写回信。她忙得不可开交，无疑正如同她对我们说的那样，她是全心全意地献身在这个事业上了。
我们刚吃完鳕鱼，一个神情温和、戴着眼镜的秃顶绅士走进来，在一处空位子上坐下（座位并不分主客等），对博里奥布拉-加殖民地这件事，似乎是采取一种消极顺从而并不积极关心的态度。我感到有点儿好奇，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要不是为了他的肤色，我真以为他是一个非洲土著呢。直到我们离开了餐桌，他和理查德单独留下时，我才想到，他很可能就是杰利比先生。不错，他果真是杰利比先生。一个名叫奎尔先生的青年也证实了这一点。奎尔先生是晚上来的，两边额角上都有一个又大又亮的圆发卷；头发一直梳到后脑勺去。他很健谈，告诉艾达他是一个慈善家，又说他认为杰利比先生和杰利比太太的婚姻，是精神与物质的结合。
这个青年不但自己有许多关于非洲的事情要说，还有一个计划也想说。他准备教导种植咖啡的殖民者，让他们去教当地的土著车削钢琴腿，经营出口买卖，而且还喜欢拿一些问题逗引杰利比太太说话。他说：“杰利比太太，我想你现在每天都要收到一百五十封到两百封有关非洲的信件，对不对呢？”或者说：“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杰利比太太，你曾经说过，你有一次从一个邮局就发出去五千份宣传资料。”——他还像讲解员那样，一再向我们重复杰利比太太的回答。整个晚上，杰利比先生都坐在一个房角里，脑袋靠着墙，仿佛情绪很不好那样。晚饭后，他和理查德单独待在一块儿时，好几次都张开嘴要说什么，仿佛有什么心事似的，但是最后总把嘴又闭上，什么也没有说。这使理查德感到十分费解。
杰利比太太坐在一大堆废纸当中，整晚都在喝咖啡，不时向她的大女儿口授一些信件。她还跟奎尔先生讨论什么问题：讨论的主题——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似乎是“人类的兄弟之情”；他们还表达出了一些美好的意见。我本来倒想好好听一下，然而这却办不到，因为皮匹和其他的孩子已经拥进客厅，聚到艾达和我待的角落里来，围着我们，要我再讲一个故事。我们于是就坐在他们当中，低声给他们讲《穿靴子的猫儿》[5]和一些我现在已经忘了的故事。后来，杰利比太太偶然想起了他们，这才打发他们睡觉去了。皮匹哭着要我带他去睡觉，我只好带他上楼。那个脸上包扎着绒布绷带的年轻女人正在那儿。她像一条飞龙似的冲到孩子们当中，把他们推倒在带围栏的小床里。
随后，我把我们的房间稍微收拾了一下，并耐心地把已经点着，却又不旺的炉火弄旺起来。最后，炉火烧旺了，而且很明亮。我回到楼下时感到，由于我这么关心琐碎事务，杰利比太太有点儿瞧不起我。这使我很难受，尽管我同时也知道自己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抱负。
等我们找到一个机会脱身去睡觉时，已经快午夜了；但是就连那会儿，杰利比太太还坐在她那堆废纸里喝着咖啡，杰利比小姐也在一旁咬着笔上的羽毛。
“多么奇怪的一家人啊！”我们上了楼后，艾达这么说，“我那位表兄贾戴斯让我们上这儿来，也多么特别！”
“亲爱的，”我说，“这真使我感到迷糊。我想弄个明白，可是压根儿就弄不明白。”
“弄明白什么？”艾达带着她那种妩媚的微笑问。
“弄明白这一切，亲爱的，”我说，“杰比利太太为当地的土著求福利，这么煞费苦心去制订出一套规划来，她的心肠一定很好——可是——皮匹和这一大家！”
艾达大笑起来。我正站在那儿注视着炉火，她用胳臂搂着我的脖子，说我真是一个文静、可爱、善良的人儿，已经使她很喜欢上我了。“埃丝特，你这么体贴别人，”她说，“却又这么乐意帮人！你做了这么许多事情，却又这么谦虚忍让！就连这一大家你也能把它弄得亲切舒适。”
我那单纯的宝贝儿啊！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她这番话其实只是在赞美她自己，她这样夸奖我，完全是由于她自己心地多么善良！
“我问你一个问题，成吗？”我说，这时我们已经在炉火前边坐了一会儿了。
“问五百个都成。”艾达说。
“你的表兄贾戴斯先生，我受到了他许多帮助。你可以告诉我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吗？”
艾达摇了摇她那一头金发，边笑边惊讶地望着我，因此我也感到很惊讶——这部分由于她的美貌，部分则是由于她那诧异的神气。
“埃丝特！”她喊了一声。
“怎么啦，亲爱的？”
“你想知道我的表兄贾戴斯是怎么一个人吗？”
“是呀，亲爱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哎呀，可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呀！”艾达回答。
唔，真的吗？
不错，她确实从来没有见过他。她妈妈临死的时候，她虽然年纪很小，却还记得她妈妈一谈到她表兄，一谈到他那高尚慷慨的性格时，总是热泪盈眶。妈妈曾经说过，这样慷慨的性格，比世上任何东西都值得信赖，因此艾达也就信赖了。艾达说，几个月前，表兄贾戴斯写了“一封朴实、诚恳的信”给她，提出了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种安排，还告诉她说，“到时候，这种安排可能会医治好大法官法庭那场不幸的诉讼所留下的一部分创伤”。她已经回信表示感激，同时接受了他的提议。理查德也收到一封同样的信，并且写了一封类似的回信。五年前，他曾经在温彻斯特学校里见过一次贾戴斯先生，但也仅仅是一次。他告诉艾达说（就在我第一次见到他们靠着壁炉前的屏风说话时）：他记得贾戴斯先生是“一个坦率、乐观的人”。艾达所能给我形容的也就是这么一句。
这使我思考起来，以致等艾达睡着后，我还坐在炉火面前，不断地寻思着荒凉山庄，不断地寻思着昨儿早晨的事何以竟然已经如同多年以前的事情一样。我现在已经想不起自己当时正想到什么地方了。那当儿，一阵敲门声把我惊醒过来。
我轻轻把门打开，看到杰利比小姐冷得哆哆嗦嗦地站在房门口，一手拿着一只点着一小段蜡烛的破烛台，一手拿着一个蛋杯。
“晚安！”她绷着脸说。
“晚安！”我回答。
“我可以进屋里来吗？”接着，她突然令人意想不到地这么问，她的脸仍旧那么绷着。
“当然可以，”我说，“只是别吵醒克莱尔小姐。”
她不肯坐下，只是站在炉火旁边，把那只墨迹斑斑的中指浸到盛着醋的蛋杯里，然后又用醋去抹脸上的墨迹。这时她一直皱眉蹙额，显得非常郁闷。
“但愿非洲毁灭掉！”她忽然说。
我打算劝她一劝。
“我真但愿是那样！”她说，“你用不着劝我，萨默森小姐。我恨非洲，嫌恶非洲。那简直是个畜生！”
我对她说，她太累了，我很为她惋惜。我把一只手放在她的头上，抚摸着她的前额，并说她的额头很烫，明儿烧就会退下去的。她仍旧站在那儿，向我噘起嘴，皱起眉头，不过过了一会儿，她把蛋杯放下，轻轻转身走到艾达躺着的那张床面前。
“她长得很美！”她说，仍然双眉紧锁，仍然是那种不懂礼貌的样子。
我笑了笑，表示同意她的话。
“她是孤儿，是吗？”
“是的。”
“不过她大概懂得许多事情吧？她会跳舞，会演奏，还会唱歌，是吗？她大概还会讲法语，知道天文地理，还会做针线活计等等，是吗？”
“这当然啰。”我说。
“我全不会，”她回答，“除了抄抄写写外，我几乎什么也不懂。我一天到晚都在替我妈写信。我真不知道，你们俩今儿下午上这儿来，看到我什么别的全都不会做，怎么不觉得惭愧。这一点就可以表明你们的心眼儿多么坏。可我敢说，你们却认为自己很高尚！”
我看得出那个可怜的姑娘几乎要哭出来了。我于是重新坐下，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竭力温和地望着她，希望她能看出我心里对她的那份同情。
“真丢脸，”她说，“这一点你们知道。一家人全都丢脸。孩子们也丢脸，我也丢脸。爹真可怜，这也难怪！普里西拉喜欢喝酒——她老在喝酒。要是你说，你今儿没有闻出她身上的那股酒味，那你就很丢脸，因为你撒谎！晚餐的时候，她在一旁伺候，那股酒味就跟小酒馆的使女一样糟糕；这一点你当然知道啰！”
“亲爱的，我可不知道。”我说。
“你知道，”她简慢地说，“你不该说你不知道。你其实知道！”
“噢，亲爱的！”我说，“你要是不容我说话——”
“你现在不是就在说吗？你知道你是在说。别撒谎，萨默森小姐。”
“亲爱的，”我说，“你要是不肯听我把话说出来——”
“我不想听你把话说出来。”
“噢，不，我想你会乐意听的，”我说，“你要是不乐意听，那就太不讲道理啦。你告诉我的事情，我全都不知道，因为吃饭的时候，那个用人没有走到我面前来过，不过我相信你告诉我的话；我听了很难受。”
“你用不着拿这一点来夸奖你自己。”她说。
“不，亲爱的，”我说，“那样未免太蠢啦。”
她仍旧站在床边，这时候弯下身（但是脸上还带着先前那种不高兴的神情），亲了亲艾达。随后，她轻轻地回到我的椅子旁边站着，胸口一起一伏，样子十分可怜。我非常可怜她，但是我想最好还是不说什么。
“但愿我已经死了！”她突然说，“但愿我们大伙儿全都死了。那对我们会好得多。”
过了一会儿，她在我旁边的地上跪下，把头埋在我的衣服里，一边哭泣，一边激动地恳求我原谅。我安慰了她，本想把她扶起来，但是她喊道：不，不，她想就那样子待着！
“你过去经常教孩子们，”她说，“你要是教过我，那么我就可以从你这儿学到不少东西！我真倒霉，不过我真喜欢你！”
我没法说服她在我身旁坐下，或是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后来我搬了一张破凳子到她原来跪着的地方，这样她才坐下，但是依然像方才那样揪着我的衣服。这个可怜的、疲倦的姑娘渐渐睡着了。后来，我设法把她的头抬起来，让它枕在我的膝上，并用披巾把她和我自己覆盖起来。炉火已经熄灭了。一整夜，她就那样睡在只剩下灰烬的火炉面前。开头，我怎么也睡不着，白费力气地想蒙头入睡。我试着闭上眼睛，白天的那一幕幕情景全涌上了心头。最后，那些情景渐渐混淆起来，变得模糊不清。我开始辨别不出伏在我身上睡着了的这个人是谁了。有时候，这人像是艾达；有时候，又像是我在里丁的一位老朋友（我无法相信自己新近已经和那些老朋友分别了）。有时候又像是那个不停地行礼、赔笑，弄得筋疲力尽的疯癫、矮小的老婆子；有时候又像是荒凉山庄的某一位主人。最后，什么人也不是，我也不是哪一个人了。
朦胧的黎明正乏力地跟那片浓雾挣扎着。我睁开眼睛，看见那个满脸污垢的小鬼正盯视着我。这时，皮匹已经跨过小床的围栏，穿着睡衣、戴着睡帽爬下来了。他一定感到很冷，因为他牙齿正嗒嗒地打战，仿佛他的牙已经全长出来了。
[1] 温彻斯特：英国英格兰南部城市，系汉普郡的首府。
[2] 尼日尔河：非洲西部的一条河流，最终注入几内亚湾。
[3] 《小红帽》：这也是法国童话作家佩罗写的一篇童话，在欧洲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故事中有一个孩子遭到危险，孩子的祖母是一头狼假扮的。
[4] 滕布里奇-韦尔斯：伦敦附近肯特郡的一个自治市，当地风景宜人，有矿泉水。
[5] 《穿靴子的猫儿》：这也是法国童话作家佩罗于1697年写的一篇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