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汉语国际教师文化传播能力培训
白宏钟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
【摘要】在目前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养体制中较为忽视文化传播能力培养的情况下，文化传播能力培训对于提高汉语国际教师文化传播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目前汉语国际教师文化传播能力培训仍以国家汉办组织的行前集训为主要形式，缺乏行业培训机制，为此笔者建议，在完善已有培训的同时，应当尽快建立行业性的文化传播能力培训机制；本文还介绍了笔者参与和参加两次相关培训的经验和体会，并从总体安排和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就文化传播能力培训内容发表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国际教师 文化传播能力 教师培训
一、汉语国际教师文化传播能力培训的意义
长期以来，业内对于是否应将传播中华文化作为汉语国际教育的主要任务一直存在争议。事实上，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第二语言教学的文化传播功能是客观存在的，中华文化传播是汉语国际教育中一直客观存在的事实，从达成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出发，汉语国际教育也必须要传播中华文化，只有把中华文化传播的工作做好，才能真正地培养汉语学习者与中国人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从来都不仅是一个学科，作为一种受到国家重视和扶持的事业，它承载了国家赋予的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语言传播是文化传播的天然理想媒介，汉语国际教育应利用自身的优势，做好传播中华文化的工作，帮助国家增强软实力。这种文化传播，目的应在于展示真实的中国，同时与世界分享中国的优秀文化。
总之，从学科专业的角度看，进行中华文化传播工作，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身的要求；从事业和行业的角度看，进行中华文化传播工作是汉语国际教育所担负的国家赋予的使命。因此，许嘉璐先生指出汉语国际教育目前应转入以传播中华文化为主要任务的第二阶段无疑是非常正确而适时的。而在这一阶段，文化传播能力应成为汉语国际教师不可或缺的基本能力。
目前国内汉语国际教师的文化传播能力大都距行业标准的要求有相当的差距，这与我国高等教育在专业、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关。这些问题并非短时间内可以完全解决，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汉语国际教师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仍不能期待完全依靠学历教育来完成，在此局面下，行业内的培训就成为提高汉语国际教师文化传播能力极为重要的途径，而且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07版《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中有关文化传播能力的要求
早在2007年国家汉办发布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以下简称07版《标准》）中，汉语国际教师的文化传播能力就得到了相当的重视。07版《标准》由五个模块组成，对教师文化传播能力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其中的文化与交际模块中。该模块下的“标准三：中国文化”提出了教师掌握和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标准，并分别规定了历史文化、哲学和宗教文化、文学与艺术、民俗文化、国情等五个分项能力标准，在五个分项标准之下，又都进一步规定了基本概念范畴，并对基本能力做了详细描述。
要传播中华文化，仅了解中华文化是不够的，还要对世界上其他主要文化、跨文化交际的理论和知识以及文化与跨文化交际对语言教与学的影响有一定了解。文化与交际模块中的“标准四：中外文化比较与跨文化交际”对这方面的能力标准做了描述，设置了7种具体分项标准，在各分项标准之下，也规定了具体的基本概念范畴和基本能力。
07版《标准》对于汉语国际教师在中外文化知识和跨文化交际知识方面知识面要求非常广，能力要求也很高，这种标准，对汉语国际教师无疑是很具有挑战性的，但这却又确实是在汉语国际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实际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发挥汉语国际教师文化传播能力培训的作用，使教师达到《标准》的相关要求。
三、汉语国际教师文化传播能力培训的现状及经验——以两次培训为例
目前，国内的汉语国际教师文化传播能力培训主要是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主办、各汉语国际推广基地承办的孔子学院教师、国家公派汉语教师、海外汉语教师志愿者的集训。上述培训均为综合培训，文化传播能力一般会作为其中一项内容，和语言知识、汉语教学技能、综合素质等其他方面的内容一同设置安排。2011年7—8月，由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全国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承办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中华文化与传播”课程研修班是汉语国际教育界首次专门举办的文化传播能力培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笔者曾作为参训学员分别于2001年和2006年夏参加了国家汉办组织的公派汉语教师行前集训，于2011年夏参加了前述“中华文化与传播”课程研修班；此外也曾作为工作人员分别于2009年夏、2009年11—12月、2010年1—4月参与了国家汉办主办，南开大学承办的国家公派汉语教师培训、非英语语种汉语教师（海外项目）培训、赴泰国和尼泊尔海外汉语教师志愿者培训的工作。根据笔者个人的感受，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传播能力的培训在历次培训中愈来愈受重视，在培训内容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尤其是在07版《标准》发布之后，对于文化传播能力的重视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并且有关培训内容的设置均不同程度地对应了07版《标准》的相关要求。以下介绍其中笔者印象特别深刻的两次培训的具体情况和经验。
（一）2009年南开大学国家公派汉语教师培训营
2009年7—8月，南开大学承办了国家汉办主办的公派汉语教师培训，培训对象为经过选拔已获录用即将在下一学年度派出的国家公派汉语教师171人，孔子学院（课堂）教师55人。这是南开大学第一次承办国家汉办的此类培训任务，学校对此非常重视。根据最终确定的培训计划，培训目标并定为“加强学员的汉语、中国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和对外汉语教学技能，以提高他们的传播能力、跨文化能力，使其成为汉语国际推广复合型人才。”在这一目标中，文化传播能力得到了高度重视。
根据计划，培训总学时为330学时，1/3为专家授课，1/3为以学员为主体的分班活动，1/3为课堂模拟教学、动手能力训练和文化体验活动。文化知识和跨文化理论的传授主要以专家授课的形式完成。培训计划按授课内容将专家授课分为五个板块：跨文化交际板块，占34%的比例，涉及交际学、传播学、文化认知、社会心理学、比较文化研究等知识面；汉语国际推广板块，占34%的比例，涉及第二语言教学法、多媒体运用、汉语本体知识、海外汉学等知识面；中华文化精粹板块，占8%的比例，涉及中国历史、地理、传统思想、民俗、文学、艺术、建筑等知识面；代中国国情板块，占16%的比例，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开放、外交、宗教、民族、城乡建设、教育、经济、贸易等知识面；沟通与管理技能板块，占8%的比例，涉及对外社交礼仪、演讲与表达、冲突及危机管理、领导及管理能力、沟通与谈判技能等知识面。在所有五个板块中，都有与提高文化传播能力相关的内容，但相关性最大的是跨文化交际板块、中华文化精粹板块和当代中国国情板块。授课专家由各领域专家学者、海外汉学家、外交官、相关领域的政府官员、资深汉语国际教育工作者组成。
除此之外，在课堂模拟教学、动手能力训练和文化体验活动的1/3学时中还安排了中华文化技能培训，包括书法、国画、太极拳、民乐、民族舞蹈、中国象棋、围棋、剪纸、烹饪、文化教具制作等。这些也是与文化传播能力相关的内容。
在培训开始后，根据对学员的调查，发现原培训计划对中华文化精粹板块的比重安排过小，跨文化交际板块比重略大，当代中国国情比重稍有不足，于是培训营对授课计划做出了调整，适当增加了中华文化精粹和当代中国国情两个板块的授课专家及课时，这些调整在随后对学员的调查中得到了肯定的反馈。除此之外，中华文化技能培训也受到了学员的热烈欢迎，由于这些技能本身都需要一定时段的学习，因此学员们在接受调查时普遍表示希望增加这类培训的课时。
此次培训中所安排的与文化传播能力有关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07版《标准》的有关要求，同时对于如何通过培训解决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在文化传播能力方面对教师的文化知识面要求广、知识掌握程度要求深的难题，此次培训中的一些经验也不无借鉴的意义。通过学员的反馈，此次培训所采用的各领域一流专家集中授课，课后学员针对专家授课内容组织研讨的方式，对于在短时间集中、深入掌握各领域文化知识、理论，接触最新的观点，掌握最前沿的信息，准确了解和正确理解有关国情、政策等，是非常有效的；同时此次培训也证明，跨文化能力的提高不能仅依赖跨文化理论的学习，更多地掌握中外文化知识、通过各种模拟活动和文化体验来配合理论学习，都对跨文化能力的提高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南开大学此后所承办的同类培训基本上都沿用了此次培训的模式：聘请各领域一流专家集中授课，课后组织学员针对专家授课内容研讨，加深对知识和理论的理解，同时通过各种技能训练、模拟活动、文化体验来提高实践应用能力。
（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中华文化与传播”课程研修班
由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全国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承办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中华文化与传播”课程研修班于2011年7月23日—8月22日举行，参训学员为来自拥有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点的全国各高校39位承担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核心课程“中华文化与传播”或其他文化课程的教师。研修班采用了专家授课与学员自主研讨以及文化考察相结合的方式。每周一至周六为研修时间，周日休息一天，在研修的六天内，一般周六安排全天文化考察（以参观为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安排专家授课，下午为学员研讨时间，研讨内容主要是“中华文化与传播”课程的内容设置、授课模式、教学范例等相关问题。专家授课一共有20场，每场3小时，共有19位专家授课（其中一位专家讲了两场）。授课内容包括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交际、儒学、中国历史、中国古代建筑、中西哲学比较、中西文化比较、中医、中华文化传播策略、中国佛教、中国古代科举制度、道教、中国民俗文化、中国书法、中国历史地理、老庄哲学、中国画鉴赏、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国古琴艺术等专题。授课者均为自己所在领域的一流专家（中国佛教和道教两个专题由宗教界人士主讲）。文化考察与授课内容紧密结合，并且尽可能地由相关授课专家做相应文化考察的导览，如在彭林教授主讲的“《周礼》、《周易》与北京故宫”之后，紧接着安排了由他导览的对故宫和国家博物馆的考察，而在学诚法师主讲的“中国佛教的幸福观”之后，安排了对由他任主持的龙泉寺的考察。
作为此次研修班的学员，笔者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文化传播能力培训。专家授课极大地开阔了学员的文化视野，丰富了学员的知识、提升了其精神境界、使其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坚定了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和传播中华文化的信心。此外学员们通过17次全员和分组研讨，完成了汉办师资处和教指委所交给的“中华文化与传播”课程大纲草案的编写、示范课件的制作，以及为公派汉语教师和志愿者在海外经常被问及的34个当代中国热点问题编写参考解答方案的任务。学员们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在许多方面受到了专家授课的启发和影响。
此次研修班的计划安排科学、周密，主办和承办方所做的准备和组织工作高效、严谨，研修期间的活动全部按照既有计划进行，从而保障了研修班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此次培训的成功再次表明，高端学者密集授课的模式能在短时间迅速提升学员的学识素养，对于解决汉语国际教师知识面不足和对知识的掌握深度有限的问题极为有效，应当成为汉语国际教师文化传播能力培训的主要形式；而专家授课、学员研讨与文化考察体验有机结合的模式在目前是我们所知的文化传播能力培训的最佳模式。
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体会，笔者以为：今后专门的文化传播能力培训应成为提升汉语国际教师文化传播能力的主要渠道，应在国家汉办的领导和组织下，形成行业化、常态化、制度化的专门的文化传播能力培训机制。
四、有关汉语国际教师文化传播能力培训内容的几点看法
通过个人参加和参与培训，笔者对于汉语国际教师能力培训形成了一些粗浅的看法，谨在此提出，就教于方家。
（一）关于培训的内容
从《汉语国际教师标准》中有关文化传播能力的要求来看，要达到该要求，相关文化知识的掌握至关重要，因此文化知识的传授应当是汉语国际教师文化传播能力培训的主要内容。其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对于教师们理解和把握中华文化精髓，树立文化自信心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更应成为培训内容中的重点。考虑到《标准》对教师中外文化比较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要求，在培训中也应安排相关知识的传授。此外作为能力培训，也要考虑如何更好地使教师将知识和理论的掌握转化为实践的能力，笔者以为这一环节主要应通过案例的分析讲解的途径来完成，因此在文化传播能力培训中除了有关中外文化跨文化理论的专家讲座外，文化传播案例分析应当是培训内容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任务，应主要由有丰富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经验的汉语国际教师来承担。
（二）培训内容中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
近年来，通过实践，业内在中华文化传播的问题上形成了一些新的看法，下面笔者结合这些看法以及笔者自己的体会，来谈谈培训内容中一些具体问题应如何处理。
1. 当代文化和传统文化
许多同行认为目前国内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涉及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容不够，而涉及传统文化的内容则过多，并指出外国人学汉语，来中国，主要是被今天的中国所吸引，他们想要了解的主要是当代中国，因此在教材中应尽量增加当代文化的内容，适当减少传统文化内容的比例。这种看法确实是很有道理的，那么，在针对教师的文化传播能力培训中，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的比例是否也应减少呢？笔者认为，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一直是全球主流文化，各国的当代文化无不受到西方文化的重大影响，存在着很大的共通性，由于这种共通性的存在，想让各国学生理解中国的当代文化并不是很难，而真正使一国文化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文化的，主要还是传统文化，一旦学生想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中国文化，教师就必须引领其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找答案，而目前许多教师的中华传统文化素养还不够深，因此中华传统文化必须成为文化传播能力培训中最重要的内容，不宜减少其比例。当然，培训中也应适当安排当代国情和文化方面的内容。
2. 共性与差异
一些同行通过教学实践的经验，认为在文化教学中或汉语技能教学中涉及文化因素时，应尽量强调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共性，而非差异。我们认为，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共性都是客观存在的，二者在文化教学中都是相当重要的，过分强调差异，容易使人觉得中华文化有“异类”性质，不愿学习和接受；过分强调共性，又容易抹杀中华文化的特性；总之，过分强调或忽视二者中的哪一方，都不利于有效地激发学习者对中华文化的兴趣，不利于他们正确理解中国文化。我们认为介绍中华文化的正确的模式应当是差异——共性——差异。也就是在教学的初期阶段用中外文化的差异使学生看到中华文化的独特之处，引发他们进一步了解和学习中华文化的兴趣；随着教学的深入，要开始强调中外文化的共性，让学习者看到在普世价值层面中外文化的共通性；当学习者对中华文化了解到相当程度时，可以再次关注中外文化的差异，使学生在更深的层面上理解中华文化。无论是讲差异还是共性，对中外文化的了解是基本的前提，这就要求文化传播能力培训中应当既安排中国文化的内容，也要安排对世界其他主要文化的介绍。
3. 主体与客体
目前在汉语国际教育的工作实践中，跨文化交际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除了重视对跨文化理论的学习和运用外，传播对象的文化背景及其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看法也越来越得到业内同行的重视，这无疑是可喜的现象，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进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首先需要坚定自己对于中华文化的信心，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可以视具体情况进行一定的文化依附，但文化立场绝不能动摇。汉语国际教师是中华文化的传播主体，学习者是客体，双方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可能永远也达不到完全一致，这是很正常的。我们既不能强求学习者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我们完全一致，也不能动摇自己的立场，改变观点以求与对方的理解一致。为此，在文化传播能力培训中应特别注意树立教师的文化自信心，坚定其文化立场。为达成这一目标，在培训中应特别注意使教师加深对中华文化精髓的理解。
【参考文献】
[1]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2]许嘉璐、石锓.关于汉语国际教育热点问题的访谈.湖北大学学报，2011（4）.
[1] 本文系南开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汉语国际教育中的中华文化传播”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NKZXYY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