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汉语教育人才培养论丛(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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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5W”模式培养对外汉语师资的中华文化传播能力

朱姝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摘要】对外汉语师资是从事中华文化国际推广的主力军,他们在课堂直接面对有汉语学习需求的学习者,他们是否具备优秀的传播能力,对中华文化传播大战略的兴衰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旨在从传播学的“5W”模式来重点分析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课堂教学过程,以帮助汉语师资更好地获得传播能力。

【关键词】“5W”模式 中华文化传播 汉语师资

汉语的国际推广一直和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紧密相连,这不仅是国家汉语推广的战略需要,也是基于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因此,在汉语的国际推广中,我们的汉语课堂是传播中华文化的主要阵地,而汉语师资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传播者。培养传播者有效的中华文化传播能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文旨在从传播学的“5W”模式来重点分析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课堂教学过程,以帮助汉语师资更好地获得传播能力。因为课堂教学是汉语教学的中心环节,也是学生了解中华文化的主要的集中场所。在展开具体分析之前,我们先来看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传播学的“5W”模式能够和课堂教学过程相结合,二是为什么用传播学的理论来重点分析文化教学而不是语言教学。回答了这两个问题,我们就能很好地理解为什么传播学的“5W”模式能够用来分析和指导对外汉语的文化教学。

一方面,传播学理论中的“5W”模式能够用来分析课堂教学过程是由两者在形式上的共通性决定的。传播学认为,传播的本质是信息的流动。传播学意义上的信息是指能够减少或消除不确定的任何事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于1948年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了经典的“5W”模式,即谁(Who)、说了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这也是传播学的五大课题: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

该模式显示传播过程是一个有目的行为过程,具有企图影响受众的目的,这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范围和基本内容。对后世传播过程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个传播过程忽视了受众对传播者的反馈要素,不能揭示传播双向互动的性质。因此我们可以在“5W模式”后缀上“反馈环节”,使之成为一个互动平衡的系统,如下图所示:

我们不难发现,其实课堂教学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信息流动的过程,即一个传播的过程。教师是这个过程的信息传播者,课堂教学内容是传播的信息,而教师所采用的教材或者其他辅助教学的工具是传播媒介,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是这个传播过程的受众,而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和传播中华文化,正是这个传播过程的目的和希望达到的效果。学生与教师关于课堂教学的交流、学生需求的反映以及语言测试结果等都是对这一教学过程的反馈。

另一方面,我们之所以用传播学的理论来重点分析文化教学而不是语言教学,是因为传播学着重于研究信息流动的过程中对传播双方意识和态度的改变。文化教学就是更多地作用于人的态度,消除语言学习者在运用目的语进行人际沟通时的障碍和噪音。这和语言教学中语言运用规律的传递是有区别的,规律是客观的,态度是主观的,我们在文化课中更多地强调的是沟通,能够认识到双方文化中的差异并能够理解到这种差异,态度的形成以及传播效果的实现,与传播者的技巧、内容和媒介的选择以及接受者的个性特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传播学的理论更适于用来指导文化教学过程。

为了实现最佳的传播效果,实现文化教学的目的,控制部分我们强调教师作为一个传播者的综合素质;内容上我们强调文化教学的内容应该具有代表性、与语言教学的阶段性、时代性;媒介上我们强调对现代化辅助教学技术的运用,延伸人体的视觉听觉甚至是触觉;受众上我们强调去理解接受者的群体、亚群体及个体特征与需求;效果上我们强调语言运用于人际传播中编码—解码—译码这个过程的顺畅,而顺畅的前提在于对于文化差异的认知;反馈上我们强调双向互动和平衡,让课堂教学的过程处于一种良性的循环更新当中。那么,我们接下来将从“控制、内容、媒介、受众、效果”五个层面来剖析对外汉语文化课堂教学的过程。

一、对外汉语文化课堂教学过程的控制分析

我们将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课堂教学过程视为一个传播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不仅是跨文化交际的参与者,更是这个过程的主导者,控制着整个传播过程的环节的发生、发展和节奏,是整个传播过程的第一环,决定着后续环节中内容的选择、媒介的运用、受众的分析和反馈的接收,对能否高效地实现教学目的起着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对外汉语教师代表的不仅是作为教师的形象,在跨文化教学和交际过程中,代表的更是国家和文化的形象。这对汉语教师的知识内涵、气质修养、言谈举止、着装打扮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尤其是其中从事文化教学的教师,更应该提高自身的中华文化修养以及树立多边文化意识。

(一)基本立场:客观、真实、公正

在文化教学中,对外汉语教师首先应该有正确的民族观念,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反对文化国粹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无视民族特点、抹杀民族差别、否定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实际上是大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一种表现。在对待本国文化问题上要防止文化国粹主义,要对自己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要客观、真实、公正地评价中国文化,要在承认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同时也能看到我们的文化当中存在的糟粕。其次,一定要采取客观中立的态度,尽量避免感情上的倾向性。在肯定别的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成就的基础上,介绍讲解中国文化的特点,以特点来定位优点。要摈弃盲目自大的“天朝中心论”,也要反对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和崇洋媚外的思想。

(二)基本理念:多边文化意识

这就要求对外汉语教师要勤于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努力掌握中国当代文化,了解中国文化的渊源及发展。特别要理解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文学、艺术,因为这些深层次的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人生智慧,同时塑造着中国人的性格,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应当作为重点修习对象。

因为对外汉语教师面对的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学生,这就要求教师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要了解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及古希腊文明,了解在此基础上的神话、传说、歌谣,了解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等。通过对比、体悟,有利于理解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有利于发现文化导入教学的某些合适的切入点,并能在教学中体现对其他民族的文化的尊重,从而赢得学生的信任和教学支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应重视中外文化上的差异,并深入研究这种差异。作为对外汉语教师不仅要帮助学生学会语言,而且还要帮助学生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较快地扩大知识面,进而真正学好汉语。

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课堂教学过程的内容分析

关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内容,即“教什么”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界和业界颇受关注的问题。各种声音不绝于耳,学界的专家和在对外汉语一线教学的教师们都提出过自己的看法。文化浩如烟海,在浩瀚的文化宝库中,哪些是应该列入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内容,或者说文化因素的内涵包含什么,是文化教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此类研究已经有相当多的成果,但不可回避的是,这是一项比较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宏观上对它进行设计,进行层级划分,需要勾画出文化因素的纲目,同时还需要对具体的文化因素进行收集、筛选和描述,建立起文化因素项目层级系统。

以下几项原则需要把握:

(一)代表性

我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我们的文化浩瀚如海,纷繁复杂,文化的方方面面不可能都成为文化教学的内容,从国别特征,我们应该选取国家文化,从共时的层面,我们应该选取主流文化,而不是地域文化和部分人群的边缘文化亚文化,从历时的层面,我们应该选取能够代表华夏民族优秀传统的文化,能够反映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潮流的文化,能够反映我们国家发展现状的文化。

(二)阶段性

语言和文化的教学都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和层级性,必须把语言教学中的语音、词汇、语法、语义、语用、汉字等要素作为一个参照系统,才能更好地把握文化教学。文化因素的导入教学受到语言知识、语言因素的制约,所以还必须与学生的语言交际水平相适应,分阶段实施,不可一蹴而就。

(三)时代性

教材的更新是有一定周期的,那么,教学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教材中的当代文化内容与现实中的文化现象有出入的现象,因此教师一定要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对一些观念进行更新。比如,传统文化的教材里在谈到日常生活中,中国人说“谢谢”的频率远远低于西方人,但现实的状况是越来越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城市居民,使用“谢谢”的频率已经大大增加了,甚至在父母子女之间接受帮助时,说“谢谢”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在受到夸奖时,中国人不是一味地说“哪里,哪里”,使用“谢谢”作为答语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这就需要对外汉语教师注意紧跟时代、观察生活,而且把这种变化在课堂教学中传达给汉语学习者。

此外,传播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除了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要从受众的需求方面来考虑,因此还需要做定量的问卷调查和定性的访谈了解作为受传者的学习需求。

三、对外汉语文化教学课堂教学过程的媒介分析

对外汉语教师应当具备使用现代教学设备的能力。传统的教学法主要是在课堂中利用教材和板书作为教学的主要工具,随着现代化信息传播工具的发展,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在课堂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展开教学已是大势所趋。从学生的学习类型来说,授课时配合多种媒介的使用,使信息流动的形式多样化,也有利于不同类型学习者对知识的吸收。

除了计算机技术带来的新的教学方式的革新,课堂活动的有效组织和开展也要充分利用这种媒介进行有效教学。如在初级阶段,进行一些物质文化相关词汇教学时,直接借用实物道具让学生身临其境或许是最简便又最有效的方式。在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中,设置情景、扮演角色、穿插音频视频片段等,会获得更好的练习效果。

当然,最基础的媒介还是依赖于传播者自身,即我们汉语教师自身的语言,这包括有声语言和身体语言,教师能否注意提升自身的语言修养和语言表达能力,合理自如地运用规范生动的有声语言和准确合适的身体语言来展开课堂教学。

四、对外汉语文化教学课堂教学过程的受众分析

学生作为课堂教学的受众,绝不是“中弹即倒”的靶子,而是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知识结构的独立个体。对外汉语文化教学课堂的受众分析要把握三个特殊性:

(一)群体的特殊性

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对象是以汉语作为非第一语言的学习者,一般已经具备运用第一语言的思维、表达、交际的能力。这种在学习者身上的母语成熟性会给第二语言的学习带来一些干扰和噪音。

(二)亚群体的特殊性

将汉语作为非第一语言学习的学习者依据国籍、种族、教育背景等又形成一个个亚群体,我们通常依据学生来自的不同文化圈进行亚群体的划分,以确保有开展针对性的教学。

“汉文化圈”指的是以中国为中心及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一些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朝鲜、新加坡等国,中华文化的若干深层次的精神内涵已经融入这些国家的文化中。所以,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应该对“汉文化圈”之内和之外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一般来说,“汉文化圈”内的学生理解和接受中华文化知识相对比较容易,可以从较高的起点进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相反,像欧美、非洲等许多“汉文化圈”外的学生,其本民族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很大反差。来自这些文化圈的学生理解中华文化的能力要弱一些,因此文化教学的重点应放在物质文化层面,并且要注意适度与适量。对“汉文化圈”外的学生,需等他们的语言及文化知识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再进行较高层次的文化教学。

(三)个体的特殊性

在亚群体当中又依据个人的成长经历、价值观念、兴趣爱好、个人条件等形成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个体,体现在个人学习汉语的目的、个人的性格特征和其兴趣爱好上。比如在同一个课堂,不同学生的学习目的不同:有的学生把汉语作为专业来学习以便将来能够从事汉语教学工作,这部分学生对汉语的规律性知识和理论性知识较感兴趣;有的学生是想在中国进行长期的旅行,这部分学生对汉语的交际运用和地理文化知识更感兴趣。因为性格特征不同,所以有些学生乐于参与课堂互动,乐于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另一部分学生性格内向,对于在公共场合发表言论会感到紧张压抑,这就需要汉语教师能充分了解和把握这些特点,开展适合班级及个人的课堂活动,以提高其学习效率。对于外向的学生我们可以给他更多的口头表达的机会,对于内向的学生我们可以给他更多的用笔头表达的机会,让每个学生都能在课堂上找到学习的自信而不是学习的压力。

所以在课堂教学中,尤其是小班教学中,教师不能够“眉毛胡子一把抓”,不能对所有学生采取一种态度、教授一种知识,而是应该在教学之前尽可能地对留学生进行文化调查,即了解每个学生母语国家的文化知识、学生的种族、个人背景、在中国学习的时间和环境等情况。应该了解学生的个体特征,根据学生的国籍、地域、民族和需求等诸方面来考虑自己的教学计划,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

五、对外汉语文化教学课堂教学过程的效果分析

对外汉语文化课堂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汉语交际能力,传播中华文化。这一目的的实现体现在现实的交际过程中,学生能够得体恰当地利用汉语进行交际,这一交际过程的实质可以用下边的传播学上的“奥斯古德——斯拉姆模式”来表示:该模式由C.E.奥斯古德首创,施拉姆提出(1954),是一个高度循环的模式。传者受者均为制成符号者、解释者、还原符号者。传受双方互为传播过程的主客体,行使着相同的功能,即编码、译码和释码。这一模式比线性模式更进一步,特别适用于人际传播。在人际传播中,传授双方就是利用语言作为工具,说话者将语言进行思维加工编译为一串有特定意义的符号,听话人将这串符号依据自己的背景知识解译为一串自己能够解的符号。而这个系统是互动平衡的,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角色一直处于互相切换当中。

这一模式用于阐释跨文化交际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跨化交际之所以会出现障碍、误解和偏误,就是因为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编码、译码、释码”这个链条中的“译码”环节出现了堵塞、断裂,而疏通这个堵塞、修复这个裂痕的方式就是使交流双方对于文化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只有认识到了差异才能将信息还原为自身能够理解的内容。

结语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除了经典的“5W”模式,本文特别强调了反馈环节的重要作用,既是基于这一传播理论的局限性,也是兼顾教学设计中的学习者中心理念。我们的汉语教师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借助传播学“5W”理论的角度可以对对外汉语的文化课堂教学进行“控制、内容、媒介、受众、效果”多层面的分析和把握,以提高其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的能力。

从事汉语国际推广的教师,要扮演好自身在中华文化传播这个历史任务中的角色,就要充分把握好课堂——这个汉语国际推广的第一现场,做一个合格的语言教师,更成为中华文化的优秀传播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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