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刍议海外汉语教师语言文化素养的培养

黄洁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跨文化教学：学汉语是跨越母语文化学习汉语文化的过程，教汉语是介绍讲解汉语文化的过程。本文针对海外汉语教师第一语言为非汉语，他们对中国文化略有所知又知之不深的情况，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入手，探讨如何通过对语言文化的具体分析，使他们对汉语及其深层文化背景有更为准确深刻的理解，从而提升海外汉语教师的汉语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关键词】海外 汉语教师 语言文化 素养 培养

随着学习汉语人数的不断增多，通过汉语沟通中国与世界，让世界各国对中国及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有更多了解和认识，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面对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国家汉办一方面继续向海外派遣志愿者教师，一方面也加大了对海外本土师资的培养。目前对海外汉语教师的培养主要分为在中国国内进行培训和在本土国培训两种方式。无论培训对象、培训地点和培训方式等有怎样的不同，着重提升海外汉语教师语言文化素养都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

语言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同时语言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是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最重要的载体、表达方式；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语言本身包含着文化因素，体现着文化的特征和品性；而文化制约着语言形式，不断将自己的内质转化为语言的要素和内涵，形成语言表现的基本内容。因此任何一种语言教学都无法就语言教语言而不涉及文化因素。海外汉语教师作为第一语言为非汉语的特殊群体，在汉语教学中必然涉及中国文化的因素，那么，充分了解汉语赖以生成的文化背景，提升对汉语文化的理解与把握，越来越成为海外汉语教师语言、教学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体现方式。

一

曾经有海外汉语教师对“我喜欢戴绿帽子”的表达受到哂笑感到不解，认为这样的句子合乎汉语语法规则，没有错误。如果单从语法形式上看，这样的句子表达确实没有什么错误，但在汉语里，“戴绿帽子”有特定的词语含义，表示人妻有外遇，有很强的讥讽色彩。

那么，为什么要用绿帽子来表示这个意思，而不是用红帽子、黄帽子呢？难道中国人不喜欢绿色吗？一般来说，古代中国人是不喜欢绿色的。早期中国人的衣服都不用绿色，直到汉代，这种颜色才用于冠帻服色，而且往往是宫廷厨师一类人物戴着绿色帽子，以标明他们卑贱的身分。唐以后，绿色虽用于官服，也仅仅是六品（深绿）与七品（浅绿）等下层官吏服色。元、明以后，绿色的待遇更是每况愈下，不光绿袍降为八、九品官员的服色，甚至还有了“娼家男子戴绿头巾”的规定，现在民间“戴绿帽子”的直接渊源就在这里。

古代中国人对绿色的态度能得到部分外国学习者的认同，比如传统的日本人也不喜欢绿色，但对其中的原因并不明确。如果此时我们仅仅就语言现象和历史事实作简单的介绍，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肌理上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学习者就可能对此产生不解，由不解到隔膜，甚至可能觉得中国人想法奇怪，不近人情，对汉语词汇的理解就会打折扣。

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要素构成的。这五种要素被称为五行。五行对应于白、青、黑、赤、黄五种颜色，形成“五正色”；而绿、红、碧、紫、骝黄五种颜色则被称为五间色，这五种“间色”都属于不受欢迎的颜色。孔子在《论语·阳货》有：“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就是把紫色与郑声、利口等类别的事物统统加以排斥，以维护正色、正声和国家正统。即使在现代生活中，人们常用的“红得发紫”、“大红大紫”等词语，也还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同样道理，“绿”也属于间色，与正色相对，当然处处受到冷遇。

现代中国人未必都知道关于“绿”或“绿色”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但长期形成的文化直觉和民族语感，可以帮助他们正确使用这些词语；而这种直觉和语感，在海外汉语教师的培训中，只能通过由语言习得向文化浸润的延伸才能获得。这就要求我们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通过语言中的文化教学，对语言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作出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分析和讲解，才能把这种海外学习者难以知晓、不甚了解的语言－文化结构清晰地揭示出来，使他们不仅知道词语的语义内涵，还对它的文化底蕴有所了解，由此触及中国文化一些本质性、系统性的特征。这样的教学，有利于调动和激活学习者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他们的汉语理解和运用能力，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在教与学的更高层次上，实现汉语和汉语文化的融会贯通。

二

汉语学习中的文化因素，是指语言系统各层次的文化内涵和语言使用的社会规约，它们隐含在汉语的词汇系统、语义系统、语法系统和语用系统中，反映着汉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我们对海外汉语教师的培训中如果不能揭示这些较为深层的文化因素，就不能使学习者真正理解和正确使用汉语。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不仅必须结合文化教学，还要涉及更为复杂的跨文化交际因素。

但是，面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文化间的区别和差异，语言教学和文化认识应该怎么结合，汉语教学中的文化素养应该如何提升？让我们用实例来加以说明。

梅、兰、竹、菊在中国传统中是备受推崇的“四君子”，与它们相关的词汇和语言现象很多。但是不同国家的人们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和感情。例如“菊”，许多国家把它视为不吉利的花，通常用于道歉和表示哀悼。因此，他们很难理解中国人为什么用心培植菊花，专门举办菊展赏菊，重阳节时喝菊花酒。

这时我们不仅要在语言层面讲清楚“菊”字的形、音、义，还要在文化层面对“菊”的内涵进行解说。菊花因其秋末冬初绽放，凌霜耐寒，在百花凋零时独自开放的特点，被赋予清高孤傲的人品和不与世人同流合污的隐士情怀，古人“东篱黄菊为谁香，不学群葩附艳阳。直待索秋霜色裹，自甘孤处作孤芳”表现的就是这样的情怀。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达了对菊花的喜爱和超然独立的节操，使“菊”的文化意象得以固定，并使菊花成为后代文人经常歌咏的对象。“菊”不与万紫争春，不与千红斗艳，在肃杀的秋冬之际傲然绽放于山村田野、木栅竹篱。它袅娜多姿，仪态万千，姹紫嫣红，一派淡然潇洒的气度。君子文人对菊花的欣赏，既有“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零落万红炎是尽，独垂舞袖向西风”的名言，也有“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无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佳句。菊花已成为古代君子文人自得其乐、儒道双修的精神象征，儒家务实、积极用事的精神和道家萧散冲和、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在菊花这里得到了很好地体现。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人才会如此珍爱菊花，每年的秋季都要对精心培植了一年的菊花进行观赏，举办花展。此外菊花一般是在中国农历的九月绽放，人们就将九月称作“菊月”，因为九与“久”同音，所以菊花在民俗中也用来象征长寿和长久。中国重阳节时有饮菊花酒的习俗，也是取菊花延年益寿之意。

三

汉语是一种文化内涵极其丰富的语言。这些文化内涵就像独特的徽章和印记，既体现在汉语语构的层面，也显现在语义和语用层面，形成相应的语构文化、语义文化和语用文化。语构文化是指词、词组、句子甚至语篇，在其构造中体现出的文化特点；语义文化主要是指词汇中包含的社会文化含义，它能够很好地反映民族的心理模式和思维方式，是语言文化因素最基本、最重要的表现形式；而语用文化则体现为言语交际中的语言规则和文化规约，这是由不同民族的文化，主要是习俗文化决定的。

我们先从语构文化层面来看。汉语在表现时间、空间概念时，一般是从大到小、由远及近地排列。如中国人的信封格式，是按国家、地区、城市、街道、门牌、姓名的顺序排列，而时间的序列则是按年、月、日、时、分、秒排列。仅仅从语言表现的层面，告诉学习者记住并正确运用这一规则并不困难。但要让他们知道所以这样表现的原因，就必须涉及跨文化交际的因素，对这一现象做出语构文化上的解释和说明。

汉语的这种排列顺序，其实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在语言文化中的具体体现。相对于世界上的许多语言而言，汉语呈现出一种非常突出的整体思维、综合知解的模式。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中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汉语表述的特点反映出中国人从一般到具体，从客观到主观，从外物到自身，强调整体性的思维习惯。这种文化特征在汉语结构的层面上得到反映，又从汉语语构的角度上反过来影响汉语使用者的思维和文化内质。

语义文化上的特征往往和语构文化相关联。例如，“国家”一词，在常用汉语1500高频词语中排名第320位，是一个使用频率较高，学习者接触较早的词语。我们可以从最基本的教学要求入手，使学习者掌握“国家”一词的准确读音和词语意义；同时还应该从语构的角度使学习者了解，这是一个由“国”和“家”两个单纯词组成的并列式合成词，“国家”的组合意义与“国”、“家”各自表达的意义有密切的关联。但是在很多海外汉语教师的观念中，“国”与“家”的性质差异较大，彼此关联较小，他们很难对“国家”的意义作准确的理解。在这样的汉语教学中，语言文化的介绍和引导就显得特别重要。

在语义文化层面的分析，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国家”一词的涵义。“国”与“家”之所以可以在汉语中并列组合成词，其实是汉民族伦理意识和宗法文化的一种反映。在中国社会趋于成熟的先秦时期，宗法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这一制度的核心，是确立家族血亲与社会伦理之间的类同秩序关系，以此来建立社会架构和人伦规范相统一的观念模式，并形成中国社会“家国同构”的基本框架和文化传统。

所谓“家国同构”，就是把父亲、长子关系作为纵轴，夫妇关系作为横轴，兄弟关系作为辅线，以划定血缘亲疏远近次第的“家”，类同于把君臣关系作为主轴、君主和姻亲诸侯的关系作为横轴、君主和领属卿大夫的关系作为辅线，以确定身份等级上下的“国”，使两种属性不同的关系秩序平行、重叠，形成彼此照应的同构关系。《礼记·大传》说：“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这是“家”的宗法；《礼记·丧服小记》说：“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这是“国”的伦理。就这样，早期中国人按照人类自然种群的血亲关系模式来规范社会大众的人际关系准则，为混乱无序的社会群体确立起了一个容易理解、接受和遵从的公共伦常。

在这样的类同结构中，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对家族尊长亲疏的细致厘定，就是对社会政治秩序的结构性规约。对普通人而言，“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把这些原则放大到社会与国家的层面，就成为“王道之大者也”。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和观念基础，就是“国”、“家”并列成词的主要原因和基本内涵。

语用文化是培养语言交际能力的主要内容，是语言教学中文化因素的重点之一。教学中，除了要针对海外汉语教师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外，我们还要在语用层面多留心、多用心，适时地以跨文化意识加以引导，激发他们对汉语文化因素的敏感，提高他们根据各种语境因素适当、得体地理解、运用汉语的能力。

“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虽然已是百花开，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这是一首在中国非常流行的歌曲，歌词浅显易懂，送别爱人时的感情表达真切含蓄，很多海外教师都会唱，但他们对歌词的理解大多只限于字面意义，对隐藏在其中的双关成分和潜在文化因素却浑然不觉。我们知道，世界上的许多语言都用花朵比喻女人，汉语也是如此。但中国人还用“家花”比喻家中的配偶，以“野花”形容外遇的情人，俗语中甚至有“家花不如野花香”的说法。歌词“虽然已是百花开，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如果不结合具体语境，很容易理解为只是对远行人的叮嘱。但实际上，这句话是以“野花”比喻可能发生的外遇，嘱咐远行的人不要在外界诱惑下心乱神迷，负心薄幸，要记住家里的爱人“天天在等待”。歌曲总体上表现出对感情的维护和对忠贞的捍卫，间接表达出中国人对爱情、家庭的观念和态度。这首歌词的文化内涵并不费解，但是如果没有适时恰当的点拨，很多海外学习者是意识不到的。

总之，汉语教学，由于涉及大量的语言文化和跨文化交际因素，既有一定的难度，也有相当的趣味。我们在海外汉语教师的培训中，既要注重培养他们的语言技能，还要注重培养他们跨文化理解能力，使他们在拥有较好的汉语言知识基础上，提高自身的汉语言文化观；既要了解文化和语言的相互关系，也能在不同阶段不同层面全面地认识汉语，提升对汉语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既要了解汉语文化背景知识，也要培养文化习得意识（Conciousness of Culture Acquisition）的自觉。

我们要从语言本身出发，把隐含在语言系统中的文化因素揭示出来，使文化意识的培养与语言教学融为一体。这样不仅可以使学习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同时还能有效地激发学习者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学习热情，促使他们以丰富广阔的视野来认识汉语，了解中国，提高教学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目的性，真正做好汉语教学工作，更好地实现以汉语为工具和手段的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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