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技应用与普及

通信技术的更新换代、互联网接入的不断普及、网络应用的持续创新、移动终端用户数量的快速攀升等科技发展新景象，对社区减灾政策的实施产生了诸多影响，表现为机遇与挑战并存。尤其是依托手机上网、即时通信应用，以即时性、交互性、共享性、社群化为突出特征的新媒体发展带来的影响最为明显。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在2013年上半年的互联网发展中，3G的普及、无线网络的发展和手机应用的创新促成了我国手机网民数量的快速提升，手机网民规模达4.64亿，占网民总数的78.5%。手机上网不仅成为新增网民的重要来源，在即时通信、电子商务等网络应用中也均有良好表现。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即时通信网民规模达4.97亿，使用率为84.2%，继续保持第一且持续攀升，尤其以手机端的发展更为迅速。手机即时通信网民规模为3.97亿，使用率为85.7%。此外，手机还成为各娱乐类应用规模增长的重要突破点，2013年手机网络音乐、手机网络视频、手机网络游戏和手机网络文学的用户规模同比增长超过12%。电子商务类应用在手机端应用中发展迅速，其中手机在线支付网民规模增幅较大，比2012年增长了43.0%。

互联网的即时通信、网络交流平台等应用的普及，为社区减灾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方面，它们为防灾减灾宣传提供了更大的平台，也为宣传方式的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尤其是社交网络的兴起，促使信息、知识和经历实现即时、自动、广泛共享，使得以前受“冷落”的防灾减灾信息和知识也得以快速传播。另一方面，科技发展和应用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拓展了渠道、创新了方式，有助于提升居民参与社区减灾活动的积极性。此外，依托科技进步研发的适合社区、家庭和个人的防灾减灾新产品、新工具，如借助有线电视网络的灾害呼救警报系统、社区应急广播系统、适合家庭的应急救援和防护装备等，为社区减灾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更加扎实的载体和手段。

专栏2.4

北京市综合防灾减灾社区紧急广播系统

北京市民政局2011年启动实施的“北京市综合防灾减灾社区紧急广播系统”科技项目，就是科技助推社区减灾能力提升的典型。应急广播系统包括通讯指挥和终端广播两个部分，通讯指挥系统设置在社区、街道、区县和市级应急指挥部门，终端广播是安装在居民家中的应急广播接收机。一旦灾难来临，接收机会在第一时间强制打开，接收来自指挥中心的警报信息并指导居民按照指挥有序疏散。接收机还可发出包括避难所位置、分层次逃离、救灾物资发放等信息。截至2012年11月底，北京市已在5个社区安装5台紧急广播发射机和9225台紧急广播接收机。成功安装后，各社区的紧急广播系统正常有效运行，为最终实现紧急广播系统的推广普及，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资料来源：北京市民政信息网，http://www.bjmzj.gov.cn/news/root/yjgl/2013-05/106769.shtml？NODE_ID=root。

从传媒学视角，我国社会发展所处的矛盾凸显期与科技成果应用普及期的重叠，使得舆论生态环境出现从未有过的新情况和新局面，尤其是互联网与舆论的结合，可以使一个很小的事情在短时间内成为全国瞩目乃至全球关注的大事件。2013年浙江余姚水灾应对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引发了网络热议，有媒体发出“余姚被淹 网上网下都要救灾”的评论，认为在新媒体时代，突发灾害事件会迅速突破地域的局限，很快变成全国关注的事件。为此，政府部门不应固守过去救灾的老一套，要善于运用新媒体防灾救灾，彻底打通网上和网下两个救灾通道，进行同步救灾。网络舆论对减灾和救灾的关注程度泾渭分明，虽然网络环境为社区减灾宣传和实施提供了机遇，但是如何抓住机遇，调动公众的参与热情，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1] 宗文：《时代呼唤灾害教育》，载《投资北京》1996年第9期；汪泓宏：《时代的趋势——发展灾害教育》，载《中国减灾》1996年第2期。

[2] 陈霞、朱晓华：《试论灾害教育在防灾减灾中的作用》，载《灾害学》2001年第3期。

[3]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0903/c1026-18897981.html。

[4] 伍国春、赵延东：《灾害文化功能和培育》，载罗平飞主编：《全国减灾救灾政策理论研讨优秀论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第90—99页。

[5]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3年7月）》，http://www.cnnic.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