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浅浮雕
讲到汉代陶器时，我们曾故意将浮雕及其上有时所饰的彩绘分别作为另一问题，因为浮雕彩绘与一个更广大的题材汉代雕刻有关，所以将与墓葬浅浮雕一同探讨。
与预料相反，我们熟悉的最早的汉代雕刻并非浮雕，而是公元前117年设置于霍去病墓前的动物圆雕，这位将军曾击败匈奴，并率骑兵远征直达天山。赛加林和拉提古考察团于1913年，及其后第二次拉提古考察团在这著名古冢脚下，发现尤可注意的有一匹大石马踏着一个石胡人，即马踏匈奴石刻。还有一头石牛卧像（图7）。注54这些都造作粗陋、外貌原始，而且和我们所知的一切汉代艺术法则显得很不相称。也许它们实际代表一种用新方法（圆雕）在顽石上刻像的较笨拙的企图。此外，这一尝试也和汉代艺术的一般趋势背道而驰，我们曾屡次确认，那趋势是以简单的线条式轮廓和平坦的表面为基础的。这早产的圆雕因此失败了，而墓祠浮雕也因此即获得成功。
墓祠刻石画及墓柱浮雕，制作于奠都洛阳的后汉，即公元25—220年。在山东及河南的一些主要作品曾为沙畹的研究对象，而在四川的则由赛加林和拉提古做过研究，三处年代都回溯至第2世纪。在河南，可注意的特别是登封县石柱，作于118—123年；山东孝堂山祠，始于129年以前；著名的武梁祠一组，其雕刻属于147—167年；又，在四川的梁山柱雕于121年。所有刻石中最古老的是冯·德海悌的藏品，年代为114年。
汉代墓碑雕刻者采用的技术分三种，有时人物轮廓依据当时通用的图案或线画方法以线条简单刻出；有时，如武梁祠的一组，即将题材周围石料凿去，留出人物形象，因此所余的即为一平坦的表面；又有时——如冯·德海悌藏石——所留图像已不完全平坦，而是微凸的了。除最后雕法外，此种技术不仅忠于汉代惯有的线画式风格，也迎合对平面雕刻这一派的偏好。由于这些平面浮雕和纯图像式外观，河南和山东的汉墓石壁表现出仅如“刻石画”的一切特点，人们也以此相称。
事实上，关于墓祠刻石图像的形似，如伯希和教授及维格纳等中国美术及文物的主要鉴赏家们都强调指出，流传至今的汉代浮雕——某些还是多色的——只是为了死者，用凿刀重复出生者宫殿居室中所饰的绘画而已。注55
至于汉画本身则无遗存注56。但在更耐久的媒介物石碑上保留着忠实的复制品。沙畹或其追随者曾经拓印，仅少彩色而已。
已失原作的拓本曾被贬为不过匠人之作。诚然，它们一般无疑是些凡庸的摹本。此外，发现的坟墓都是属于第二流人物的，相对于壮丽的墓葬，这些装饰就显得十分微弱了。然而这些刻石壁画已足可使我们想见为其范本的真实壁画是何形状；因为甚至在河南及山东的石壁上，我们也发现有伟大的狩猎和战争场面，以及根据几乎全已失传的神话的构图，辉煌的动物雕刻杰作和盛大的军事表演。适当考虑下，看来在那一时代似乎除希腊古瓶外，没有任何作品能显出此种世态画式或史诗式的图景。
我们如翻阅沙畹氏的巨大画册，即可看到汉代艺术的线条或风格在这些不同类别的构图中，表现出了充分能力。
首先是神话人物，这是古老年代的遗产。这里有西王母，陪同或不陪同她的伴侣东王公，随情况而定；还有她的家畜：日中的三足乌，月中的玉兔捣着不死之药注57，九尾狐，等等。亦可以看到北斗星及其侍从。还有神话传说中文明的创始者伏羲和他姐妹女娲，前者手中持矩，后者持规，下半身相交为蛇尾或鱼尾（图8）。注58然后是一系列传奇中的“三皇”“五帝”；再有神话中的怪物：半人半马兽，上身两体相连；颈生8颗人头的异兽，如希腊海怪（hydra）有同等数目的蛇身。但这神话中最具特色的是有翼的羽人，略似西欧地仙（gnome）或小妖（elves），无腿而代以蛇尾一条或数条，尾端上翘。
这些幻想的生物，都动作奇妙，栩栩如生。例如，试看在武梁祠前堂山墙上的异常图景注59，其中聚集了全部神话中人物，在一位安坐的有翼神祇周围前进、飞翔，或展翅自空下降。一名羽人向神献出一株“三珠树”，另一名则屈膝奉上一只杯，第三名像是在舞蹈。这些小雕像戴着如同西方中世纪小丑那样的双耳帽或长尾头巾，优美动人。有的在环绕神祇的各怪物之间飞出飞入，形如凤凰而兽身、头部及上半身为二人形，此外有人身而鸡头或马头、或人首的大鸟。我们可以注意，这些羽人在触地时，下肢都如人的腿和足，但飞翔时即成羽翼或蛇尾。此种令人赞叹的自由奔放之风和丰富幻想，只有希腊古瓶上绘画才可与之比美。
武梁祠中还有几幅巨制，表现各种神话国土：“水国”“天国”，等等。水国使我们看到一个奇异的世界注60，其中一神乘车，由群鱼牵引前进，四处簇拥着蛙、龟、水鼠及鱼的行列，并装备枪、戟、刀、盾等武器。各处还有人物跨鱼游行，和蛙头鱼身或人头鱼身的怪物；更有汉代常见的羽人，在这里其下肢已成鱼尾了。
稍远壁画上为天国注61。此处可看到卷云中翼马驾车而行，其马与希腊神话的飞马（Pegasus）相异，云则表现为一串螺纹连以长尾，一端常作鸡头形；在这飞鸟似的活云上，照例有敏捷的羽人乘坐或攀登着，腿部有时如人，有时如双蛇尾。其动作的灵活，使空路充满生气，是难以描述的。
享堂上的雷神雨师，也令人产生同样奇诡幻怪的印象。其中有翼的神灵乘在狂奔的龙身上，或在旁飞腾引导。我们只需将此种半虎半马、为显示速度而造形的异兽，与周代铜器上几何图形的龙虺相比，即可体会到在周代艺术中集中的潜力在汉代怎样被释放出来。在这迅速飘忽的图画下边比邻的一行，表现雷神宫廷中一幅罕见的气势悍猛之景象。这相貌狰狞的神祇坐在云车上，由六侍牵引，一羽人持棒驾驭，踏云的六侍暗示出一种努力劳役之感和优美的写实作风。在以双头龙身象征的火焰拱门下（这是神话中传说的虹），一神话人物正跳在匍匐的牺牲者背上，持锤和凿以雷电击入他颈后（凿开混沌），四周浮云翻卷，雨师正倾下他们的水瓮。尽管由于拓印的黑像改变原形，这一图景还是有强烈的戏剧性的。其次一行中，妖魔、熊罴吞食着小儿或挥舞各种武器的战士，也使人有此种印象。
还有疾风暴雨的国土，注62那飞动性甚至更为惊人。在高处我们看到风伯乘车驾蛇尾四足的神兽，由羽人骑同样异兽护卫飞奔。中间一行是暴风雨，雷公持锤击鼓，女神“抽动着鞭子似的雨绳”跑过去。下面乱云飞渡。在风伯的大力呼吸下，黑云像一队奇幻的骑兵疾驰，其中露出龙虺、野兽和鸟类的头，或羽人的头和上半身。这里可看到展翅的鸟，显然由云生出，引路前飞，一群精灵盘旋涡卷与云相符，后有蛇尾。注63将云表现为活的东西，赋予动物或神的表征，认为它是仙人居处，而且本身也是神灵，这种观念无疑是中国艺术信条中永久的特色之一。我们当记得周朝那些雄劲而模糊的形式，其中雷纹在不知不觉中渐变为龙。如果将此种几何图形的表达方式改用汉代艺术的灵活线条，我们即可达到上述的云鸟、云龙和云仙。再经一两个阶段就演进为宋和元朝的云烟浩渺的山水画，那里雾霭凄迷，云霞掩映，乃是一切事物的灵魂，能使人猜度这实体后面的变幻不定的神髓——一幅元画上，龙于云中突然现形，即可为证。在全部的流派相传和技巧发展中，此种美学理想——或更可说它的智慧基础——始终如一。
在另一面石板上注64，云团完成了其进展过程，化为动物和神仙。首先是一队飞翔的四足翼兽，鸟头蛇尾，有的上跨习见的羽人。其次是伏羲和女娲，各持规矩，下肢和蛇尾相交；再次为其他羽人，腿也变为蛇尾，沿地拖行如云。然后是一队有翼的龙马，线条优美动人，昂首喷鼻长嘶，我们熟识的羽人像骑师似地跨乘其上。最后，在底部一行，又有龙、鸟和神灵化为飞云，那些涡卷如云团并缩成尖端的蛇样的身体，几乎离地在空滑行。在这浮雕上，毫无拘束的想象力可以自由驰骋。不论在埃及或希腊的艺术中，我们知道很少有如此飞动的情景。埃及或希腊的设计充满了造型方面的联想，对人物形象赋予实质，因而在他们飞行时减少了轻盈之致；然而在这里，由于汉代艺术深为偏嗜简朴的线画式轮廓，所以其动作也单纯精练。这是从周代以来多么巨大的变化！但也可看出，当时那种浩浩莽莽的艺术郁积了怎样悍猛的气势，因而一经释放即以如此狂暴的行动和惊人的速度冲突而出。
看过天上又降到地面。在神仙魔怪的幻想路程之后，我们看到了汉以前和汉代的史诗式景象，即狩猎和战争的场面。
我们认为，汉代围猎图景中对于动物生活所表现的写实性手法，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我们看到在沙畹画册中有一幅最早的图片（Ⅰ，ⅩⅤ，26），即河南登封县开母庙石阙上的一柳系二马，一匹马不耐烦地踏着地，另一匹在旁以后腿直立起来；其线条的精确优美，与霍去病墓前圆雕石马的不幸试作大为悬殊。稍后注65，在少室石阙上可看到在奔驰的两骑士之间，一头鹿正扭回它的长颈，一骑士转身发箭——景象的灵活飞动正与亚述的狩猎图相同，并宣告着伟大的动物雕塑艺术已在远东兴起。另一页上注66，一条龙喷鼻于一公羊头前，那细长、蜿蜒的异兽，似虎而有爬虫般的滑行动作，还有一只狗拉着皮带像箭似地冲向一只逃窜的野兔，都异常精美生动。孝堂山东壁下部的图景也有同样的特色，那里有几条狗跃向一群鹿，可算全部美术史中此题材的最好作品之一——例如，狗咬一母鹿后腿的形象即可证明。注67在武梁祠，写实作风是当时的法则。后排祠堂的第三面石壁，在下边一行上雕有一些猎人逐猎归来，携着口袋，内装一头大野猪和两只虎。死体倒下时的真实自然——尤其野猪的后身和一虎的前爪——以及猎人装载狗的情形，足可与亚述的艺术或塔夸-夷·布斯坦的浮雕媲美。还有农民拉住一猪后腿的一幅，我们还能用什么言语形容呢？这一组石刻的写实性已近于世态画。较远处，一头雄鹿在一只巨大的猛犬前奔逃，猎人正要松开犬的皮带。注68在山东的孝堂山，注69还有些优美的雄鹿和野兔，乃是飞驰与速度的化身；几条灵㹱，或用皮带拉着，或被放开去追逐野兔，都十分精美。陕西李氏墓的浅浮雕作于公元171年，注70也属于这一时代，它已预示着四川浮雕的来临。此处复印的幻想的“黄龙”和端庄的“白鹿”，其完美秀逸在中国艺术中确很少见，且不论下边幽雅的花木。在后世的中国艺术中，甚至在宋、明时代，也很少有比孝堂山一祠堂内的锦鸡、孔雀等更优美的禽鸟作品。注71再有同一石壁上所雕爬上屋顶的猿猴，那奇妙逼真的神态，又有什么文字能表达呢？
还有壮丽的马队和战斗，这里车盖的处理和埃及绘画及某些希腊古瓶上的近似。在孝堂山我们看到一位王者的堂皇的车乘在前进，旁有辉煌的骑兵环护。马匹都十分健壮，有肥大的前胸和后胯，扬首阔步，意气轩昂。各种疾走和奔驰的步伐，都经过仔细的观察，但其方式与塞西亚的艺术全不相类。骑士在马上也乘坐得很好，人兽形成一个真正的整体，有很正确的比例感。
其次为战斗场面，是骑马的弓箭手交锋。一方据说是“胡王”——或是某个胡人领袖的军队。这里可看到中国骑兵正予以击溃。注72这幅图景也并不单调。虽然所有战马都向前飞驰，但每匹马的动作都和其余的显然不同。这边一个胡人中箭坠马了，那边一具无头的尸体倒在地上，他的乘马则逃跑了。在后面，一些跪着的俘虏在战胜的将军旁等待他们的命运，同时有些人头已经插在长矛上了。如果这不是中国在中亚的史诗式故事中的一幕，无论如何也许就是以与匈奴战争为依据的一个神话般的场面。总之这无疑是汉族征服亚洲在艺术上留下的痕迹。在孝堂山的这些石壁上，我们看到在显赫的骑兵队之间有一头骆驼和一头大象，上面都有骑者，显然其一是来自戈壁沙漠，其一是来自印度或印度支那的。注73
武梁祠的马队秀雅不足而雄壮有余。那些马匹——不论是拖车马或鞍马都异常粗矮，颈部如牛，相形之下腿却很细；但都焦躁而愤怒，摇头咬着马衔子。这的确是史诗的图景，有用以描绘班超胜利征服中亚的价值。注74在许多画面中，我们看到骑士和驭者急忙投入作战，姿势和情节千变万化，可予以注意。这些场面虽因地位拥挤，人物变形，但动作的自由奔放，举止的热烈紧张，则是由细密的观察而来。再次，只有希腊古瓶绘画才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与山东浮雕同等的自然天成的风格，而亚述的艺术家们，在处理类似景象时，就因袭守旧得多了。武梁祠两次刻画桥上战斗，那各种冲锋、混战和溃敌的情景，乃是此种史诗式艺术中最富戏剧性的实例之一。注75因此在河南和山东墓石上的这些浮雕，或更恰当地说是刻石画，如果不算绘画，无论如何也足以证明汉代绘画是什么样子了。
但我们还有更好的证明。波士顿博物馆从卢氏得到一些墓砖，出自河南府附近，据费西尔氏（Otto Fischer）鉴定，此上有属于公元第1世纪的真正的汉画。这些绘画虽已部分磨损不清，但仍使我们略可看到此种艺术有异常精悍的线条。在砖的左方，几个人用带牵引着一只虎和一头熊——无疑要在一位贵人前表演斗兽——这是极优美的作品，在各方面都可与孝堂山的最好浮雕媲美。而且，这里还有布局巧妙的完整壁画构图，显示一个宫廷王侯和一些贵人，竞赛就是为他们演出的，若干旁观者蹲在周围，还有些其他动物等。砖右方的题材磨灭更甚，有一群模糊的妇女，但稍远处可看出有“渔人得宝”。凡图像较清晰处，我们都深感其设计之雄伟和表现之生动。注76
此种宝贵发现，证明当时已存在一个完全熟练的画派，并能产生出真正的杰作来。
和山东或河南的浮雕在性质上很不相同的是四川的石雕，塞伽兰氏和映廷根氏的中国西部考古调查团有研究结果发表。因为山东及河南的浮雕，好像只不过是转移到另一媒介物上的绘画，而四川的作品却真是雕塑性的。这些有适当而正确比例的墓柱本身就是建筑雕刻品——例如，在渠县于公元121年为敬奉冯焕所建，在锦州为平阳所建，以及在渠县为沈君所建，等等。沈君阙的精致风雅同西方的古典艺术趣味相合，是一异事。但最主要的是，这些柱阙上的浮雕远非像山东那样临摹绘画，而是一种伟大艺术的直接表现。此外，我们这里也可发现与山东或河南作品同样飞动奔放的风格。在中国艺术中，我不知道有何种形象比右侧柱正面上端严振羽、神采奕奕的朱雀更超逸高雅（图9），比左柱正面送葬骑士更热情奔放，或比左柱横楣内侧的胡人射手更泼辣恣肆。这种艺术，由于深深生根于早期的美术法则，其来源也可追溯久远。在左柱正面上露兽爪而咬物的头像，正是常见的“饕餮”（图10），现在终于以具体的形式出现，不过仍是作为装饰题材处理的；而左、右柱内侧的“青龙”“白虎”，那表面平坦的修长蜿蜒躯体，在欧洲收藏家所熟悉的玉器上也可发现。但这里，与玉器相同，我们又看到标志汉代美学法则之顶点的秀逸清雅，或者为维及尼尔氏所说，甚至更为火炽而富于热情。此种超逸高雅风格乃是汉代淳朴无华和喜为线画式轮廓的产物。但现在已开始舍弃这些特色，因为如维及尼尔氏巧妙地称为“新秦式”已来临，那种动物题材将成为六朝所特有。
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艺术在演进中似乎最接近希腊艺术，这无疑地是由于当时它受到类似的传统习俗的影响。作于公元第4世纪的四川境内包（Pao）氏墓的队列车骑图可以为例证。关于此点，不免使我们联想到，就在这时，希腊罗马的艺术家们（如铁它Tita，即铁达斯Titas）正在罗布泊以南的米兰作壁画，下章对此将论及。似可以说，地处西陲的四川，对于来自戈壁地区的影响最容易接受。但我们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假定有任何希腊-罗马的影响渗入。只要认为这两种文化的美学气氛有某些相似就够了。
汉代陶砖瓦上的朱雀、苍龙、白虎等题材，也与这艺术法则有关。此处复印几件吉美博物馆藏品，及李维拉氏藏品。注76a吉美博物馆的朱雀，虽然缺少沈君阙上那种趾高气扬的神情，但那椭圆瓦面屈曲的龙，却与拉廷格（Lantigue）及色加阑（Segalen）拍摄的青龙那种令人目眩的疾捷形象相去不远，至于吉美博物馆所藏和李维拉氏搜集以及卢氏搜集（图11）的白虎，汉代纯线条法则的运用，在这些直立张吻或露爪耸身、作势扑人的猫科动物的形象上，从未能表现得如此灵活有力。注76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