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原序

假如我不曾有被聘为爱丁堡大学的讲自然宗教的吉福德讲师（Gifford Lecturer）的荣幸，那就始终不会写这本书。因为这样被聘，我必须讲两组演讲，每组十讲；在我寻找这两个讲题之时，我觉得第一组可以是描写的性质，题为“人的宗教胃口”（Man’s Religious Appetite），第二组可以是形而上学的，题为“以哲学满足这种胃口”（Their Satisfaction Through Philosophy）。可是，一到我写心里这方面之时，材料出乎意外地多；因此第二讲题就完全搁起了，现在这二十讲都是描写人们的宗教性格。在第二十讲，我暗示（并是说明）了我个人的哲学的结论；读者要立刻知道它的，应该就翻看那一讲的最后两大段并本书的后记。我希望将来我能够以更明白的方式说明这些结论。

因为我相信博识特例往往比仅有抽象公式（不管多么深远），能使我们更精明，我这些演讲满载着具体的例证，并且这些例证是从宗教性情的比较过甚的表现之中选取出来的。因此，有些读者，在他们没将本书读过半之时，也许会觉得我所描写的是所说这个人的一幅讽刺画像；他们会说，这种到了抽搐地步的信教，不是心理正常的。可是，假如他们有耐性读完这本书，我相信这种不利的印象会消灭的；因为我在卷末将宗教冲动与可以矫正太甚的其他的常识原理联合起来，让各个读者自己下他要怎么温和就怎么温和的结论。

我写这些演讲，应该感谢斯坦福大学的斯塔柏教授（Edwin D．Starbuck of Stanford University），他把他所收集的很丰富的手写材料让给我；又该谢谢东诺司斐的蓝金君（Henry W．Rankin of East Northfield），他是我未尝谋面的，但事实证明他是我的朋友，他给我很宝贵“情报”；又谢谢日内瓦的伏卢挪（Theodore Flournoy），牛津的希勒（Canning Schiller），和我的同事蓝德（Benjamin Rand）诸位给我的史料；又谢谢同事米勒（Dickinsen S．Miller）和朋友们，纽约的瓦德（Thomes Wren Ward）和不久以前在枯拉扣（Cracow）的鲁托斯拉甫斯基（Wincenty Luteslowski）给我重要的提示和忠告。最后，由于与不幸去世的大卫孙（Thomas Davidson）在启因谷上的格伦牟（Glenmore，above Keene Valley）的谈话并利用他的书，我受赐之多不是我所能够宣示的。

哈佛大学，1902年3月。